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書如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有書如歌》是中國當代著名華文文學大師王鼎鈞所著的一篇散文。
作品欣賞
一
《有一首歌》。有一首什麼樣的歌？席慕蓉說，她當初（推算起來，大約是1946年）在南京初入小學，「我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卻學會了一首老師教的歌」。這首歌的歌詞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裡？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這裡。
後來在新竹，她的女兒讀幼兒園了。有一天，這個三歲多的小天使從幼兒園裡帶回來一支新歌要唱給母親聽。這可愛的女孩用那稚嫩的童音唱出來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裡？在台北，在新竹，我的朋友在這裡。
席慕蓉寫道：「剎那之間，幾十年來家國的憂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從我心中翻騰而起，我幾乎要失聲驚呼了。」以致在含糊地應付了女兒的詢問之後，她「一個人站在屋子的中間，發現熱淚已流得滿臉」。
所謂「作家寫出來的，只是冰山的尖頂」，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表面上看，不過是一首兒歌罷了，老師用4句簡單的歌詞教小朋友溫習數字，這首歌由20世紀40年代傳到70年代，由南京傳到台北，因地制宜而改了幾個字。那說不清楚的四十年來的家國，說不完的萬里山河，卻在這一改之間洶湧而出，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力。為什麼我的朋友「在上海，在南京」改成了「在台北，在新竹」？昔日住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有幾人來到台北和新竹？那仍留在上海與南京的，是否還是我的朋友？而我來到台北和新竹之後究竟又交上了多少朋友？老朋友是否有一天能夠失而復得？新朋友是否會得而復失？這千種百樣的變化與可能，都隨着作者的筆勢，化成了我們心頭翻騰的情緒。
許多年前，我在電視台打工，當時也常常聽到「有一首歌」，歌詞好像是這樣的：
我要騎着那小木馬，騎着小木馬走天涯，早晨出三峽，中午經長沙，到了晚上宿金華。
這也是一首兒歌，作詞者是為了滿足兒童的幻想而構思的。可是越聽越不對勁，在台灣生長的小孩子，怎知道長沙和三峽相隔多遠呢？怎知道金華在哪裡呢？而且兩岸其時尚未通郵，旅行懸為厲禁，他不能去到那些地方漫遊的啊。於是，這首歌的歌詞得改。
大約是執筆修改的人認為台灣島太小，難以產生浪跡天涯的快感，所以修改後的歌詞變成了：
我要騎着那小木馬，騎着小木馬走天涯，早上出海牙，中午經羅馬，到了晚上住華沙。
我當時也幾乎為之潸然淚下，「男兒志在四方」，這四方竟只能是異國外洋！修改後的歌詞無意而忠實地做了社會心理的一面鏡子。
二
如前引述，席慕蓉借《有一首歌》抒發「時代感情」，用筆是極其含蓄的。她在《有一首歌》裡面，並不常去觸碰諸如此類敏感的、極其入世的、「男性化」的題材，她把焦點放在家、孩子、院中的樹，以及樹上的鳥、盛開的花，還有回味無窮的旅行諸般事物之上，還有她的畫，她的個人趣味，等等。她有一個十分精緻也相當寧靜的世界。在這個小世界裡，她用筆不但正面切入，肌理露現，而且往復縈迴，勇於發揮。
大體上說，這是一位悟性極高的女作家，描寫在物質基礎具備之後的靈性，描寫有教養、有節制之後的純樸天真，從而提供了大眾化的禪意哲理，幾乎描繪出一種生活方式來。本書中，作者在《夏天的日記》里有一段話，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創作旨趣：「就好像小時候在玻璃窗前就着光慢慢地描着繡花的圖樣一樣——一張紙在下，一張紙在上，下面的那張是向同學借來的圖標，上面的那張是我準備好的白紙。窗戶很高，陽光很亮，我抬着雙手仰着頭，聚精會神，一筆一筆地描繪起來，終於把模糊的圖樣完全謄印到我的白紙上來了。等到把兩張紙並排放到桌上欣賞的時候，我覺得我描摹出來的花樣，比它原來的底稿還要好看，還要出色。」
底下原有的圖樣，是她的生活，上面一張新畫成的圖樣，是她的畫、她的詩、她的散文。作品是作者對人生的解釋，她在散文中所表現的是經她解釋過了的人生，而她對生活的體認是「知足」，是「充滿感激」，是「世間很多安排都自有深意」。這種感悟並不是像標籤那樣貼在文章前頭，而是一種精神、一種氣質，充盈於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句之中，是用這種心情重新生活過，再寫下來。這樣「說到做到」的作品是相當難得的。
再選一段做個例子吧，作者說當「我」很小的時候，有人給了「我」一塊很漂亮的小石頭，「我」走出走進都帶着，愛不釋手。可是有一天傍晚，「我」忽然起了個念頭，把石頭往身後反拋出去，看能不能再找回來。結果呢，石頭落進草叢裡，無影無蹤了，我只落得無數慌亂與悔恨。
作者說：「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也走過不少地方，經歷過不少事情，看過不少石頭，家裡也收藏了不少美麗的或者奇怪的礦石，但是，沒有一顆可以替代、可以讓我忘記我5歲時丟失的那一顆。」作者還說：「想一想，當年的我若是能在那個傍晚找回那顆石頭，在小小的5歲孩童的手中又能保留多久呢？……可是，就因為那天的我始終沒能把它找回來，它因此反而始終不會消失，始終停留在我的心裡，變成了我心底最深處的一種模糊的憾恨，而它的形象也因為這種憾恨的襯托而變得清晰與美麗了。失去了一塊普通的漂亮的石頭，卻『得到』一顆珍貴的『寶石』，失比得更為有福。」基於這種領悟，作者進而「以不同的角度」談到離別。她反覆地沉吟：真有離別嗎？在她看來，沒有。因為，如果在離別之後，一切的記憶反而更加清晰，所有相聚時被忽略了的細節也都一一被想起，並且在心裡反覆地溫習；你所說的每一句話在回溯時都有了一層更深的含意，每一段景物的變化在回首之時也都有了一層更溫柔的光澤，那麼，離別又有什麼不好呢？[1]
作者簡介
王鼎鈞，1925年生，當代著名華文文學大師，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蘭陵鎮（原臨沂市蒼山縣）人，一生閱歷豐富，文思不俗，勤奮不懈。
曾在報社任副刊主編，也當過教師。51歲時移居美國，一直在紐約居住。他的創作生涯長達大半個世紀，長期出入於散文、小說和戲劇之間，著作近40種，以散文產量最豐，成就最大。20世紀70年代他的「人生三書」（《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和《我們現代人》三本勵志小品文），在台灣總發行量逾60萬冊。他淡泊名利，窮畢生之力於「寫出全人類的問題」，風格多樣，題材豐富。豐沛的內在能量，不渝的創作忠誠，對散文藝術的努力開拓，使之成為一代散文大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