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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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當戰爭成為記憶以後，記憶也成為了戰爭——
將目光投向被刻意遮掩的過去，審視日本的歷史問題與戰爭責任，
探索重塑戰爭記憶的過程中，國家、媒體和個人都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直面當代日本人的困境、社會的斷裂，以及形塑戰後社會的戰敗陰影。
1945年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向日本全國廣播了《終戰詔書》，同意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結束。七十餘年後，戰敗文化成了日本集體生活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然而，對於誰該為戰爭負責和誰有罪，日本社會內部出現了曠日持久的分裂，裂縫之下的是兩個根本性的問題 ：為什麼要打一場打不贏的戰爭？為什麼要為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殺戮和犧牲？
在本書中，橋本明子探究了三種互相牴觸的戰爭記憶：「受害者」「施害者」和「英雄記憶」。這種分歧形塑了戰後一代人對歷史和自身的理解，並影響至今。橋本明子藉助民族志、訪談和影像分析，以豐富的史料和嚴謹的分析，再現了日本戰敗創傷記憶的建構過程：政府、傳媒、國家在其中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個體沉默、後代沉默、媒體沉默的背後又有什麼樣的因由？民族主義、和平主義、和解主義，哪條才是面對這段黑暗歷史的正確通路？不論個人還是國家，唯有誠實地回答這些問題，汲取其中的歷史經驗，才能超越分歧與創傷，免於重蹈覆轍。
★ 深刻理解戰後日本歷史問題的關鍵所在，了解日本政府如何搪塞戰爭責任，普通民眾如何迴避戰爭責任。
戰爭結束後，面對難以彌合的文化創傷，日本社會內部出現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戰爭記憶，分別視日本為這場戰爭的犧牲者、受害者和施害者，據此延伸出三種處理歷史問題的方式：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釐清戰爭記憶的來龍去脈，深究其社會和政治根源，方能理解戰後日本為何在三個選項中游移不定，始終未能正視其戰爭責任和歷史問題。
★ 紀念活動、影視作品、報刊漫畫，誰在形塑日本的戰爭歷史？
作者以一手資料探查日本戰爭歷史的形塑過程：力圖重建國家尊嚴的官方紀念活動和政治表演；採用紀錄片、讀者來信、社論等形式，重啟戰爭責任核查，以期日本能承擔戰爭責任的報刊媒體；強調個人和家族在戰爭中的悲慘遭遇，以受害者身份呼籲和平主義的動畫電影……戰爭記憶不是鐵板一塊，是國家、個體、媒體等在歷史話語權微妙博弈的結果。
★ 當基礎教育服務於政治訴求，教科書何以成為戰爭記憶的新戰場？
作者深入分析了5家出版社的15本歷史和公民學高中教材，探索主流日本教材以何種立場和視角解讀戰爭歷史：是有意識選擇的侵略之戰？還是因政治經濟壓力、不得已為之的必要之戰？用詞和敘事框架的不同選擇，暗含着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判斷。
★ 著名學者沙青青導讀，孫歌、小熊英二、伊恩·布魯瑪誠摯推薦。
名人推薦
如果你想知道日本人對戰爭歷史的看法，這是本必讀之作。日本的戰爭記憶並非只有一種：講述英雄的「美麗之國」的記憶，講述被害者的「悲劇之國」的記憶，講述加害者的「可憎之國」的記憶交織在一起。讀者能在本書中發現歷史認識問題的必要史實和理論。此外，也能學到如何正確地批評生我養我的祖國的過錯，追求普遍性的道德的知識分子的做法吧。
——小熊英二
橋本明子運用自己的聰敏、鮮明的個人風格和徹底的誠實，寫了一個讀之令人心酸的話題。這是一個如此罕見的組合，每個對歷史感興趣的人都應該注意到這一點。
——伊恩·布魯瑪
本書以新的研究方式討論了一個老問題：分裂的三種戰爭記憶形態，以及由此而來的重建統一道德的困境。這個二戰結束之後困擾了幾代日本人的老問題，曾經在日本思想界內部和日本社會引起過多次爭論。本書並沒有給這個老問題增添新內容，但卻令人信服地告訴我們，這個老問題並沒有解決，因而並沒有過時；世代更迭，它仍然還在，並催生着後續效應。
作者的國際化生活背景，以英文讀者為對象的寫作動機，使本書使用了淺嘗輒止的「外部視角」。與日本社會的距離感使作者避免陷入其內部的思想衝突，但也妨礙了本書的思想深度。對希望了解日本戰爭記憶的中文讀者來說，本書或許是很合適的入門書，期待它可以引發關於和解的進一步追問與思考。
——孫歌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不再是一種生活經歷。但在今天的東亞，戰爭記憶的政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橋本明子以一種比較的視角，對日本人在戰後十幾年間處理創傷記憶的方式進行了深入而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安德魯·戈登，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
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層面，《漫長的戰敗》都可堪稱是一項重要的成就。這場長期的失敗暴露了日本在身份認知上令人震驚的裂痕，這些裂痕將在未來幾十年影響全球政治。
——傑弗里·C.亞歷山大，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
在橋本的文化分析之中，她更多的將着眼點放在微觀層面的家庭，以及集體記憶在非西方國家形成的方式與目前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的不同之處。這是一本寫得很好的書，文筆流暢觀點犀利。
——馬克·A.沃爾夫格拉姆，哥倫比亞大學人權研究所教授
《漫長的戰敗》為zui近興起的關於「集體記憶」討論提供了一份寶貴的貢獻。不過，在這本書里，橋本卻深刻地質疑了這一概念的價值，反而認為對於戰爭創傷，人們有着相互競爭，不一致的記憶，這對於理解當代日本尤為重要。
——《美國社會學雜誌》
橋本把我們的目光吸引到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妥協主義的交織敘述當中，以此激勵長期籠罩在戰敗陰影之下的民族和政治認同。
——《日本時代》
在這本及時、讀之令人心酸、語言簡潔流暢的書中，橋本審視了日本自戰後就一直存在的「歷史問題」。通過針對大量的初級材料進行研究：電影、電視，報紙、紀錄片、小說、訪談、口述歷史，教科書……她的結論是，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對這場戰爭，日本從沒有過一致或統一的敘述。總結：這是一本必讀書。
——CHOICE
作者簡介
橋本明子，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學士，耶魯大學社會學博士，曾在匹茲堡大學任教三十餘年，目前任波特蘭州立大學東亞研究與社會學院訪問教授、耶魯大學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文化與權力、全球與比較社會學、文化創傷與和國家認同，另著有《世代相傳的禮物：日本人與美國人對衰老和社會契約的看法》《想象中的家庭，生活中的家庭：當代日本的文化和親屬關係》《家庭對老年人的支持：一個國際經驗》等書。
◎ 譯者簡介
李鵬程，1983年生於山西，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曾做過報社記者、雜誌編輯，現為圖書編輯，業餘時間從事翻譯。已出版的翻譯作品有《4321》《世界簡史》《風雨橫渡》《每當我找到生命的意義，它就又變了》等。
原文摘錄
因此，學生們在這裡學到了一個讓人不寒而慄的道德教訓，那就是當事態變得嚴重時，國家會拋棄自己的人民。國家和人民之間的信任被打破這條信息，是最強有力的歷史教訓之一，戰後的日本對和平的認同，其基礎正在於此：只要日本是和平的，那麼國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輪盤賭。這種嵌在受害者敘事中的深層次焦慮，是持續將日本的戰爭記憶轉變為文化創傷的一部分推動力。 與此同時，在一項比較調查中，當被問及他們是否對自己「持有積極的態度」時，日本人的自尊心在53個國家中敬陪末座。不難想象，面對痛苦的過去，一些渴望修復戰敗遺產並從中恢復過來的人將其內化後，產生了負面的國家記憶，而這類總體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正來源於此。
書評
「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有關重大歷史事件的集體記憶如何生成和構建向來是備受學界關注的熱點議題。日裔美籍社會學者橋本明子2015年出版的《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便是又一本分析日本戰後集體記憶的傑作，該書於今年7月在中國大陸問世。
橋本遊歷廣泛，曾在日本、德國、英國和美國等多地學習生活。她於1984年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在匹茲堡大學任教達25年，目前任波特蘭州立大學東亞研究與社會學院訪問教授和耶魯大學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橋本在其職業生涯中始終致力於探索人們定義其文化和記憶的不同方式。《漫長的戰敗》也非例外。在該書中，她綜合運用訪談、教科書和影像分析等研究方法，檢視日本戰敗後創傷記憶的形態，並探究其成因和影響。
橋本指出，日本戰後文化記憶錯綜複雜，並未形成一種統攝社會共識的「元敘事」，而是至少存在三種「相互牴觸的創傷敘事分類在爭奪道德優越性」。
第一種敘事致力於講述「陣亡的國家英雄的故事」，歌頌戰死者的勇氣和忠誠，為國家和普通民眾的犧牲而辯護。由陣亡日軍遺屬組建的日本遺族會是生產和宣傳這種敘事的代表勢力。該組織認為，將「大東亞戰爭」定義為「侵略戰爭」是一種「歪曲的歷史觀」，如不加以糾正，「日本人無法獲得真正的重生」。日本遺族會的主要活動還包括敦促日本政要以政府代表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對戰亡者進行弔唁，以表彰和告慰殉國者。總之，這種敘事「旨在培養國家歸屬的自豪感，同時又把注意力從國家在挑起戰爭和輸掉戰爭方面的罪責上轉移開來。」
第二種敘事提倡「對失敗戰爭中的悲慘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認同」，突出日本，尤其是廣島和長崎在二戰中受到的非人道及毀滅性打擊。這一敘事同樣具有「轉移焦點」的功能，即，將在亞洲的戰爭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難轉移到日本戰亡者及其遺屬和後代身上。
第三種敘事則強調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剝削這類犯罪行為」，因其承認日軍的施害者角色而較為亞洲鄰國所接受。這種敘事的倡導者堅持追究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他們「堅信曝光和面對本國同胞的可怕過去，在本質上對於個人和社會有着重要意義」。
上述三種敘事的內容較少交叉重疊，充滿分歧和對立，構建出一幅「眾聲喧譁」的複雜敘事圖景。如今，第二種敘事在日本社會占據了主流地位，常見於家族歷代傳承的歷史、小說和影視劇等大眾文化產品，以及學校課堂上。這一敘事塑造了現代日本人的祖父輩被迫為國獻身的受害者形象，藉此抵消他們的施害者身份，使得追憶和悼念的焦點集中於本國民眾，從而將亞洲的遇難者排除在懺悔和祭奠的對象之外。
那麼，為何受害者敘事能夠在三種戰後創傷敘事中脫穎而出，獲得支配地位呢？主要有以下三種解釋。
第一，橋本指出，日本社會的二戰記憶通常只涉及戰爭的後半段，也就是「日本的損失日漸加劇，失敗即將來臨的那幾年」，但日本發動戰爭、四處肆虐的階段卻在相關記憶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逐漸失落了。正如荷蘭歷史學者伊恩·布魯瑪在《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中所指出的：「日本人就算要討論戰爭，通常也是指和美國的戰爭。……德國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記納粹和屠猶歷史；反觀日本青年，他們想到的只有廣島和長崎——興許還有南京，不過僅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學校老師和新聞記者的開導之後。」日本國際政治學者波多野澄雄在《國家與歷史：戰後日本的歷史問題》中也提出了同樣的見解：「日本人所理解的戰敗，是在太平洋戰場上對美軍的慘敗，而不是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敗給中國的意識如此淡薄，意味着日本對過去戰爭的反省和總結，只是一味地被局限在美國的戰爭觀與正義論中。」換言之，中日戰爭的記憶幾乎全然被太平洋戰爭的慘痛記憶所置換，日本戰後世代原封不動地繼承了祖父輩對這場戰役的自憐和悲悼情緒。
第二，誠如中國社會學家景軍在《神堂記憶》中所言：「要使過去為現在服務，需要不斷地使用文化的創造，將神聖的傳說、歷史的變形和想象的現實綜合起來，把它們轉變為集體信仰。但沒有什麼傳統會一夜之間被創造出來，被創造的傳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的習俗和已有的社會實踐。……任何一種傳統只有當它被整合進民眾關於過去的信仰的時候，它才有廣泛的吸引力和權威。」受害者敘事恰好契合了「日本傳統的慰靈思想」：「年輕的男性在未婚、未留子嗣的情況下，背井離鄉，死於非命，靈魂就會作祟」（日本歷史學家加藤陽子語），甚至他們的埋骨之地都不為人知，為日本戰時國民的苦難賦予了深重的悲劇色彩。
第三，誓言放棄戰爭的「和平憲法」的出台是戰後日本與戰前日本「斷絕關係」的重要象徵，而受害者敘事恰恰為和平主義提供了強大的支撐。戰時一代的浴血奮戰換來今日和平繁榮的敘事在家族記憶和學校課程中得到反覆渲染；廣島和長崎的核爆受害者常被塑造成為奠定和平基石而付出生命代價的犧牲者，更為受害者敘事鍍上不容質疑和褻瀆的金身。戰後和平主義亦成為政府搪塞戰爭責任的絕佳藉口。1955年6月，時任法務大臣的花村四郎被追問日本的戰爭責任時答道：「與其苦苦追究戰爭責任究竟落在何人肩上，不如放棄戰爭，不再重蹈戰爭，更讓人期待，更有必要。」這套說辭至今仍然頗為流行，而戰爭真相卻在早已被神聖化的和平主義言說面前相形見絀了。
綜上所述，受害者敘事規避了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為當代日本人提供了迴避事實陰暗面、沉溺於悲情主義與和平主義光環的強大藉口。這種認識也使得日本政府長久以來都難以真誠地向戰爭受害者道歉，因此無法得到中韓等國民眾的原諒，戰爭的負面影響遲遲無法消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深深紮根於日本社會的受害者敘事還有另一層涵義，即，既然這場戰爭是政府和軍隊逆民意而發動，既然無數愛好和平的無辜父輩都因此淪為犧牲者，那麼政府對這場災難其實是要負全責的。因此，橋本指出，受害者敘事引發了「對國家權力的潛在擔憂」，同時，這種對政府無限權威及其軍事力量的厭惡自然而然地「引申為對那種同服從國家權威有關的愛國主義的警惕和懷疑」。如今，日本年輕人的國家自豪感和政府信任感遠比美、德、中、韓等國的年輕人為低，這種對愛國和忠於政府的不信任感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代際記憶中」。「一個需要人民為它去死的國家，就讓它滅亡好了」應已成為日本年輕人的共識。他們不會再像父輩那樣輕易被政府權威所蒙蔽，為一場敗局已定的戰爭奉獻熱血和生命。
只要保持對政府的懷疑，「那麼國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輪盤賭」。這大概稱得上受害者敘事的正面意義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