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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葉兌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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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葉兌傳出自於《明史》,此史是二十四史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277年的明朝歷史。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則是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1]

原文

葉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書。時太祖①已定寧越,規取張士誠、方國珍;而察罕②兵勢甚盛,遣使至金陵招太祖。兌知天運有歸,以布衣獻書太祖,言天下大計,其略曰:

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並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為,事勢不侔。

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為巢穴。今欲攻之,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搗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余郡解體。此上計也。

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為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正可脅之而從也。

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脃城陋。兩浙既平,必圖歸附,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遲,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去。賜銀幣襲衣。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略如兌言。 【注】①太祖:與下文中「明公」意同,即明太祖朱元璋;②察罕:即察罕帖木兒,漢名李察罕,元末將領。

譯文

葉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時濟世之才自負,尤為精通天文、地理、卜筮方面的書籍。當時,太祖(即明太祖朱元璋)已平定寧越,計劃攻打張士誠、方國珍,然而李察罕的勢力還很強盛,派使者至金陵招降太祖。葉兌預知國運將另有所歸,就以布衣的身份獻書給太祖,解說天下大計,大體意思如下:

我聽說想要取的天下的人,必定有一定的計劃,韓信初見高祖,就籌劃着楚、漢的成敗,孔明臥於草廬之中,就與先主討論三分天下的形勢。我們現在的計劃,應該在北面滅掉李察罕,在南面吞併張九四,撫慰溫、台兩州,占領閩、越兩州,定都於建康,在江、廣兩地發展勢力,進則可以越過兩淮北征,退則可以劃長江而自守。金陵自古就有龍蟠虎踞之稱,是帝王之都,憑藉我們的兵力資財,攻出去能克敵制勝,退回來能固守不敗,一百個察罕又能把我們怎麼樣呢?現在聽說李察罕妄自尊大,寫信給您,就像曹操招降孫權一樣。我認為元朝的天運將終止,人心不向,而李察罕想效法曹操的做法,形勢卻是不一樣的了。

張九四的地盤,南面包括杭、紹兩州,北跨通、泰兩州,以平江為巢穴。現在想攻打他,不如佯稱攻取杭、紹、湖、秀四州,而派大軍直搗平江。城池堅固難以一下子攻占,就用鎖城法困住他。再分派軍隊攻克平定平江附屬的城鎮,徵收賦稅來供給部隊,張九四死守空城,怎麼能夠不艱難呢?

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以馴服而親近。往年大軍攻占婺州,他立即寫信投降。後來您派夏煜、陳顯道招撫,他又狐疑不歸順。他派使者從海路報告元朝,說江東地區(此處指朱元璋)委託他向元朝投降,誘使張昶帶着招降的詔令而來。又派韓叔義為說客,想要卻說您奉行詔令。他已經歸降了我們,卻反而招我們降元。他就是如此反覆無常,十分狡詐,應當興師問罪。然而他以水為命,一聽說部隊到來,就帶領全家航行到海上去了,中原步騎奈何不了他。攻打他的戰術,應當限定日期,要求他歸順。他自從方國璋覆滅後,就知道自己的勢力不行了,就連叔義也稱說我軍勢力強盛,可見元氣大傷了,正可以威脅他而使其順從。

福建原和浙江同屬一道(行政單位),士兵脆弱城池簡陋。兩浙地區平定後,它一定會歸附,攻下它只要一個辯士的力量罷了。如果收復拖延太久,那麼派大軍從溫、處兩州進入,奇兵從海道攻打,福州必定難以支撐,福州被攻下,附近的郡縣就會迎刃而解了。我軍聲望威震,然後進取兩廣,易如反掌。

太祖對他的話感到十分驚奇,想要挽留並任用他,他竭力推辭而離開了。賜給他很多金銀財物、成套的衣物等。幾年以後,平定天下,戰略的計劃和實施的情況,基本上和葉兌說的一樣。[2]

作者簡介

張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號硯齋,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時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時曾任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內閣首輔)、首席軍機大臣等職。康熙末年,整治鬆弛的吏治,後又完善軍機制度。先後任《親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聖祖實錄》副總裁官,《明史》《四朝國史》《大清會典》《世宗實錄》總裁官。死後諡號「文和」,配享太廟,是整個清朝唯一一個配享太廟的漢臣。[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