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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是雷蒙·阿隆在冷戰初期,針對當時法國特別是法國知識界的情況而作的一本法國人反思法蘭西病的著作。在 《 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作者對偏愛走極端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名著。在許多情況下,深刻的思想往往採取片面的姿態,左派的作品是這樣,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時過幾十年之後,我們再來閱讀阿隆的這部著作,仍會為其間的清醒與尖利驚嘆。
" 沒有雷蒙•阿隆，世界將感到更孤單，而且更空虛。——亨利•基辛格
《知識分子的鴉片》是20世紀最有開創性的書之一，是對研究知識分子的「虛妄」這一主題最有價值的貢獻之一。本書出了要讓知識分子們回歸平凡務實的正道，也希望能讓他們免於在智識方面的混亂不清，正是這種混亂不清造成了許多智識上的「怪胎」。——羅傑•金巴爾"
作者簡介
雷蒙·阿隆（1905-1983），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主要著作有：《歷史哲學導論》、《連鎖戰爭》、《工業社會十八講》、《知識分子的鴉片》、《政治研究》、《階級鬥爭》等。
原文摘錄
經過數百年的時間形成的各種社會關係往往會以人性化告終。（懷疑這句翻譯有點問題）不同等級成員之間地位上的不平等，並未排除彼此之間的相互承認。它為各種真實的交流留下了位置。在回顧往事時，人們會歌頌人際關係的美好，讚揚忠誠的美德，並用這種美德去反襯在理論上是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冷淡。……隨着人們在時間上遠離事件，人們就會得意地強調昨日的臣民的幸福與當今的公民的苦難之間的反差。 一旦左派取得了勝利，並輪到它來對顯存社會負責，那麼，成了反對派或反革命派的右派亦能毫不困難地指出，左派代表的不是與權力對立的自由或與特權者對立的人民，而是一種與另一種權力對立的權力，一個與另一個特權階級對立的特權階級。
書評
毫無疑問，這又是一篇拖延了好久的文章。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已經看完了有快一周了。看完阿隆作品的激盪與悔恨，差不多快要消失殆盡了。我的這篇算是讀書筆記的文章，才姍姍來遲。
阿隆我知道的好晚。和比起他鼎鼎大名的同伴對手薩特，阿隆在國內知識界的確有點淹沒無名。各個圖書館裡都毫無疑問收藏者薩特全集，至於對薩特生平思想闡述的作品專著更是不勝枚舉。可阿隆就實在沒那麼幸運了。阿隆的著作很晚才被翻譯成中文，當然還是一部分作品。更加無語的是，阿隆的作品也有着遭遇到了閹割的命運。他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也是這樣的一本。
阿隆是薩特在巴黎高師讀書時的哲學系的同窗好友，在那個時候，阿隆、薩特和尼贊組成了巴黎高師的三個火槍手。（尼贊是個夭折的天才，不幸在二戰戰場上犧牲，他是個如同馬雅可夫斯基那樣的積極熱鬧的共產主義詩人。）阿隆和薩特的人生軌跡似乎有點奇怪的弔詭。學生時代的阿隆是個熱血的左翼青年，好幾次的參與遊行等政治活動。而此時的薩特正在思考人生，創作世界，他此時的夢想是以博學文人的身份成為大作家。
納粹勢力在德國的膨脹，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摧毀，以及隨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進程終究不可避免向前發展了。三個火槍手，最終在此時終於確定了自己的人生軌跡。首先是戰火無情，尼贊於一九四零年倒在了戰場之上。而大學時代不怎麼聞世事，喜歡形而上思考的讓保羅薩特在阿爾薩斯被德軍俘虜。經過了逃獄之災，薩特逃脫了，但他從此改變了，決定介入世界。後來薩特徹底投入革命事業，親近法共，成為二戰後最富盛名的左翼介入知識分子。而阿隆的軌跡則恰恰是相反的兩極。阿隆是作為左派人士一反自己家裡世代從商的慣例，走上文人之途。他憧憬着很快可以進入社會主義，然而納粹的崛起，夢想不可避免的打破了。阿隆決定隱退，用自己精神的力量理解世界。他從此走向自由知識分子的路線。於是，阿隆是第一個與以薩特為首的左翼知識分子決裂的右轉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鴉片》寫作於1955年，它距離阿隆離開左翼陣營，與薩特決裂的日子想的有些久遠了；但距離那場最熱鬧的左翼文化事件五月風暴還為時尚早。不得不說，阿隆是個理智而清晰的思考者，正如他暗淡謹慎乾枯的文筆一樣。阿隆如同一個先知一般，在眾人之前已經感受到了法式介入的危害。他最早看到革命的虛幻與烏托邦的本質，並用哲學的方式加以闡釋與批判。而《知識分子的鴉片》更是將矛頭直接指向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的矯情與偽善。可能並不為中國的廣大讀者所熟知，其實在五月風暴也就是1968年前後，都有着大批的左翼知識分子集體右轉的風潮。等到80年代，世界範圍內的保守主義風潮興起後，基本上左翼知識分子已經消失殆盡了。單單歷史學界為例，只有索布爾和他的弟子馬佐里克旗幟鮮明地作為左翼知識分子始終堅持左翼立場。
《知識分子的鴉片》如果歸納概括起來，就是對知識分子的反思，特別是從德雷福斯事件以後，激進的左翼公共知識分子的反思。在歷史上，法國知識分子就有着介入政治的傳統。法國啟蒙時代的文人諸如伏爾泰、盧梭，就以社交沙龍、文章、著作等諸多形式介入政治世界，構建他們想象中理性世界的理想國。而等到大革命爆發，由於激烈的斷裂所造成的傳統的斷裂，意識形態上的爭奪則直接將文人分成左右的兩極，左邊是崇尚自由平等的共和主義者，右邊則是保衛國王的保皇黨。而這樣的左右是如此的涇渭分明，竟然沒有可以一個模糊的地帶。
在政治上則為動盪不安，在整個19世紀法國一直都在扮演者憲政試驗場的角色。直到普法戰爭中法國慘敗於普魯士，此時的法國終於在戰敗中形成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這個第三共和國是法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共和國，也許戰敗國使得這個共和國有了不少的保守的特徵，但事實上第三共和國是法國歷史上海外擴張最為積極的時期。當然共和國也免不了遭遇幾次致命的危機，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這樣的一次。或許我們撇開歷史事件本身不談，這樣事情卻開啟了法國現代知識分子直接介入政治傳統的開始。後來的法國知識分子大體上繼承了這樣的激進的傳統。自德雷福斯事件以來，法國知識分子向以左傾和激進著稱，加之在二戰結束後的最初三十年，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風光無限，以至於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對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推崇備至的外國知識分子，往往將「法國左翼知識分子」視為「法國知識分子」的同義詞。
在網上甚至誕生了法左一詞，就是有如下特徵：浪漫主義和烏托邦情懷，喜歡介入政治，喜愛文學電影繪畫，比較喜歡先鋒藝術，熱衷於時髦的後現代話語，主張大政府和福利國家，同情弱者，主張文化多元等等。可以對號入座下，如果自己有如下的特徵，這楊都可以歸類為法左行列。這樣從側面，也可以看出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對中文知識界的影響。當然並非有這些特徵就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但是這個至少說明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影響不可小覷。
我們不得不承認也許左翼知識分子有諸多詬病，卻創造力十足，他們的影響範圍波及整個的人文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引用索引》在1989年排出的法國知識分子引用率的情況是（從高到低）：福柯、布迪厄、列維·斯特勞斯、德里達、阿爾都塞、薩特、普朗查斯、圖雷納、拉康、鮑德里亞、布東以及阿隆。這裡面的相當多知識分子都屬於典型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這也很容易說明了為什麼外國知識分子對法國知識分子推崇備至的原因呢。
《知識分子的鴉片》是一部對法國知識界的反思之作，也是對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批評作品。那麼阿隆是從哪裡着手批判的。阿隆很聰明地從戳穿左派的神話——革命崇拜開始的。他先是解構了革命的神話，就是革命就是一種對烏托邦的迷戀，而所有的解放都有新的被奴役的危險的可能性。「革命受惠於反抗的威望，同時被建構的理性主義所激化，被政治上的樂觀主義所鼓涌。 反抗源於不滿，進而被絕望所鼓舞。」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有着一輪又一輪的革命。
G·費雷羅闡述兩種革命：即建設性的革命與破壞性的革命 前者追求的是代議制、社會平等、個人自由與思想自由；後者是對正統原則的崩潰，帶來恐怖、戰爭和專制統治
但是不幸的是，革命往往是破壞性的居多。歷史一再向我們表明了這個事實，我們所能見到經歷革命的國家很少有建設成代議政的現代民主國家，反而革命往往帶來的是恐怖暴行，乃至極權。中國很不幸就是這樣一個經過多次革命的國家。２０世紀的中國，整個民族都染上了一種激進狂熱的情緒，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希望可以一蹴而就，可以畢其功於一役，最終只留下了這個赤化的大地。
又一個百年過去了，經過多次革命的中文世界，終於明白革命的荒誕與虛無。官方文本里拋棄了繼續革命論，開始改革的新話語。而中國近代史書寫最終放棄了階級鬥爭論的歷史敘事，特別是陳旭麓先生在中國近代史書寫上最早開始以現代化敘事代替階級鬥爭的敘事。等到1995年李澤厚先生與劉再復先生的對話錄《告別革命》在香港的出版，徹底宣告了中文世界對革命的拋棄。而改革開放至今，由於經濟的發展，帶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的繁榮，與此同時社會也在劇烈的分層，各種矛盾開始紛紛凸顯，民變也在大地上層出不窮。於是革命的陰影又開始徘徊。
也許跟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的立場不同，中國也有一群類似的積極介入政治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許用另外一個專有名詞「公知」來更合適些。如果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鴉片是對烏托邦的迷戀，對革命的神話的推崇；而國內的公知們，他們更喜歡的則是民族自由平等的現代自由主義話語，甚至已經變成拜民主教的信徒。他們是這樣的一群人，每逢國內有混亂的時候，是他們興奮不已的時刻，然後興高采烈向派對去問罪。他們也是這樣的一群人，為了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就把歷史包裹為膚淺的自由主義的套路，然後以歷史學家的身份到處兜售。他們也是這樣的一群人，認為凡是體制內的人，皆有原罪，他們引用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的理論，在他們看來，如果你選擇體制，就必須承擔體制的風險，去年那種著名的割鼻事件，誕生了一個著名的「願賭服輸」的概念。
也許還需要提另外一群知識分子，就是對我們所處的世界漠不關心，任其毀滅，自我放任的知識分子們。在他們的眼光里，反正世界已經趨於坍塌，補天又太過於任務繁重，那就索性讓他塌下去吧。然後他們就索性用民眾輿論的導向的難以把握的現狀，直接宣告了知識分子不用再為此負責。對於知識分子的影響，的確很容易高估，知識分子們總以為百姓會一呼百應應者雲集。等到發現情況並非如己所思所想，就頹廢懈怠，甚至直接拋棄知識分子的責任。
也許知識分子的影響從來都不小，只是從來其影響力並不像自己預期那樣的發展，而且知識分子的影響始終是漸進的、緩慢的。雷蒙阿隆在自己的書，就提到了凱恩斯主義的接受問題。二戰之前，凱恩斯主義的傳播範圍還僅限於大學課堂和少數國家。在二戰期間，因為知識分子的推崇，所以二戰後凱恩斯主義就在各國政府所採納，成為戰後普遍的經濟指導方針。而歷史上，一個觀念從不被接受，到成為社會共識多數也要歸功於知識分子的努力。那麼可見，知識分子的影響從來不小。
由此另外一個問題就引了出來。既然知識分子有如此的影響，那麼怎麼儘可能帶來好的影響，減少糟糕的影響。可能首先需要謹守知識分子的責任，這的確是個問題。可能對於知識分子，首先就是先做一個謹慎認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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