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短暫的夷陵縣令歲月(李揚)
作品欣賞
歐陽修短暫的夷陵縣令歲月
我國北宋時期的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曾被貶至峽州（古宜昌，時轄夷陵、宜都、長陽、遠安四縣，夷陵縣城也是州機關所在地）夷陵縣任縣令1年零10月，從此「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原從閱歷增」， 開啟了歐陽修新的人生事業！而夷陵自從來了歐陽修，也有了「考據之資」「文化支撐」「文明傳承」，夷陵便成為「文化高地」。（《三峽日報》社原社長楊尚聘評價）
聲名斐然的一代宗師
家貧從政至隆。歐陽修是北宋的政治家。從小家境貧困，24歲時以進士及第，歷經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副宰相），真正的三朝元老。
一代文壇領袖。歐陽修也是北宋著名文學家，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並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被後人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領導了北宋的詩文改革運動，開創了一代新文風，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與宋祁合撰《新唐史》，獨撰《新五代史》。他留下的詩文數量，據宜昌文史專家袁在平先生考證，達3700多篇，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罕見。
時人評價甚高。歐陽修青年時即有文名，算得上當朝青年才俊。加上後來歷煉，文學成就斐然。從宋朝前後四個文學高手先後對他的評價，就可以看出歐陽修的文學地位。
第一個是北宋文學家蘇東坡。他在《居士集序》中說，歐陽修是「（韓）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就是說，歐陽修是三百年後才出的又一位文章大師。
第二個是北宋的吳充。曾任宰相，文學家。他寫了一篇文章《行狀》，說歐陽修「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宗師」，這個評價就更高了。 第三個是南宋著名詩人陸游。他在日記《入蜀記》中說，本朝的楊億、劉筠兩人擅長寫文章，文名傳到了周邊的少數民族，都寫得很拘謹華麗。「及歐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可見陸游認為歐陽修文章水平是其他人無與倫比的。
第四個是清朝詩人袁枚。他在《隨園詩話》中說「歐公學韓（愈）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韓（愈），此八家中所以獨樹一幟也。」說明歐陽修文章有獨特魅力。 與荊楚地望有淵源
歐陽修祖籍江西吉安，其父歐陽觀49歲時，與歐陽穎、歐陽曄三兄弟於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同年登科，被稱為「一門三進士」。歐陽修於1007年出生於四川綿州（今綿陽），其父時任綿州軍事推官(州府的軍事主官），年56歲，4年後在泰州判官（州府之副職，略高於推官）任上重病去逝。因歐陽觀為官清廉，死後沒留什麼財產，母親鄭氏只好帶着歐陽修和妹妹，投奔在湖北隨州任推官（共25年）的三叔歐陽曄（卒於1037年），始定居隨州。
出身江南望族的母親受過良好的教育，以蘆荻杆畫地，教子認字。「荻畫學書」的典故就出自於此。歐陽修家窮無書，便到城南李家借閱韓愈的文集，用心研讀，「苦志探賾（深奧），至忘寢室」。鄭母也常用歐陽觀居官處世的典型事例和平生志趣教育兒子：「利雖不得博於物（普及於每個人），要其心之厚於仁」「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一直到22歲，歐陽修在湖北隨州生活了17年。1030年，24歲的歐陽修以進士及第；30歲時，被貶任峽州夷陵縣令，鄭母也談笑自如，說「汝家固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瀧岡阡表》）荊楚大地養育母親寬厚仁慈、儉約與安於貧賤的性格，深刻地影響了歐陽修的一生。
其實，歐陽修有前輩曾在夷陵任過官。二叔歐陽穎（字孝叔）進士及第後，初任就在在峽州（宜昌）擔任軍事判官，「有能名」。後曾在石首、萬州、鄂州等地任職，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告老還鄉，在荊州養老，於景祐元年（1034年）去逝。此時，歐陽修進士及第（1030年）不過4年，剛在京城任職館閣校勘（掌管皇家圖籍），從情理上講，二人是有來往的。 歐陽修的另一個同父異母的兄長歐陽昞也居住在黃陂。歐陽修1036年5月被貶夷陵走水路南下途中，當年8月到達鄂州，就曾與這位自幼關係不錯的兄長相聚了5天。
歐陽修還有一個族兄歐陽晦叔在荊州城居住。1038年4月，歐陽修離開夷陵調任湖北光化軍乾德（今襄陽老河口市）縣令之前，探望了這位族兄，還寫了一篇280個字的《游鰷亭記》，讚嘆其兄「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 這樣看來，歐陽修當年即使被貶至偏遠的夷陵任縣令，從心靈深處來說，也不會太大的陌生感和心裡擔憂，上述的人脈關係和資源至少是他到夷陵的心靈支撐。
再後來，歐陽修調任乾德縣令，直至離開湖北，在此也有1年6個月。整體算下來，歐陽修在荊楚地望生活了20年之久，在歐陽修65歲的生命里，占了近三分之一時間，這裡的山水草木、民情風俗等對其成長的影響，可以想見之深。
長途涉水來到夷陵
歐陽修30歲時，從京城開封的館閣校勘任上，被貶到峽州夷陵縣來當縣令。
支持改革被貶。歐陽修被貶，與時任權知開封府（實際負責人）的范仲淹有關。宋仁宗時，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弊端開始顯現，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與歐陽修交往頗深的范仲淹因批評弊政，呼籲改革，與宰相呂夷簡發生衝突，被呂加上「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的罪名，而貶至饒州（今江西波陽）知州。這時，身為諫官的高若訥竟然落井下石，附會呂夷簡詆毀范仲淹，歐陽修非常不滿，當晚撰寫《與高司諫書》，言辭激憤，被高若訥呈仁宗皇帝，歐陽修隨之被貶至峽州夷陵縣令。這一天是宋仁宗景祐三年5月21日（公元1036年6月17日）。
選擇水路南下。當時從京城開封到鄂西夷陵，有水陸兩條路。陸路較近，走襄陽，經荊門，共計28驛站。按宋人高承《事物紀原》卷七《驛》所說的「六十里有驛」推算，約1680里。但時值酷暑，又缺車馬，只好改走水路。於是，歐陽修選擇沿汴河，渡淮河，過運河，經長江逆流而上，全程5590里，大約需要120天。
此前，歐陽修家連遭不幸。三年前，第一任妻子胥氏生下兒子一個月後去逝。一年前，親妹夫張龜正及第二任妻子楊氏相繼去逝。於是，歐陽修只好帶着老母親鄭夫人、寡妹和3歲的兒子以及家僕「老奴」，在御史台官吏的再三催促下，於景祐三年（1036年）5月24日倉促上路。隨後，一幫親朋好友陸續前來話別送行，5月28日清晨，船正式啟航。
5個月到夷陵。歐陽修一家到達夷陵時，已是景祐三年金秋10月26日（公元1036年11月16日）。之所以走這麼長時間，主要是一路走走停停，每登岸，均有友人和當地官員相迎設宴，同時，提前辦一點公務。比如：在泗州（今江蘇盱眙東北）休憩了3天；在楚州（江蘇淮安）因暴雨冰雹滯留10天；在征州（江蘇儀征）遇運河枯水逗留10多天；在鄂州與同父異母兄長歐陽昞相聚5天。
初悟官場等級。9月4日，船停在岳州（今湖南嶽陽）城下，這時，在京城的老友、正在峽州擔任知州（相當現地市級負責人）的朱慶基，已經派遣夷陵縣吏和官船前來迎接。6日，歐陽修一家登上官船。17日到達荊州公安，在此逗留了10多天，等候參拜荊湖北路（北宋的「路」是直轄於中央並高於府、州、軍、監一級的監察區）轉運使，這個掌管江陵府、峽州等12個州（府）財賦兼監察百官的頂頭上司，施行公堂謁見之禮。後來，他給朋友尹師魯的信中說：「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估計到這個時候，歐陽修才意識到自己從「高大上」而又意氣風發的京官淪為「七品芝麻官」了。 沿途生活愉快。歐陽修一路涉水而至的生活看起來也是愉快的：遊覽名勝古蹟，展讀隨帶書籍，即興撰文寫詩，與友人對酒、與同僚相交、與兄弟相聚、為鄉民撰碑，這種文人特有的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打發了一路寂寞不安的時光。 撰寫日記留存。可喜的是，歐陽修用日記形式，將從京師出發到荊州公安的一段行路時光記錄下來，編為《於役志》，開啟了我國文學史上日記體這一文本，雖然只有5000多字，但讓我們現在對歐陽修一路的生活有所了解，也從他寫的一些詩文中，了解到夷陵當時的風物。
任職短暫的夷陵縣令
任職在崗有時差。從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5月21日，歐陽修接詔任夷陵縣令，至景祐四年（1037年）12月，詔任乾德縣令，歐陽修任職時間為1年零10個月。 但歐陽修景祐三年（1036年）10月25日才到達夷陵，到寶元元年（1038年）3月，才赴乾德縣任職，從夷陵出發，走水路順長江東下，然後溯漢水北上。 按宜昌文史專家劉保康、袁在平等先生根據宜昌三游洞的歐陽修遊玩7月刻石考證，歐陽修於當年3月到河南許昌娶親，6月回到夷陵。這樣算來，歐陽修於宜昌真正在崗工作的時間，實為1年3個月。
許昌三婚娶賢助。景祐四年（1037年）3月，歐陽修從夷陵縣回許昌，娶已故資政殿學士薛奎的第四女為續室。時年20歲的薛夫人，知書達理，善琴懂樂，深明大義，處事機敏，這位大家閨秀不畏艱辛，隨歐陽修從繁華都市來到窮鄉僻壤的夷陵，料理家務，照料年邁體弱的婆婆，任勞任怨，克勤克儉，而後數十年如此，成為歐陽修名副其實的賢內助。後來，歐陽修的四個兒子皆為薛夫人所生，全國各地歐陽族譜可以查到這四房的傳承世系。
基層閱歷事業起。在任夷陵縣令的一年多時間，是歐陽修人生的重要時期，他有了「基層工作」經歷，從夷陵縣令、乾德縣令卸任後，回京不久，先後在滁州、揚州、穎州、應天府等地任太守，後官到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同時，他在文學創作上也達到高峰期。清朝詩人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有莊有恭的一句詩：「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原從閱歷增」，客觀地表達了夷陵對歐陽修在政治上和文學上成就的重大意義。
夷陵的「第一印象」
1036年的深秋，歐陽修抵達草枯橘黃的峽州夷陵城。
初至見「兇險」。船初泊夷陵驛碼頭，石級陡且曲，繞城江岸，但見「巴賓船賈集，蠻市酒旗招」，長江邊夷陵古城商船雲集、酒肆飄香，但看上去呈混亂之象。這裡「高江急峽」「雨惡江崩斷岸流」「崖崩路絕無由上」「天日每陰翳，風飆多凜凜」「暫到愁腸已九回」「客思病來生白髮」，歐陽修寫給朋友或者自己留存的這些詩，把他初到夷陵時的人生地疏、情緒壓抑的景況表達至極。
可喜故交親。可喜的是，京城故交、峽州知州朱慶基親自到遠郊迎接他，還為他在縣署正堂的東院內修建了一棟新的房舍，歐陽修後來取名為「至喜堂」。位置就在現在歐陽修公園附近。房屋為磚工建築，雕樑畫棟，四周少花草樹木，處在高台地勢，戶門朝東，整潔明亮，陽光充足。建成時，朱慶基又與賓客一起來慶賀。朋友加領導的熱情禮遇，關懷照顧，讓歐陽修「忘其有罪之憂」，撫慰了其受傷的心靈，也讓他感激不已。
州小習俗舊。但是，歐陽修發現峽州治所夷陵，民間習俗節儉簡陋，常常自產自足，沒有什麼需要依賴各地的。小商販所出售的，不過是乾魚鹹魚，老百姓所喜歡的東西罷了，大富商都因無利可圖而不到這裡來。地方偏僻而且貧窮，所以夷陵是下等的小縣，而峽州是小州。
夷陵城還是一個「三無」（城無牆，車無路、市無貨）之城：「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意識是：州居沒有外城，大路不能通行車馬，市面沒有商鋪排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說鹹魚店鋪腥臭得不能進去。即使是州君經過街市，也一定常常下馬，捂着鼻子快步走過去。
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灶屋、倉房、廁所、水井混雜在一起，一個房間裡上層住人，下面養豬。覆蓋屋頂都使用茅草竹子，所以每年都常常發生火災，而當地風俗信奉鬼神，百姓相傳說修建瓦屋的人家不吉利。
歐陽修產生了疑問：夷陵這地方，是楚國西部邊境，以前《春秋》記載楚國時把夷陵當做少數民族地區，而寫《詩經》的人也稱之為「蠻荊」，難道夷陵的陋俗自古就這樣嗎？ 苦於無書讀。還讓歐陽修這個讀書人煩惱的是，呆在這偏僻閉塞的夷陵城裡，沒什麼書讀，想找一套《史記》《漢書》消遣，尋遍了公私藏書，都沒有找到。於是，只好拿起卷宗里的「舊案」反覆閱讀。這一讀不打僅，就讀出了「不可勝數」的怨假錯案，有了一些整治的想法。同時，他利用閒暇時間，編撰了《新五代史》。
也有至喜處。當然也有一些愉快的心情，夷陵雖然習俗原始質樸，但很少盜竊爭訟，縣令每天的飲食有米有魚，又有橘、柚、茶、筍四季時令鮮味，江山秀美，縣府居室修整完善，沒有不令人滿意的。他就此寫了《夷陵縣至喜堂記》一文，上面的一些內容就是出自這篇文章，他讓我們對北宋古夷陵城的現狀有所了解。想必歐陽修初至的心情後來還是挺愉悅的！
在夷陵的「基層治理」
歐陽修在夷陵從政的「基層治理」，正史上除了《宋書.歐陽修傳》上有所記載，再難找到其他更多記載。正如清夷陵縣令席有林在《東湖縣誌原序》所言：歐陽修當夷陵縣令，因「受事日淺，未嘗赫赫有宦績可紀述」，現在的人們多是從歐陽修與親友的書信來往、所寫詩文和相關野史筆記中，解讀他當年所做的政事。
寬簡治城。以現在的經驗來看，在北宋時窮鄉僻壤的夷陵城，交通信息又不發達，任職時間又短，要想有較大作為，估計也比較困難。用《宋史.歐陽修傳》對他任職幾個郡的評價就是：「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也。」也就是說：不顯露治理事跡，不追求名聲榮譽，為政寬鬆簡易而不煩擾，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歐陽修在夷陵的治理，也應該是符合的。
近遠施舉。綜合起來，歐陽修在夷陵的治理上，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
一是整頓吏治，嚴明法度。怎麼個整治法，正史上沒有記載。《宋史.歐陽修傳》記載，說歐陽修反覆閱讀卷宗里的「舊案」時，發現「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嘆日：「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偏遠小城尚且如此，那普天下之下就可想見是什麼情況了。自此，他暗暗發誓「從今以後處理政事，一定要小心謹慎，不敢大意」。於是，也就有了治縣的一些想法。
他在給朋友尹師魯的第二封信中也說：「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字，凡百官制度，非如官府。」（《至喜堂記》中說「少盜爭」，與上述似乎有些矛盾，有待探究！）。說明當時制度不全，歸檔不盡，記載有誤，交接手續不清，保管場所缺乏。應該說，歐陽修是在經過實際工作接觸，有了「調查研究」之後，開始「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於是，他開始訂立各種規章制度，使之有章可循；並親自處理大小政務；清理規範陳年的文牘，加強對各類檔案資料收集整理，等等。
顯然，夷陵的「基層治理」實踐，讓他對現實社會有了一些深切體會。因為從此之後，「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宋史》）。當文人求見歐陽修時，歐陽修不與他們談論他擅長的寫文章之事，只談論官吏治事的問題。因為在他看來，文章只能滋潤自身，政事可以惠及更多人。作為一縣之令，實際負責地方行政工作，高論宏旨對於治道富民沒有多大益處。
二是體察民情，移風易俗。如何體察民情，正史上也沒有記載。從歐陽修所寫詩文中，粗略統計他造訪過的地方有近30處。歐陽修所寫的《求雨祭漢景帝文》一文中說，歐陽修有一年夏天到郊外訪察，發現老百姓把要種的苗都放荒廢的草叢間，專等下雨好栽種，如此旱情嚴重，老百姓祈雨心切，不迷信鬼神、不信讖緯之說的歐陽修也適應農民心理，「為民祈雨」，並寫了上面文章。而且教民禮讓，倡導學風辦學堂，「不期年，風移俗易」（《東湖縣誌名宦志》）。 三是開闢街區，建設城邑。景祐二年（1035年），京城的尚書駕部員外郎（相當地司級的副職）朱慶基下派擔任峽州太守，治理峽州，開始栽樹，修築城柵，用磚鋪砌南北街道，規劃街市區域。又教百姓建造瓦房，把灶屋和倉房隔開，把住人與養豬分開，來改變夷陵的習俗。這些事情完成後，又命夷陵縣令劉光裔加以治理這個縣，建造供奉皇帝詔書的樓閣，整修官府辦理公務的正堂，翻新官吏宿舍。到景祐三年（1036年）夏天，歐陽修到達夷陵縣之前，這些工作都完成了。歐陽修到夷陵後，進一步推行「易陶瓦、設通衢、興商賈、養賢才」等舉措，使夷陵城面貌進一步改觀。他離開夷陵十年後，在滁州太守任上的追憶亦可佐證：「小邦為政，期年粗有所成。故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
影響至深。夷陵的基層工作經歷，無疑在歐陽修的心裡印上了深深烙印。他晚年回顧夷陵經歷時，曾說，我從政30多年，從中央到地方，甚至做到了三公，都是拿「不敢馬虎」這句話來自勵的。可見夷陵的任職經歷，讓他記憶猶新，加深了他對底層社會的初步了解，積累了從政的初步經驗。這是他從書齋走向社會的開始，也奠定了他從文人走向政治家的基礎。
夷陵詩文傳千古
寂寞的時光好寫詩文，豐富的基層生活也多為文的來源，在夷陵的有限時光，歐陽修倒是在詩詞方面為後世留下了不少珍貴的文化遺產。 詩文數量可觀。據統計，歐陽修一生所寫的詩文，直接涉及夷陵的達近200篇，其中在夷陵所寫詩文110多篇。據宜昌市文史專家袁在平先生統計，歐陽修在洛陽任職三年間，計作詩文60多篇，年平均作詩文20多篇。但在夷陵的約一年半時間，年平均作詩文近80篇。可能是歐陽修「到（夷陵）縣後勤官，以懲洛（陽）中時懶慢矣」。
詩文內容豐富。正如清朝夷陵縣令席有林在《東湖縣誌原序》說：歐陽修「為政風流，發現於詩文者，則備載其江山名跡之所以流傳，人情物理之所以散殊，土風習俗之所以僻陋。」這些詩文涉及夷陵的山川地理、人文歷史、社會經濟、物產風物等等。反映了夷陵的民情風俗，如山民生活和生產、山區物質交換、集市貿易、民間民俗文化活動，等等情況。
詩文流傳千古。歐陽修在夷陵所寫詩文有：《夷陵九詠》《春秋論》《易和問》《明用》《峽州至喜亭記》，歷史名篇《新五代史》等等。集中體現了幾個方面：
首記夷陵古城。對夷陵古城建設的歷史情況，此前還沒有文字記載。歐陽修所寫《夷陵縣至喜堂記》，對北宋時夷陵城的城市建設、民俗風情、山鄉物產等，作了形象生動描述，是首篇為記述詳實的歷史資料，我們現在對北宋時期夷陵城情況有所了解，得益於歐陽修的詩文記錄。
傳頌夷陵山水。歐陽修任夷陵縣令期間，足跡踏遍了夷陵的山山水水，寫了很多有關夷陵山水風物的詩文，三游洞、黃陵廟、東山寺、下牢溪、虎牙灘、蝦蟆嶺等盡收筆下。留下了「西陵山水天下佳」「惟有山川為勝絕，寄人堪作圖畫夸」等名句，將夷陵的秀山佳水傳頌天下。
揄揚夷陵人文。歐陽修初到夷陵，感到這裡雖然是偏荒之地，但民風純樸，物產豐富，他用詩文記錄了這些「可愛」的印象，如平時「擊鼓踏歌」「邀龜卜雨」，歲末鄉民的跳神祭鬼、祈求豐年儀式等等。「游女髻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荊楚先賢多勝跡，不辭攜酒問鄰翁」「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杯」等諸多詩文，讚譽了夷陵自古以來「熱情、包容、大度、安逸、平和」的人文環境，和「開放、包容、純樸、仁愛」的人文精神（楊尚聘先生評價）。
禮讚夷陵至喜。歐陽修在任夷陵縣令前一年，知州朱慶基在西塞門（今鎮川門）的江岸上建起了至喜亭，為從長江上游順流而下的船夫商旅提供臨時停息之所。因為船出三峽險灘，一路驚魂，商賈縴夫劫後餘生，至此轉為安，相互把酒言歡，故名「至喜亭」。亭子建好後，歐陽修執筆撰寫了《峽州至喜亭記》，文中說：「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為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寫出了船工和行人們出峽後的欣喜之情，也將這種關懷提升到「先天下之險而險，後天下之喜而喜」的人文關懷層面。時隔不久，北宋大書法家黃庭堅為這篇記文寫了碑文，豎立其間，書文相襯，相得益彰。這裡成為文人墨客和百姓賞景休閒之處。宋時為峽州三大勝景之一。可惜到清中葉，至喜亭被毀。至此，古老的宜昌因被稱之「山至此而陵，水至此而夷」（古志書語）後，平添了「人至此而喜」的吉祥！
詩文感昭後世。歐陽修留下的「至喜」之名，也成為夷陵的文化符號。宋代時，夷陵通往四川的蜀道起於江南，過江後進入蜀道，第一道較大的河是橫溪(今點軍區），宋代在此溪上建橋後命名為「至喜橋」，據曾任明朝吏部侍郎、夷陵人王篆《重修至喜橋記》所記，南宋淳祐（宋理宗趙昀）年間「曾葺之」，明代重修，由王篆寫記，南明宰相文安之（夷陵人）的女婿、王篆同榜舉人應麟書丹，刻碑於橋頭。現在橋雖然也不存在了，但這段歷史佳話留在宜昌歷史上。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夷陵縣令林有席有感於歐陽修的德政，寫下了至喜亭匾額和一副長聯，鑲嵌在下西壩廟嘴的至喜亭（後稱新黃陵廟）舊樓上。長聯共80字，將夷陵的歷史風雲盡收聯下：急峽高崗盤蜀道，自黃牛佐夏，山至此陵，水至此夷，思明德而賽神功，試看天際風帆，片片落迤西一壩；雄藩重鎮壓荊門，溯白起開秦，郡還改府，州還改縣，履昇平而懷往跡，遙指江頭去樹，人人說至喜有亭。
1983年，宜昌市人民政府在長江西陵峽口的三游洞頂，重建至喜亭，供人們登臨攬勝，並重刻《峽州至喜亭記》碑文於亭內。2016年7月18日，橫跨長江宜昌段的大江、三江和西壩島的至喜長江大橋勝利通車，橋以「至喜」為名，既表達了世人對宜昌未來發展和宜昌人民的美好祝願，也寄託了宜昌人民對這位文學家的景仰和懷念。
詩書傳家久遠。據夷陵區檔案館館藏《歐陽族譜》記載，明成化八年（1472年），歐陽修第20代後裔歐陽應春，也曾任夷陵州事，其子歐陽普誠在其父去逝後，曾在宜都落藉。歐陽修在宜昌的後代主要分布在枝江、宜都、遠安、夷陵區等地，現已傳至40代，枝江顧家店鎮有歐陽宗祠遺址。[1]
作者簡介
李揚，1969年5月出生於洪湖,湖北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