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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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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日日》 創作年代: 晚唐著名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李商隱 |
《日日》[2]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的作品。李商隱是晚唐乃至整個唐代，為數不多的刻意追求詩美的詩人。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頗高。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
這是一首七言絕句，詩題或作「春光」，或作「春日」，皆非，應是截取開頭一句的前兩字而成。在李商隱詩集裡有很多詩是屬於這種雖曰有題實為無題的，如《流鶯》（其首句雲「流鶯漂蕩復參差」）、《相思》（首句雲「相思樹上合歡枝」）、《人慾》（首句雲「人慾天從竟不疑」）等皆其例也。
全詩可分兩層：前二句寫的是春景，後二句是寫由此景而感發的心情、意緒，並以「遊絲」綰合前景後意，顯得十分自然、縝密。詩中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家國大事，也看不出什麼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思想。但是卻從這普普通通的景色抒寫中傳達了詩人某種幽微而複雜的體驗或感受，而這才是此詩感人之所在。
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寫詩人眼中的春色。一句之中連用三個「日」字，妙在使人不覺其重。原因何在?這須從「斗」字說起，「斗」乃「爭強競勝」之意，是此句之「眼」，有了它才使「春光」、「日光」充滿了勃勃生機。在這裡，「春光」和「日光」都具有雙重含義。從字面看，「春光」泛指春天明媚艷麗的風物景致。「日光」則指時色天象。前者為物色，後者是時間，隨着時間（「日光」）的推移，物色（「春光」）也在不斷變化，而這推移與變化又是瞬息迥異，所以詩人用「日日」狀其景況，以「斗」字提挈於時色物象之間，竟成此一熱鬧繁華的場面。因此不妨說這句詩是以開朗、暢快、愉悅作底色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典詩文里「春」、「日」還有另一重喻意，另一個傳統，即人們常將春、秋同人的青春年少和年邁衰老聯繫在一起，或者竟是二者的代名詞，將時日光陰同人的生命時光相比擬。自從屈原發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離騷》）的嘆息之後，這種對生命本體的強烈意識和深沉感喟便無時無刻不傾注於詩人的筆端。了解了這一層，再來看李商隱的這句詩時，便會有不同的感受。「斗」字雖突現了春色的繁盛迷人，但是，在這愉心悅目中又蘊含着詩人莫名其妙的憂懼和哀傷，而這種不易覺察到的潛在情緒又終於發展成了後二句感情的直接坦露。
如果說首句還是籠統地描摹，那麼次句「山城斜路杏花香」則是比較具體地狀寫了。「山城斜路」指示了詩人所處的位置——其實在看到「日日春光斗日光」之前詩人就已經走在這彎彎曲曲的路上了，這是詩家用筆狡獪之處。——「杏花」大約是「山城斜路」邊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景物，所以單獨拈出，又以「香」字來渲染，使春色具體化、立體化了。這兩句雖同是寫春色，但一較抽象，一較具體；一是望中之感受（視覺的），一是從嗅覺中得來，略有不同，因而富於變化。
三、四句「幾時心緒渾無事，得及遊絲百尺長」應作一氣讀。這大概是套用了盧照鄰《長安古意》中「百丈遊絲爭繞樹」的詩句。詩人緩步行進在山城斜路上，看見在空中自由自在浮動着的遊絲，想到自己整日為塵世俗事所縈繞不得安寧，竟覺得自己反不及這無聲無息的「遊絲」，於是才生出了這一奇想：什麼時候自己才能像這百尺遊絲一樣渾然無知無覺、自由自在呢？但詩人畢竟不是「遊絲」，莊周化蝶那是夢中才有的事，所以企羨也就只能歸於企羨，「心緒」既不能似「遊絲」一樣「渾無事」，而詩人的煩惱、憂鬱也就只能依然故我。如此思來想去，竟覺得此時「心緒」之多「事」比直說更增百倍令人難堪。這種將有感情的人同無情的物相比的構思在古典詩詞中是非常常見的，有時是正接，有時是反襯，如杜甫《秋興八首》詩「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以有巢可歸的燕子反襯人的無家可歸；又如岑參《寄左省杜拾遺》「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以鳥兒高飛喻寫自己的抱負和眼下的不得志等等。但在這些詩里還多是可以尋繹的外在類比聯想，而在李商隱這兩句詩中則是以雙關的「緒」將無形無影的心理情緒（「心緒」）同空中的「遊絲」聯繫起來。這可以看出李商隱詩設喻的巧妙。
詩詞正文
| “ | <日日春光斗日光，
山城斜路杏花香。 幾時心緒渾無事， 得及遊絲百尺長。[4] > |
” |
| — <《日日》>，<古詩文網> | ||
譯文
一天天的春光和時光爭暉飛快流逝，奔向山城的山路早春的杏花發出芳香。
什麼時候心緒能全然沒有什麼事，能得到如春天的百尺遊絲一樣的春思呢？
簡介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詩人，祖籍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出生於鄭州滎陽。他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裡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5]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後期最傑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於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但用典相對較多，有晦澀之嫌。讚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
李商隱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會動盪不安，政治腐敗的晚唐前期。社會病態紛呈，矛盾重重。官宦竊柄，擾亂朝綱，牛李黨爭。勾心鬥角，人事紛紜，互相傾軋。
李商隱終生關心民生疾苦，在弘農縣尉任上，為活獄而不怕得罪上司孫簡，不怕丟官，足以顯示出他的熱血心腸和骨鯁氣節，此亦是政治品質之大節。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動讀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熱愛生活，關心現實與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創作出反映社會主流與本質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格調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從李商隱的詩文中，我們便可以讀出他的人品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