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陵江殘夢的美學意義(曾令琪)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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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陵江殘夢的美學意義》是中國當代作家曾令琪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淺談.陵江殘夢的美學意義
《陵江殘夢》是黨的十八大以後，近年四川作家反映當下社會現實生活的一部佳作。作者出自基層，對農村的社會生活、基層的政治生態，都非常熟悉，所以，寫起來得心應手。作者傾力刻畫的是顧新民這個主人公。可以說，顧新民這個科級幹部，在小說中是有血有肉、比較豐滿的，對這個人物的塑造，應該是較為成功的。通過這部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作家的社會良知，作家的社會責任擔當，作家對當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態的密切關注。
不過，有的老師將《陵江殘夢》定位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恕我直言，我對此不大讚同。個人覺得，《陵江殘夢》對現實的反映，存在着幾多幾少的問題：一是描寫的人物多，中心人物突出得少；二是故事的枝葉多，貫串始終的事件表現得少；三是插科打諢的段子多，觸及讀者靈魂的少。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對此不想予以展開細說。這裡我想說一說，《陵江殘夢》的幾點美學意義。
一、小人物的群像塑造
《陵江殘夢》這部小說，寫了很多小人物，構成了小人物的群像。尤青蓮、竇德釗、竇紅梅、竇衛民……對這些人物，作者可說觀察細緻，描摹準確。對馮憲傑、馮光虎、馮文杰這所謂「馮氏三傑」的敘述，特別是對馮憲傑「捐款」兩萬元事件的敘述，作者可謂一石三鳥，將時任鄉黨委書記的顧新民那種農村基層領導的官場機智、處世圓滑表現得淋漓盡致；對三兄弟的改造、對積極推進農村基層抗洪救災，也藉此予以客觀的描述。
這個世界是紛繁複雜的，每個人的經歷也是複雜而曲折的。作者以飽含同情的筆觸，描寫了一批在基層默默從事「親民」工作的幹部，描寫了幾個被侮辱、被損害的農村女性。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藝術形式，文學當然會把這些問題作為自己研究和描寫的最重要的素材。
一個有社會責任擔當的作家，對社會急劇變化的情況，決不能視而不見，一定會在作品中予以反映。正如莫言所說：「我們要用我們的文學作品告訴那些暴發戶們、投機者們、掠奪者們、騙子們、小丑們、貪官們、污吏們，大家都在一條船上，如果船沉了，無論你身穿名牌、遍體珠寶，還是衣衫襤褸不名一文，結局都是一樣的。」
作者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作者對民生問題的憂慮，通過仔細閱讀《陵江殘夢》這部作品，我們都能深深地體會。
二、對民風民俗的描寫
我在南充度過了我少年、青年時期最美好的四年，川東北的一切美好，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所以，作者對四川方言的運用，作者對川東北民風民俗的描摹，我在閱讀《陵江殘夢》的時候，尤其感到親切。
關於方言在小說中的運用，有的所謂專家嗤之以鼻，認為不值一哂。我個人覺得，應該予以具體的分析。一部《紅樓夢》，一部《金瓶梅》，裡面的方言少嗎？如馮夢龍編的《山歌》，幾乎全系吳方言寫成；老舍先生的作品，京味方言運用純熟。我們四川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李劼人先生的長篇小說《死水微瀾》，四川方言話劇《抓壯丁》，更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四川方言的代表作。
因此，我的觀點是，一切的形式，都是為內容服務的。什麼樣的內容，需要怎樣的合適的形式來予以表達和表現，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我們的創作者。用一種方言成分很重的形式來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至少，是一種應予肯定的積極探索。
關於川東北的民風民俗的描寫，在竇李氏摔死後的喪事的處理上，作者用了較大的篇幅，予以細緻入微的描繪。這樣的描繪，增加了小說的「通俗」含量，強化了川東北的地域色彩，與四川方言的敘述語言是相融的，也符合小說創作的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典型環境的要求。中國自然村落正迅速消失，中國傳統的鄉紳文化正走向沒落。《陵江殘夢》對川東北民風民俗的「立此存照」，但願能對某些傳統文化的復興，起到一點作用。至於行文之中，篇幅是否需要那麼多，作者可以再考慮。但這種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三、對基層工作的描述
《陵江殘夢》中的顧新民，既是線索人物，也是「男一號」般的主人公，是作者傾力塑造的人物。
這個人物的性格上，有為人的圓滑，為官的機智，處世的原則。他善講「葷段子」，善於總結「四言八句」；他果斷有謀，富有開拓精神。作為男人，顧新民從心底嚮往一場不期而至的艷遇；但黨對他的多年培養，他自己的為人原則，讓他始終在道德與法的規範內行走。踏實，服從，勤懇，進取，可以說，顧新民這個人物，是當代農村基層幹部的一個代表。
小說對農村基層黨建、計劃生育、社會治安、留守現象、黑惡稱霸……都有所展現；對農村基層工作開展的艱辛，對基層幹部的不易，也予以了大量的展示。
認真閱讀這部作品，無論是顧新民這樣的正面人物，還是曾經風光一時、現在「出事」雙規的黎輝、金靈之流，作者的正面刻畫與側面描寫，都是客觀的、真實的、可信的。從小說的豐富內容看，作品對群教運動的成果、對解決「四風」問題是有較為深入、細緻、全面的反映的。
四、作家的傾向性問題
文藝學理論告訴我們，文學是作家對社會生活能動反映的產物。因此，它必然體現作家的立場觀點和對社會生活是非愛憎的態度，體現他的意志願望和理想追求，因而便形成了文學的傾向性。
這一方面，個人覺得在《陵江殘夢》這個作品中表現得不充分。
要知道，文學的傾向性是文學社會本質的一種表現，從古代希臘的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一直到但丁、塞萬提斯、席勒等，都是有強烈傾向性的作家，他們的作品也都有鮮明的傾向性。概括地說，作家在其作品中，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肯定什麼，否定什麼，這就是文學的傾向性。文學的傾向性有着複雜的表現，作家的政治傾向、道德傾向、情感傾向、意志傾向在其作品中往往揉合在一起，而政治傾向是其核心，集中體現着作家的思想傾向，並以此影響着人們的思想觀點。魯迅先生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自然，做起小說，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裡所說的「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就是他的主見，表現出他強烈的政治傾向性。
《陵江殘夢》中，對幾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的描寫，既顯得「露」了一點，也讓人感到作者的態度「隱」了一些，有一點背離現實主義、趨近於自然主義的傾向。對一些涉及官場、政界的描寫，作者幾乎還停留在客觀、冷靜的描述之中。以上這兩種情況，幾乎掀不起讀者閱讀的高潮。這方面，建議作者將來再版時，多學習、借鑑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讓《陵江殘夢》再上一個境界。
總而言之，《陵江殘夢》是一部直擊社會現實、直擊當下生活、直擊小人物命運的川味長篇小說佳作。作者的創作態度、創作方向、創作成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希望各級黨政和讀者對《陵江殘夢》的作者和作品，予以足夠的重視。[1]
作者簡介
曾令琪，四川成都人，中國辭賦家聯合會理事，中國散文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