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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內義雄 是文學博士，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的早期實證論代表，國立東北大學名譽教授，東方學會會員，日本學士院會員，名古屋大學教授。
武內義雄
（1886-1966 ）號述庵，出生於日本三重縣。1919年留學中國。1923年起在東北帝國大學擔任法學文學部教授，翌年任該校圖書館館長，1948年任該校名譽教授。後為日本天皇講授中國哲學史。是文學博士，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的早期實證論代表，國立東北大學名譽教授，東方學會會員，日本學士院會員，名古屋大學教授。武內義雄被譽為是日本學界最早用思想史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經學的思想史家。主要著作有《老子原始》、《老子的研究》、《老子與莊子》、《論語的研究》、《中國思想史》等。有《武內義雄全集》十卷存世，角川書店1978–1979年出版。
武內義雄 - 大事年表
1886年，出生於日本三重縣。
1910年，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畢業。
1919年，留學中國。
1923年，在東北帝國大學擔任法學文學部教授。
1924年，任該校圖書館館長。
1948年，任該校名譽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日本天皇講授中國哲學史。
1942年至1944年主編《東洋思想叢書》第三十八種《顧炎武》。
1957年，任日本學士院會員。
1959年，任名古屋大學中國哲學講師。
1957年，從東北大學退休，獲名譽教授之稱。同年任日本學士院會員。
1959年，任名古屋大學中國哲學講師。
1966年，去世。
武內義雄 - 漢學研究
在中國文化的研究方面，先後撰著了《老子原始》(1926),《老子的研究》(1927),《老子與莊子》(1930),《論語譯註》(1933),《諸子概說》(1935),《中國思想史》(1936),《論語研究))(1939),《易與中庸的研究》(1943)等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體系。
武內義雄在《中國思想史》的《序言》中寫道：「維新之後，關於支那(中國)思想研究的著作已出版數種，大多數都詳於學者的傳記和著作的解題，對於理解思想推移的軌跡甚感不便。我在本書中特別意欲闡明思想變遷的過程，在簡要地說明傳記和解題的同時，還涉及了歷來置於圈外的經學的變遷和佛教的影響」。武內義雄在這裡表明了他本人研究中國哲學思想的基本特點，從這樣的追求和方法論來說，他顯然是屬於20—30年代實證主義中的社會思想史學派的學者。
武內義雄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概述為以下的特點：
第一，武內義雄注重在依據文獻的原典批評的基礎上，對某一特定思想的前後關係，它的形成時期以及與其他思想的相互關係，進行分析——這便是這一時代中實證主義的社會思想史觀的基本研究邏輯。例如，他在研究《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的思想時，把它們的思想內容的深度，乃至文章表現的新舊，與其它的文獻相比較並由此而引出結論。他認為《中庸》的前半部分，近似子思的文章；後半部分，則是秦以後子思學派的門生們所作。其它的三篇，又可以推定為戰國末秦初的子思學派的著作。基於此，武內義雄認為，子思學派的導向是對《易》的尊重，所以《易》的經典化，則是子思學派思想觀念發展的必然結果。他的這種「文本批評」，可以說是一種精緻的技術至上主義。
這樣一種古文獻的分析方法，是直接繼承了狩野直喜的觀念和方法論，但又有所發展。他開始注重思想的時代思潮，注重思潮中學派的特點，並從中引出相應的結論。
武內義雄的「文本批評」是非常精密的，可以說是創造了此種學問的典型。他在關於《老子》和《論語的研究方面，這種觀念和方法論發揮得非常充分。在武內義雄的「文本批評」中，他較多地採用了比較的手段，這在當時堪稱典範，並且影響着後世的研究者。
第二，武內義雄在論述「思想變遷的過程」時，面臨着如何處理傳統的經學這一棘手的問題。經學內容的本身，便充滿着派閥之爭，狩野直喜把它們概括為「傳經派」與「傳道派」。狩野的功績在於把江戶時代不被程朱理學家們看重的漢唐訓詁之學，提到了與宋明理學相等的學術地位上。這過程當然是必須的。武內義雄在此基礎上，更全而地考察了經學的歷史變遷，他與狩野十分器重清代考據學不同，他認為「考據學」本身並不是思想的對象，清代思想史變遷的實質是由於考據學的發達而導致了朱子學權威的崩潰。武內義雄的這一思考，使實證主義學派從創世時代表現出的對清代考據學的若干信仰，轉變為把考據學也純粹作為一種學術的對象。在這意義上可以說，以武內義雄的理淪為標誌，實證主義突破了經學研究中的最後的防線。
第三，武內義雄在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中，注重了道教與佛教的自身的發展以及他們與儒學的關係。例如，他論證了宋學的理論與華嚴宗的關係，指出了陽明學逐步禪宗化的傾向等，這在當時的同類研究中並不多見。但是，武內義雄似乎仍然只是把儒學作為中國思想的正統，把道教與佛教作為異端來對待，所以，他對於象《抱朴子》及其作者葛洪這樣一些道家與道教的獨自的思想則很少言及，對於象李卓吾這樣的非正統觀念則有所指摘，或許，這正是他的學術觀念的局限。
第四，上述這種觀念的局限，不僅在對待儒佛道三者的關係方面，而且，也涉及到了對儒學本身的分析和評價。例如，他認為，《公羊傳》和《穀梁傳》中包含了「革命思想」，「這種思想，與我國萬世一系的國體的不相容是毋需置疑的。」武內義雄在40年代初為文部省編寫的教科書《中國思想與日本》中曾這樣說：「一個接一個的革命在中國是不幸的，使忠孝一本的思想不能實現。」然而，「儒學的真締則要求忠孝而倫必須一致。忠孝一本或忠孝不二，是我國國民道德的特色，必須說，這是生活於日本的我們的驕傲和幸福。」
這些觀念具有明顯的日本國家主義的形態特徵。可以說，這是包括武內義雄在內的戰前日本中國學中實證主義學派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缺憾。
武內義雄作為當年狩野直喜在京都大學開設的中國哲學講座的最早的學生，繼承了他的老師的觀念和方法，並加以改造和推進，以自己獨特的研究，成為戰前中國學中實證主義的一大旗幟。
武內義雄 - 學術成果
《南北學術的異同》，（《支那學》第1卷第10號，1921年6月） 《老子原始》(1926)； 《老子的研究》(日日社，1927年)； 《老子與莊子》(1930)； 《孫子十二篇之作者》，（載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 《子思子考》，（商務印書館1933年）； 《論語譯註》(1933)； 《諸子概說》(1935)； 《支那思想史》(1936)； 《隸古定尚書》（《支那學》第8卷第3號，1936年6月）； 《諸子概論》(岩波書店，1938年)； 《論語研究》(岩波書店，1939年)； 《中國哲學思想史》（汪馥泉譯，商務印書館，1939年） 《中國思想史》(岩波書店，1940年)； 《易與中庸》(岩波書店，1943年)； 《禮記·大學》(岩波書店，1943年)； 《論語》(岩波書店，1943年)； 《孟子》(岩波書店，1948年)； 《王引之》(弘文堂，1948年)； 《支那學研究法》(岩波書店)； 《史記殘卷解說》(貴重古典書籍刊行會，1954年)； 《中國思想史》(岩波書店，1957年)； 《論語》(築摩書房，1963年)。 《武內義雄全集》（角川書店，1980年）
武內義雄 - 參考資料
[1] 中國國家圖書館漢學家資源庫 http://form.nlc.gov.cn/sino/show.php?id=49
[2] 嚴紹璗，《日本的中國學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3] 嚴紹璗，泰安教育學院學報岱宗學刊 1997 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