竺規身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竺規身 |
|
中文名: 竺規身 曾 名: 桂笙 字: 善懷 籍 貫: 浙江奉化 |
竺規身（1883～1978年），曾名桂笙，字善懷，浙江奉化人。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來上海謀生，24歲時接觸基督教，光緒三十四年在慕爾堂受洗。宣統三年（1911年）任該堂傳道員，以後，又自學監理會所規定的課程，民國6年（1917年）升任牧師。民國13年 被監理會派赴哈爾濱布道，民國17年回滬再度擔任慕爾堂牧師。[1]
民國26年，竺規身離開監理會，接收一希臘傳道人留下的教堂康定路榮耀會，改名為中華基督教堂。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基督教的一些小教堂，形成一個鬆散的團體，民國31年定名上海靈工團。民國35年靈工團開會選舉竺規身為終身監督。1952年竺規身在延安中路另建新堂，稱錫安堂，竺任該堂牧師直至1958年退休。1955年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竺規身被選為第一、二屆副主席。
生平經歷
年少艱辛，上海歸主
竺規身於1884年6月29日生於浙江省奉化縣大埠鎮後竺村。其父半農半商，兄弟姊妹五人，二姊二兄，父四十九歲，母四十一歲時生他。他九歲喪母，十一歲喪父。年幼時曾入私塾三年，讀百家姓、三字經以及四書五經。由於他甚喜讀書，深蒙老師厚愛。父親亡故後，分家時他分到一間房子。從十三歲起，為地主放牧耕牛和砍柴謀生，期間自學功課。十七歲起，由親戚介紹往上海何元通字號「正大車行」當學徒，由於他勤勞刻苦，人品又好，被店主的外婆看中，並將自己的女兒李亞許配給他。1907年正月二十日結婚。
在岳父母支持下，婚後他自己開店，經商得道，生意不錯。一日在路旁見一老人售賣福音書。出於好奇他上前詢問，老人簡單地向他傳講一些福音道理。於是他買了一本福音書回去，細讀之下，深受感動便開始到附近的衛理公會慕爾堂（1958年起改稱沐恩堂）聽道，風雨無阻。起初遭到拜佛的岳母和妻子的反對，但後來他們見他生活有很大改變，也就改變了態度。多年後，因竺規身不懈的努力和感召下，她們終於都信主入教。竺規身於1908年6月在衛理公會上海慕爾堂受洗歸主，同年開始教會事奉，甚得教牧及信眾好評。當慕爾堂時任負責史友蘭牧師去世後，在蔡牧師接任前，他和范子美擔負起講道工作，做義務傳道有三年之久。
全職侍奉，東北宣教
上海慕爾堂在蔡牧師到任後，蔡多次勸勉竺全職侍奉。1911年7月1日，蒙召棄商奉獻作全職傳道。不久他參與衛斯理宗在虹口的一次帳篷布道大會，得三百多人信主，引起很大轟動。兩年後他被調往江蘇省太倉縣魯家匯基督教會做主任傳道。竺規身在其個人的生命中與工作中，總感覺缺少些東西，他盼望自己被聖靈充滿。這時有蘇州使徒信心會興起，他就去參加該會的聚會。1915年5月20日晚禱時領受聖靈洗禮。不僅他自己得到復興，也為他所在的教會帶來復興。1917年竺規身被按立為牧師。當時丁立美牧師等人發起國內布道運動，到邊疆地區去宣教，竺規身便投身於宣教運動。1924年4月竺牧師與霍牧師、梅先生，遠赴東北宣教，一同創立了哈爾濱教會。後來霍牧師因休假離哈，梅先生因那邊學校不甚需要，也離哈回滬，只剩竺牧師一人在哈埠傳道，共四年八個月。蒙恩信主者九十六人，外埠旅哈信徒加入本堂者四十餘人，他們都是在鐵路郵政、海關、鹽務、工廠公司等工作，還有記名慕道友約一百餘人。每逢禮拜，座無虛席。後來為購地建堂募集一萬餘元基金，後任張牧師造了禮拜堂。
善牧群羊，創立新堂
竺牧師因其岳母年邁不便出門遠行，又因子女上學不便，於1928年底回上海慕爾堂工作。與俞止齋牧師同工，俞為主任，竺為協理，共同籌建新堂，1930年冬新「慕爾堂」落成。次年「一二八滬戰」發生，虹口與閘北居民都逃難至市中心來，當時還是租界，「慕爾堂」就收容難胞一千餘名，至滬戰結束為止。1931年冬年議會，俞老牧師升任為上海教區長，竺由協理升為主任牧師。同工同道都同心協力，教會發展甚速。
三十年代初，神的忠僕宋尚節博士由福建來上海，竺說服衛理公會高層同工，借岀慕爾堂給宋博士開布道大會。蒙聖靈恩膏，布道會空前成功，此後全國各地請宋博士前去布道的邀請函源源不斷。宋博士南征北戰，他在華東地區的主要譯員就是竺牧師的大女兒竺臨恩。宋博士在回憶錄中，由衷感激大他二十歲的竺規身前輩。
1936年5月，上海康定路基督榮耀會邀請竺前去牧會，該會由美籍希臘裔斐雅各牧師1920年代創立。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斐雅各離滬返美。臨行前，他特別邀請竺規身擔任該會牧師。此後竺接過該會工作，改組後改稱為「中華基督教堂」，請桑安柱牧師負責，竺作義務指導，他此時在福音電台工作。桑牧會三年後應邀赴香港伯特利教會服侍，竺只得辭去福音電台的工作，來擔任「中華基督教堂」的聖工。教會一年興旺一年，可以自養自立。抗戰時期，竺牧師同時在上海福音電台擔任主任三年，在甘氏聖經學校教先知書一年多，在上海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和堅守抗日陣地的四行孤軍中做布道事工，傳揚福音。四十年代中期，竺規身應邀主持上海靈工團。當時靈工團有42間教會，會友7000多人。1946年被選為上海靈工團終身職監督，推動福音工作共十二年之久，成為令人景仰的屬靈領袖。
竺牧師是中國教會走自養自傳道路的先鋒之一。1948年「中華基督教堂」租期已滿，竺發動本堂信徒禱告、奉獻，以圖自建新堂。1950年，購置延安中路1125號周姓基地一塊，計一畝二分。1952年9月，建堂照會領到，11月3日舉行奠基典禮。1953年4月5日新堂落成，第一次舉行聖餐禮拜。新堂堂名「錫安堂」，該堂完全依靠本堂弟兄姊妹禱告奉獻建成。這是1949年以後上海興建的第一座大教堂。1953年4月15日，正式舉行獻堂典禮。到會人數約有一千餘人，眾人喜樂，難以形容，末了全堂高聲三呼哈利路亞。上海基督教錫安堂的創建，是竺牧師事奉人生的里程碑。在竺作為靈工團的監督時，該堂也作為上海靈工團團址。
篤信不移至死忠心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竺牧師被選為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協委員。1954年7月22日，第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於北京召開，竺牧師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並做大會發言。8月，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竺牧師當選為常委。1955年4月，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陳見真當選主席，竺牧師當選為五名副主席之一。1958年8月，竺牧師因超過教會工作年齡，主動提出退休。是年9月第一個禮拜，上海教會合併，舉行聯合禮拜，有五個堂合併在竺牧師創立的錫安堂。竺牧師退休後繼續文字傳道， 為其五女翁竺佩恩所在的巴西聖保羅城華僑基督教會撰寫了20多篇證道講章（後被編為《竺規身牧師證道集》，先後在國外、國內出版，使眾多弟兄姊妹靈命受益）。1963年2月3日，他特別在寓所客廳里舉行「八旬壽辰紀念主恩感恩禮拜」，教導後輩：「別的可失，神的恩典不能失去」。因為家中寫字檯玻璃板下的「洪水降臨之時，耶和華坐着為王」的聖經經文，竺牧師被人蓄意曲解為「別有用心」，又因專為巴西教會寫的這些證道講章而加上莫須有的「裡通外國」罪名，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吃盡了苦頭。
1966年一個深秋的夜晚，刺眼的燈光下，滿頭白髮、八十三歲高齡的竺牧師被掛着「批鬥牌」，赤腳站在一條狹窄的板凳上，被一幫人連續批鬥了幾個小時，輪番折磨之後，緊貼着竺牧師的耳朵大喊：「只要你承認過去幾十年的傳道都是騙人的，我們就放你下來。」老牧師的右耳即時被震聾。這時，已經疲憊不堪的竺牧師拼盡全力，大聲回答：「你們今天就是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會不認耶穌！」在「橫掃一切」的「文革」風暴中，許多牧師、傳道人公開放棄信仰，但時年83歲高齡的竺牧師卻寧死不肯否認基督。眾信徒因此得到極大激勵，對主的信心倍增。竺牧師一直被禁止外出、家中聖經書櫃被貼封條，經受大小批鬥不低頭。在此期間，他天天背誦聖經金句、時常頌唱讚美詩《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還為《啟示錄》金句配上常用讚美詩曲調， 以「可唱可背」，以神的話激勵自己，並激勵其後人「要在讚美詩上多下功夫」、決志聖樂事奉。竺牧師在文革中吃盡苦頭，直到文革過後、在他歸天前一年，才獲平反。
1978年2月，臥病在床的竺老牧師硬是撐起虛弱的身子，坐起身來，用雙手緊緊地、緊緊地握着其後人的手，再三叮囑：「要相信，要相信，無論什麼環境下都要相信耶穌！」兩個禮拜後，2月27日凌晨四時，竺規身牧師在上海離世，榮歸天家。在儘量少通知人的情況下，仍有四百多名教會會友趕來參加追思會，送別這位至死忠心的主僕。翌年1979年，上海教會開始復堂禮拜，從此中國的基督教會走向復興。竺牧師百餘名後輩的足跡今天已達中國各地、歐洲、美洲、拉丁美洲和澳洲的主要國家，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見證所信的獨一全能真神。
竺牧師在世95年，事奉中國教會長達50年。他敬虔度日、聖潔自守、堅守主道、篤信不移。他至死忠心的高風亮節成為主僕的楷模，他的勞苦主必賞賜。正如他愛唱的《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中所說，「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