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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預期學派是個專用術語。

隨着社會制度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中國的漢字也在不斷演化着，從最初的甲骨文漸漸發展到了小篆，後來文化進一步發展後，才出現了」漢字」這種說法。

名詞解釋

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即主張理性預期假說的學派，其在經濟學流派中被認為是新古典派經濟學(Neo Classical Economics)第二代，即，以動態分析及理性預期假說為主要特徵而與第一代分流，被稱為新古典派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

理性預期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它是從貨幣主義學派中分化出來的。

穆斯在《理性預期與價格變動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他假定：人們在進行預測時，總是以自己儘可能收集到的信息作為依據。這一假定被一些青年學者接受並傳播其理論。穆斯的理性預期假說理論在當時曾被用於金融市場動態行為的分析，但從未被作為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前提，所以對一般經濟思想並未產生廣泛影響。直至70年代，經濟學家盧卡斯發表了《預期與貨幣中性》一文，首先將穆斯的理性期假說同貨幣主義模型結合起來分析。之後，盧卡斯又和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家薩金特(Sargent)、華萊士(Wallace)等人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對理性預期假說作了進一步闡發，同時把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模型，並且用於理性預期整個理論體系的分析，以盧卡斯為首的理性預期學派最終形成。

理性預期是相對」適應性預期」而言的，所謂適應性預期就是運用某經濟變量的過去記錄去預測未來，反覆檢驗和修訂，採取錯了再試的方式，使預期逐漸符合客觀的過程。而理性預期與這種適應性預期根本不同，它是指人們預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預期。這種預期之所以稱為」理性的」，因為它是人們參照過去歷史提供的所有知識，對這種知識加以最有效利用，並經過周密的思考之後，才做出的一種預期。正因為如此，這種預期能與有關的經濟理論的預期相一致。

主要代表人物

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Lucas Jr.)

羅伯特·巴羅(Robert J.Barro)

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J.Sargent)

理性預期學派的基本觀點與主要分析方法

理性預期學派的基本觀點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根據過去價格變化的資料，在進入市場之前就對價格做出預期，這樣，他們的決策是有根據的。市場會發生一些偶然情況，成為干擾因素，但可以事先計算它的概率分布，因此可以選出最小風險的方案，以預防不利後果的侵害。例如在確定房租，債券利息，議定工資，規定供給價格時，都可把未來價格波動估計進去，訂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貨膨脹而降低實際收入。因此合理預期起了加速通貨膨脹的作用。同時，由於政府對經濟信息的反應不如公眾那樣靈活及時，所以政府的決策不可能像個人決策那樣靈活，因此政府的任何一項穩定經濟的措施，都會被公眾的合理與其所抵消，成為無效措施，迫使政府放棄實行。因此，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任何措施都是無效的。要保時經濟穩定，就應該聽任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所以，一般認為理性預期學派是比貨幣學派更徹底的經濟自由主義。

穆斯在《理性預期與價格波動理論》一文中，發展了適應性預期理論，首次提出」理性預期」理論。他假定：經濟信息是稀缺的，經濟體系不會浪費，而是充分利用了信息；預期形成方式主要依賴於描述經濟的有關體系構成；公眾的預期對經濟體系運行不產生實質性影響。

在上述假定前提下，穆斯提出其理論要點：

其一，理性預期是使廠商利潤最大化的預期，是人們有效地利用代價昂貴的信息後形成的，因而它是理性的，其結果與客觀的理論預測一致；

其二，理論預期是觀察到的過去經驗的規律性總結，它可以指導人們的經濟行為。由於它與理性預期結果一致，因而理性預期可以構成經濟行為的基礎。

其三，理性預期模型中存在隨機誤差項，表明廠商和經濟學家都不能無所不知地掌握一切信息，因而會對其產出行為發生影響；

其四，最主要之點在於，理性預期模型說明，規則的經濟政策不會對實際經濟行動產生影響。只有當經濟體系受到預料之外的衝擊時，才會使實際產量偏離其正常軌道。顯然，這一結論部分地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穆斯的理性預期模型是理性預期理論的雛型，還存在明顯的缺陷與不足。70年代後，盧卡斯等人循着這一思路，提出了較為完整，系統的理性預期理論。

理性預期學派首先從分析方法入手，批判了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方法，指出其存在的問題，並用自己的心裡預期方法取代或補充了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方法。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得分析前提是不現實的，分析方法是有缺陷的：

第一，充分就業的假定前提並不存在。70年代後，全世界都產生了資源短缺和能源緊張的問題。資源的有限性和供給不是已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在這種情形下，資源閒置已不復存在，從而供給已經出現結構性變化，即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供給已無彈性，生產已達到潛在的水平，就業已達到自然就業水平，故總供給已達到最大限度。

第二，量分析方法過於一般化，沒有考慮微觀因素，凱恩斯主義的總量分析側重於政府干預對國民經濟總體的影響，沒有考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公眾對經濟政策的反應。因而，依據這種分析方法制定的經濟政策也就不一定正確，並不能發生應有的效力。為此，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要用微觀分析補充一般宏觀分析的不足，並建立一種微觀和宏觀相結合的分析方法。

第三，用總量分析方法所建立的宏觀經濟模型沒有考慮」個人決策」的作用，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個人決策的作用是與人們對經濟形勢的預期有關。因此，個人決策對經濟活動的變化有決定的影響作用；而個人決策依賴於人們的理性預期，所以，公眾的理性預期是影響客觀經濟變化的一個主要因素。理性預期就是要利用這種公眾的理性的心理預期方法，來考慮產量，就業量與價格總水平的決定及變動。

理性預期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理性的心理預期方法，具體反映在理性預期理論的分析前提中，即理性預期的三個基本」假說」：自然率假說，理性預期假說和貨幣中性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