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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醫學》是中國當代作家李漢君 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文學與醫學
由醫而文，並非必然，但很多棄醫從文者，卻創造了驕人的輝煌。
文學與醫學
醫學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而文學，則是人文學科，二者之間本來沒什麼關聯。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存在着許多「無關」的相關者。醫學與文學就是其中一例。我們看到，很多有成就的作家，「作家」往往並不是他的初始職業，而他先前的那個職業，對於他後來的創作，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學與醫學產生關聯的作家，史上不乏其例。
我們翻檢一下世界文學史不難發現，出生在醫生家庭，或者本人學過醫、甚至一度從事過醫務工作、而後來又棄醫從文，成為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的，可謂大有人在。
先讓我們來看看大名鼎鼎的十九於是，無論是評論家還是一般讀者，都從他描寫的筆觸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學視角」的奇妙，讓閱讀幾乎變成了如同看一個醫生在對人物的軀體和心靈進行冷靜的解剖和分析，令人驚詫不已。二十世紀英國小說家毛姆就曾說過：「一個作家寫出怎樣的作品，取決於他是怎樣一個人。」福樓拜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得到這樣的評價，研究者們一致認為，這與他的家庭世代從醫，父親又是一座醫院的院長，而福樓拜自幼便在父親的醫院中度過，有着密切的聯繫。
意大利十八世紀卓越的劇作家卡爾洛·哥爾多尼，也出生在醫生家庭里。哥爾多尼這個名字對我們中國人來說也許有些陌生，但對意大利來說，特別是對意大利的戲劇界來說，可謂盡人皆知。因為哥爾多尼一生所致力的喜劇改革，使他成為了意大利近代現實主義戲劇的奠基人。
此種情況還有那位因《強盜》、《陰謀與愛情》而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德國詩人和戲劇家席勒。他的父親不僅是威丁堡公國的一個軍醫，席勒本人也曾一度受到過正規的醫學教育。他青少年時期本來是在軍事學院學習法律，後來才改學醫學。學醫期間，嚴肅苛刻的學習生活和複雜難記的醫學知識，並沒有引起他多大的興趣，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沒有感情和精神生活的教育，把我內心剛剛萌露的感性的微弱而美麗的活動窒息住了。」於是，他開始在課桌下偷偷地寫作劇本《強盜》。畢業後，他在斯圖加特當了一名軍醫。他一邊行醫,一邊繼續寫作《強盜》。但縱觀他的一生，雖然在醫學上並沒有作出什麼突出的成績，然而行醫的經歷，卻讓他開闊了眼界，使他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讓他成為了德國「狂飈突進運動」的代表人物。
再來看看法國大文學家左拉，更是一位醫學知識深刻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之路的典型例證。左拉是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左拉卻不是醫生世家。他的家庭是一個混血家庭，父親是意大利人，母親是希臘人。他的父親並沒有學過醫，也不是醫生，只搞過一陣子河運工程。左拉本人也並未從事過醫生的職業，但他卻認認真真地、系統地學習過醫學生理學。正是生理學的學習，使他開始迷信生物學決定論，認為人的一切社會行為，都是由他的生物本能支配着的，而這，正是他作品自然主義描寫的理論基礎。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左拉之所以會成為自然主義文學的倡導者，不能不說，他的醫學生理學學習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俄國大作家契訶夫的經歷，也和醫學有着緊密的聯繫。他的祖父是個贖身的農奴，父親則開了一間小食品鋪子，以此維持生計。因此，契訶夫從小就不得不經常站櫃檯以應對客人，並學會了耍一些買賣上的小騙術。後來父親破了產，全家都遷往莫斯科，只留下契柯夫一個人在老家繼續讀書。由此，他開始生活在貧困、屈辱、虛偽、庸俗的小市民中間，直到他後來考入了莫斯科大學的醫學系。畢業以後，他一直從事醫生的工作，與此同時，也開始了文學創作。他的作品傳遍了全世界，影響巨大，他後來也被人們稱為「短篇小說之王」。他的經歷與他的創作，無疑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繫。
在俄羅斯，還有另一位世界級的文學大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父親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醫生。但父親並不希望兒子從醫，所以，183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父親的願望進了工程學校。但他畢業後既沒有繼續深造，也沒有去搞什麼工程，而是選擇了職業作家的生涯。他的《窮人》剛一發表，涅克拉索夫就拉着別林斯基半夜來敲他的門，一見面就興奮地說道：「俄國又誕生了一位天才！」
世界著名推理小說家柯南·道爾早年在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學醫，後來作了一名船醫，經常隨船往返於英國和西非之間。1882年他回國後，定居在普利茅斯，繼續從事醫務活動。也正是在此期間，他開始了自己的小說創作，但發表的作品卻反響平平。後來，他遷居到南海城，並寫出了享譽世界的推理小說經典之作——福爾摩斯探案系列。柯南·道爾和契訶夫一樣，終其一生都不曾放棄過行醫。
有着「情愛文學大師」之稱的日本著名作家渡邊淳一，也曾經是一名外科醫生。當年，他只是因為對所在醫院的某一醫學理念提出了質疑，竟在醫院呆不下去，只好選擇了離開。1970年，他的小說《光和影》一舉成功，榮獲日本大眾文學領域的最高獎——直木獎。從此，他便完全放棄了醫學，專心從事寫作。日本評論界有一個說法，說他是「醫生作家」，也就是說，他是在用外科醫生的眼光，從解剖學的角度，來觀察人和人生。他擅長用鋒利的筆去代替手術刀，切開人們看似堅強的外衣，剖析他們的內心世界。
當代英國著名作家威廉·薩默賽特·毛姆也曾學過醫。他1874年1月25日出生在巴黎。父親是個律師，當時在英國駐法使館供職。小毛姆不滿十歲，父母就先後去世，他被送回了英國，由伯父撫養。小毛姆進坎特伯雷皇家公學之後，由於身材矮小，且嚴重口吃，經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有時還遭到冬烘學究的無端羞辱。孤寂淒涼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靈上投下了痛苦的陰影，形成了他孤僻、敏感、內向的性格。1892年初，他去德國海德堡大學學習了一年，同年返回英國，在倫敦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當了六個星期的練習生，隨後又進倫敦聖托馬斯醫學院學醫。為期五年的習醫生涯，不僅使他有機會了解到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而且使他學會了用解剖刀一樣冷峻、犀利的目光來剖析人生和社會。他的第一部小說《蘭貝斯的麗莎》，即根據他作為見習醫生在貧民區為產婦接生時的見聞用自然主義手法寫成的……
接下來，我們不再詳細介紹，只開列一個名單，也很能說明問題：
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的挪威劇作家亨利克·約翰·易卜生（1828－1906），16歲就在一家藥材店裡當學徒。
美國著名短篇小說家歐·亨利（1862—1910），生於美國北卡羅來州的一個小鎮上，父親是位醫生。
美國小說家厄納斯特·海明威（1899—1961），生於美國芝加哥郊區的一個醫生家庭。
法捷耶夫（1901—1956），出生在醫生之家，父親是蘇聯加里寧州基姆拉市的助理醫生。
當代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1907—1991），出生在北海道旭州的一個軍醫家中。
捷克著名的劇作家和科幻文學家、童話寓言家卡雷爾·恰佩克(1890—1938)，生於捷克一個鄉村醫生的家庭……
從以上這些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很多文學大家，都曾與醫學有着這樣那樣的聯繫。
這種情況，不獨國外有，在中國，也同樣如此。而且較為特殊的是，在古代，中國那些文人與醫學之間，簡直就是「難解難分」。
我們知道，上古時候，中國並沒有醫生這一專門的職業，診治疾病是由巫師來承擔的，醫、巫不分家。那時候，「醫」這個字的下面並不是寫作「酉」字，而是一個「巫」字。從這個字的部首組合上，我們也可以看出醫與巫的緊密聯繫。據說，自東周以後，特別是秦漢之際，醫、巫才漸漸的分了家，開始有了專職的醫生。另外我們也看到，在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中，以及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儒學，還有後來引進的佛學，都對養生給予了格外的注重，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醫學知識的普及。正因如此，很多道士、和尚都會看病，即便古代的許多文士，在舞文弄墨的同時，也都曾經學習過《素問》和《黃帝內經》一類的醫學著作，其中更不乏通曉醫理，甚至可以直接診脈處方的人。比如家喻戶曉的大文學家曹雪芹，不僅自己通曉醫理，而且還可以給人看病開藥。他的《紅樓夢》中，就有許多關於病理、病狀和醫方的具體描寫。經過專家的研究，他所講的那些病症脈理以及醫案處方，包括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食療方法，都是可以實際應用的，並不是什麼「虛構」。在書中，他形象生動地描繪了林黛玉的病狀，使今天的醫生一看就知道，那就是肺結核患者的典型症狀和體徵，因而，她後來咯血而亡，也非常符合這個病的預後發展。假如後四十回真為高鶚所續，僅此一點，就足已說明高鶚也有一定的醫學知識，因而書中故事情節的演進非常符合疾病的發展邏輯。
文士通醫知藥，可以說，這是我們歷來的一個傳統，就是在現當代的文學領域，作家群中也不乏醫生出身的人。大文豪魯迅和郭沫若兩位，都曾受過正規的醫學教育，但同時，兩個人又都不以醫術知名。魯迅1904年考入了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但後來，他「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提倡文藝運動了。」郭沫若也是如此，雖然在日本學過醫，但畢業之後卻投身到新文化運動之中，終其一生也未拿過手術刀。
除開他們二人之外，學過醫或者曾經從事過醫務工作的文學家，比較著名的，還有冰心、郁達夫、余華、池莉、畢淑敏、馮唐以及翻譯家錢春綺等。這樣的例子還有，恕不在此一一詳述。
這些文學家在其創作的過程中，不同程度的，都受到了醫學的影響。當然，我們也不能說，每一個學過醫的人一定都可以成為作家，但很多深刻的作家都曾經學過醫或出生於醫生家庭，這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醫學對於作家所產生的影響，究竟是來自於醫學學科本身，還是來自於醫生這種職業經歷，抑或是來自於醫生家庭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些問題，的確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說得清楚的。而且，要判定這種影響是通過怎樣的一種機制在發揮作用，其影響的程度有多大、多深，恐怕就更難做出具體直觀的判定了。這個問題，一直以來並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起碼到目前為止，還不曾見到過系統闡釋這一現象的論著。之所以會如此，我想，並不是因為這種現象事出偶然，亦非無足輕重，更不是這個問題過於高深奧妙，非碩學大儒不能言明，究其原因，恐怕還是人們沒有意識到這算作一個問題，只當它是一種常見的現象而熟視無睹。
其實，任何現象的出現，都必有其緣由，這正如薩特所說：「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如何認識文學與醫學、作家與醫生之間的關係，無疑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思考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我們首先會發現，文學與醫學雖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學科，作家與醫生的工作也迥然有異，但它們卻有一個很明顯的共同點，即：二者研究的對象都是「人」。醫學，針對的是生物屬性上的人，而文學所觀照的，則是社會屬性的人。生物屬性的人，會表現出一個人所具有的原始的生物本能，如最基本的食慾和性慾（「欲」是根源，是本能），而社會屬性的人則大有不同，他首先是一個置身於各種社會關係中的人，如孔子就說有「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並提倡用忠、孝、悌、忍、善來處理好這些關係，如此一來，一個人就被文化、道德、信仰等等這些「身外之物」一層層包裹了起來。作家如何透過這些密如織網般的外在的「包裹」，讓人們既能夠看到人在社會上的處境和命運，也揭示出人性中的一些生物本能，進而更深入地理解人的某些行為的根源和本質（如魯迅所謂「劣根性」， 其意不在「劣」，而在「根」），這些，無疑都是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達至深刻的一條重要途徑。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在醫院裡面看到這樣一種現象，一個人在罹患重病之後，不要說瀕臨死亡，就是整日仰臥在病床上動彈不得，他的言行就會流露出許多平時難以見到的屬於生物本能的反應，此時，他身上附加的那些社會屬性、文化包裝，都會退居於附屬地位或者乾脆化為了烏有，而人性的本質特徵，則會赤裸裸地暴露在醫生面前。而那些醫生，正由於他們受到人們「三不背」觀念的「恩惠」，得以近距離地接觸和觀察，這就讓他們不僅看到了一個人光鮮亮麗的外表，還能夠對人性的本質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所以，一旦落筆，自然入木三分。也正因如此，福樓拜的那支鵝毛管筆才能能夠被評論家們稱為「手術刀」。《包法利夫人》一書中所揭示出來的那些人物的虛榮和欲望，正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種生物特性。這一點，在魯迅那裡看得更加分明。《狂人日記》中的「我」，《阿Ｑ正傳》中的阿Ｑ，《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這種帶有生物本能的人物形象。「我」的瘋癲，無疑等同於去掉了人的種種社會屬性，只有在這時，他才真正看清了一部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吃人史」；那個癩頭阿Ｑ，也剝去了身上一層層道德、信仰的外衣，其行為更多的，只剩下了生物的本能，而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卻去挑旗造反，這對當時的所謂「革命」，無疑是一個深刻的、辛辣的諷刺；而那位祥林嫂則不同，她原本是屬於一個「正常的」社會屬性的人，卻被一逼再逼，最後僅僅只剩下了母子親情這一點點原始的母性特徵，從而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的殘酷無情。顯然，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除去魯迅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認識和思考，與他的醫學知識也不無關係。除此，還有餘華筆下的許三觀、徐福貴、孫光林這一類的人物形象，也都讓我們看到了作者對於人性直視的目光。
那麼，這些學過醫的作家，為什麼筆鋒都顯得格外犀利呢？
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學習或從事過醫學工作的人，大都具備了醫學追根究底、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養成了遇事查找源頭、探求事物真相的思維習慣，也即人們常說的「看人看底，遇事究根」。我們都知道，臨床診斷就如同警察探案一般，要根據病人所呈現出來的某些症狀和體徵，歸納匯總，綜合判斷，進而分析查找病源和病因。這種思維方式，正是一種透過現象看本質，溯本追源，直指真相的思維。掌握這種思維的人，往往具有一雙觀察和分析事物本質的「透視眼」。《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正是透過大觀園裡的豪華奢侈、花團錦簇，看到了這個大家族正在一步步走向沒落的大趨勢，預示了由盛而衰的悲慘結局。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正因具有這樣一雙「透視眼」，看穿了當時法蘭西社會的所謂「經濟繁榮」，揭露了上流人物的偽善陰險和靈魂深處的骯髒，致使作品問世後，便受到了當局的控告，讓福樓拜本人捲入了一場轟動一時的司法訴訟。另外我們也看到，正因為魯迅的眼光格外銳利，對人對事一眼透底，所以，他筆下那種近乎「殘酷的深刻」，往往讓人覺得，在他面前，似乎赤裸裸的，全身沒有了一絲遮掩，連靈魂都讓他看出那個「小」來，因而倍覺「不適」，甚至心生厭惡。
另外一方面，，醫生的工作具有明顯的特殊性，從窮鄉僻壤到豪門深宅，從官衙禁苑到私密閨房，幾乎沒有不能涉足的地方，這就使他們可以看到更多的隱密，了解更真實的社會眾生相。醫生的工作如同記者一樣，接觸面特別廣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從達官貴人到貧賤小民，全都可以直接接觸。這就從客觀上提供了深入了解社會各個階層的機會，可以看到各種社會屬性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最本真、最生動、最隱秘的那一面。這讓醫生比一般人更多了一些見識，也提供了一個不為常人所見的視角和思索的路徑，自然也可以多一些人生感悟。
渡邊淳一在談到自己的文學之路時曾說：「我以前做醫生，後來棄醫從文，其實這兩樣工作都是研究人的，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所謂醫學，是從生理上剖析人，而文學是從精神上研究人，用感性描寫那些人們從常理上無法說清楚的東西。」他的話，很好地詮釋了由醫而文的自然轉換和二者之間的相輔相成。雖然由醫而文不是必由之路，但其中有思想、有激情、有想象力的醫生，在看到人的疾源病理的同時，自然會去洞察人們靈魂上的優劣，思索人生的苦難和艱辛，從而實現了由醫學到文學的切換，把手術刀換成了書寫筆。「醫者仁心」，「大愛無疆」，由醫而文，正是從肉體的救死扶傷到心靈的關愛和拯救，是一個愛的方式的轉換。所以，無論行醫還是從文，愛，都是他們的追求。在這方面，福樓拜、契柯夫和魯迅的人生道路，都做了最好的詮釋。
恰在此篇即將作結時，看到了金志偉老師《赤腳醫生和救死扶傷》一文，其中援引了他一位棄醫從文的作家朋友的話，正可以作為本文的結語，他說：「我只想從一位醫生的視角深入觀察病人的生理及心理狀態，敏銳體悟與感知生命和死亡，通過講故事的方式，運用文學的手法展現醫生與患者共同面對疾病和死亡的一個個醫療場景，傳遞一種對生命的深層悲憫與關懷。」
這大約就是一位醫生選擇文學之路的初衷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