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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德華·富爾頓·丹尼森 | |
|---|---|
| 原文名 | Edward Fulton denison |
| 出生 |
1915年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 |
| 國籍 | 美國 |
| 職業 | 經濟學家 |
個人簡介
愛德華·富爾頓·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1915—):增長核算或增長原因分析之父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稱 | 愛德華·富爾頓·丹尼森 | 國籍 | 美國 |
| 外文名 | Edward Fulton denison | 出生地 |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 |
| 職 業 | 經濟學家 | 出生日期 | 1915年 |
| 別 名 | 增長核算或增長原因分析之父 | 畢業院校 | 布朗大學 |
目錄
1 個人簡介
2 學術貢獻
3 個人著作
個人簡介
愛德華·富爾頓·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1915—):增長核算或增長原因分析之父，愛德華·富爾頓·丹尼森，經濟學博士。曾在美國布朗大學、加州大學布克萊校區、商業部經濟處及經濟發展委員會任職。擔任過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和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司副司長。他從60年代初開始根據美國的歷史統計資料進行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和估計，以期從中尋找經濟增長的因素並度量它們所引起作用的大小，以此作為美國加速經濟增長的參考。
丹尼森被稱為增長核算或增長原因分析之「父」。1936年獲奧伯林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1938年獲布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41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41-1962年任美國商業經濟局副處長，其中在1956-1962年間還兼任經濟發展研究委員會副主任。1962-1978年為布魯金斯學會研究所經濟研究室高級研究人員，其後擔任過美經濟學會副會長。
學術貢獻
丹尼森的主要理論都體現在《美國經濟增長因素和我們面臨的選擇》(The Soa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res & the Alternatires Before us,1962年)，該論著譯成中文約5萬多字，80頁。
該書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美國經濟增長因素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計量，明顯看出正規教育年限增加對英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丹尼森分析的經濟增長因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1．其中屬於生產要素投入量方面的有兩項：(1)勞動在數量上的增長和質量上的提高。丹尼森把勞動的質量劃分為3個方面：一是由於正常勞動時間的縮短而引起的勞動質量的變化；二是成年男工由於正常教育年限的增長而引起的勞動質量的變化；三是由於年齡、性別構成的變化和相對於男工說來，女工勞動價值的變化而引起的平均的勞動質量的變化。(2)資本(包括土地)在數量上的增加。丹尼森認為美國土地的數量是不變的。他把能夠再生產的資本(簡稱資本)投入分為五類，即：企業建築和設備、非農業的住宅建築、存貸、美國居民在國外的資產、外國人在美國的資產。
2．屬於生產要素單位投入量的有三頂：(1)資源配置的改善。主要是指兩種人力資源的改善。第一，配置到農業上的過多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山去，第二，非農業性的獨立經營者和那些本小利微的小企業小參加勞動但不取報酬的業主家屬，從該企業中轉到大企業，充任工資勞動者。(2)規模的節約。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經常涉及到的隨着生產規模的擴大，報酬是遞增呢？不變呢？還是遞減呢？(3)知識進展和它在生產上的作用。丹尼森認為，知識進展能使同樣的生產要素投入量的產品只需更少的投入暈。促進經濟增長的新技術的採用，只是在知識有所進展時，才有可能實現。
以後，丹尼森在經濟增長因素分析中，合併了個別次要因素，在1974年增加了「不規則因素」一項，內含：農業氣候、勞動糾紛需求強度等子項，但影響程度不大，只是使分析更為細緻。
丹尼森在他的《美國經濟增長因素和我們面臨的選擇》一書中，具體估計了各種增長因素的重要性。通過估計把1909—1929年，1929—1957年間美國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分解並分配到各個增長因素上去，來比較在這段時期內，各個增長因素在美國經濟增長中相對地位的變化(表略)，並對1960—198。年教育年限增長作了預測。
從1929—1957年的數字來看，整個增長率2.93%中，68%歸因於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質的改進，其餘的32%是由於生產要素單位投入量的增長。
在生產要素總投入量占增長的百分比從1909—1929年的80%降為1929—1957年的 68%的情況下，增加就業和工時占增長的百分比也相應從占39%降為27%。與此相反，教育年限增加這個因素所占增長的百分比，卻從1909—1929年的12%上升到]929—1975年的23%，幾乎占國民總收入全部增長率的1/4。丹尼森指出教育方面的變化是巨大的。1948年美國工商界雇用的人員 44%以上只受過8年或少於8年的教育。1969年這個百分比降到22%，降低了一半；另一方面，受過4年或4年以上大學教育的人增加了一倍，由原來的 5.7%增加到11.97%，至少念完高中的人由35%增到60%。由此，丹尼森認為，投資於「具體」資本的重要性減少了，而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或者說投資於接受更好教育的勞動力，相對說來變得更重要了。從略去的表中可見，美國勞動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僅指受正規教育年限增加)，對1929—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3%。
(二)丹尼森還對知識進展和應用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及其中教育的作用做了估算
丹尼森所講的經濟增長因素中，有一個重要因素，叫做「知識進展和應用」、包括「知識進展」和 「知識應用的遲延時間縮短」，它屬於生產要素單位投入量中的項目。丹尼森認為，這種知識的進展，應歸功於社會生產上的重要知識的增加。人類知識量的擴大和學校傳授越來越多和更好的信息以及受到較好教育的積極作用而提高了知識的質量的影響，都陂看作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知識進展」因素的一部分。
1．知識進展的範圍。丹尼森認為，有關生產的知識完全是綜合性的。他認為，知識的進展包括技術知識、管理知識的進展和由於採用新的知識而產生的結構和設備的更有效的設計，還包括對國內的和國外的有組織的研究、個別研究人員和發明家、或者從簡單的觀察和經驗中得來的知識。
丹尼森所謂的技術知識是，關於物品的具體性質和如何具體地製造、組合以及使用它們的知識。所謂管理知識，丹尼森指的是廣義的管理技術和有關企業組織的知識。丹尼森認為，任何一個地方的科學發現、科學理論或者有關新產品、新物資、新技術和新經驗的知識進展，會很快擴散。因此，來源於外地和國外的知識進展對經濟增長也是很重要的。
2．知識從熟知到應用的遲延時間。丹尼森通過估算得出，美國工廠廠房和設備的平均使用年限由 1925年的15.8年增加到18.2年，延長了2.4年。這就是說資本存量使用時間的延長，增加了知識進展到其實際應用之間的平均延遲時間，也就是減慢了1929—1957年的增長率。據估計，減慢了增長率0.02%，但考慮到這些年中，替換舊的資本財物必然會把新知識結合到生產過程中去，考慮到技術情報的更好傳播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據他估計，由於這些因素縮短了「延遲時間」，從而提高了增長率0.03%。總起來說，這些消長因素合在一起，提高了增長率 0.01%。他的結論是，知識進展到其實際應用之間的「延遲時間」的任何變化，對於1929—1957年的增長率的影響都是輕微的。
3．用餘數分析法對知識進展作用量的估計。知識的進展雖然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有着重要關係，但丹尼森說他無法直接估算知識進展的貢獻。據他說，由於按照目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的統計方法，無法反映生產新的或更好的最終產品的質量上的改進，因此，根據國民收入的增加而計算出來的生產率的增長，不能反映研製新產品等方面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的進展對於一個國家改善生活水平和滿足國防等公共需要方面所作的貢獻。丹尼森是把知識進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為「剩餘」估算出來的。所謂「剩餘」，也叫餘數，是指國民經濟中得不到明確解釋的增長部分，即從經濟增長率中減去所有可指出的增長因素作用後剩下的餘數，如1929—1957年的經濟增長率為2.93%，其中資本變動因素的作用為0.43%；勞動力因素變化的作用(調整後)為1.57%；在單位投入一產出比例變化所致的部分中，企業規模、投資方面的因素的影響作用為0.34%，最後就剩下了 0.59%這個不知因何因素作用而來的餘數。丹尼森把這個餘數歸於知識的進展和應用的影響。
4．丹尼森對教育的經濟貢獻的估算。丹尼森所採用的餘數分析，儘管能使剩餘的部分事出有因，得以解釋，但是，知識進展和應用，與教育密切相關，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結果。由此而對經濟增長作出的貢獻。可以被認為是教育的間接效益。這就是說，他在再次遇到無法解釋的困難之時，實質上還是求助於教育的作用方面——這一次是從教育的間接作用方面——來作說明。
如果仍按丹尼森的假定，認為這0.59%中也有3/5是來自教育的影響，那麼全部來源於教育水平提高作用的經濟效益將約為0.67%+0.59%×3/5=1.02%，也可以說，全部教育水平提高這個因素的作用，在全部國民收入年增長率2.93%中的比例為1.02%÷2.93%：35%，從這個比例數值中可見，教育的經濟貢獻是很大的。
個人著作
《美國經濟增長》，載(美)《商業雜誌》(1962年)；
《餘額要素與經濟增長》，巴黎 (1962年)；
《美國經濟增長因素和我們面臨的選擇》、紐約(1962年)；
《為什麼經濟增長率不同》，華盛頓(1967年)；
《美國經濟增長核算， 1929—1967年》、華盛頓(1974年)；
《經濟增長減慢的核算：美國在70年代》(1979年)等。
其中於1962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增長因素和我們面臨的選擇》一書，以對經濟增長因素務求詳盡的分析而著稱於世。該著作中有關教育年限和知識進展等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和計量，對於我們認識智力投資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巨大作用，具有較高的借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