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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換星移》是中國當代作家柏楊所作圖書《西窗隨筆》中的一篇雜文。

作品欣賞

柏楊先生這場羅曼史進行得很是順利,連老妻都蒙在鼓裡,可是我仍然貓咬尿泡,空歡喜一場。蓋在第三次約會時,該小姐不知道從哪裡打聽出來我不過只是一個薪給制公教人員,坐下來沒說三句話,就揭了底牌,跺腳而去。嗚呼,到如今一想起此事,就懊恨不已,想當年讀京師大學堂時,如果念的是經濟系或銀行會計系,這場艷遇豈不沉醉到底也,可惜走錯了路,弄得內則衣不蔽體,外則夸不得嘴。年輕人看了柏楊先生的殷監,選科系時,可不慎哉。

抗戰時所有的公教人員都苦不堪言(當然只指薪給制的公教人員,供給制的公教人員自有移山倒海本領,不在話下)。只有干銀行的朋友,既沒有風險,生活地位又有保障,而待遇卻最優厚。大學畢業後到銀行做事,第一年的月薪,就足抵八個大學堂教習;經理階級的待遇,更嚇死人。既然有了錢,而有錢的王八都是大爺,何況堂堂皇皇的英才乎?嫁得一個在銀行工作的傢伙,真正的是嫁了名至實歸的金龜婿。那時柏楊先生住在上清寺,鄰居有一位女兒,正讀求精中學堂高中一年級,平常面有菜色,見了我一定恭恭敬敬叫一聲「伯伯」,可是後來她的兩眼忽然朝天,我以為她害了啥嚴重之病,進一步打聽,才知道她已和一家銀行的出納訂了婚。我當時就想,幸虧僅只是訂了婚,就兩眼朝天,如果竟然結了婚,不知道還有啥花樣出籠也。三個月後,吹吹打打結了婚矣,蒙她家看得起,給了一份帖子。婚後三朝回門,小汽車一輛,嘟嘟而至,我恰巧穿着木屐站在門口趕蚊子,見她歸來,急忙上前迎接,我的裝扮大概有辱她的門楣,乃冷冷的向新郎介紹曰:「這位是柏先生。」咦,由戀愛而失戀,由伯伯而先生,等而下之,全都吃了當初沒有讀經濟系銀行會計系的虧。由此可以發現,哪一系最當行,可以從女孩子們的眼中觀察得之,也可以從岳父母大人或准岳父母大人的眼中觀察得之。

在銀行工作,既然妙哉妙哉,如何才能在銀行工作乎,當然是讀經濟系或銀行會計系,最為順理成章。於是大家有志一同,各大學堂考生中,幾乎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都報考上列兩系。一位朋友的兒子,初來重慶,我陪他去沙坪壩報名中央大學堂經濟系,他坐在馬車上,一路不語,問他想啥,他曰:「我在想四年後畢業,進中央銀行,先當練習生,熬上三年,就可以當行員啦,當行員一個月……嘻……那銀子比俺爹多十倍哩,那時我想娶啥樣小姐就娶啥樣小姐!」我聽了氣得鼻孔冒煙,但我不怪他也,他能把眼光放到七年之後,還不算近視。可惜誰都沒有預料,等到經濟系或銀行會計系畢業後,幸運的還可去銀行坐兩年冷板。運氣糟的,連一天福都沒有享,甚至還沒有等到畢業,抗戰就勝利啦。抗戰勝利後,讀經濟系的小子叫苦連天,讀銀行會計系的小子更後悔不迭;蓋銀行職員已不叫座,而且整天正襟危坐,得痔瘡有餘,創前途不足。蓋經濟系和銀行會計系的時代已經過去,代之而興的是外文系時代矣。

抗戰期間,小伙子崇拜經濟系。抗戰勝利後,小伙子改為崇拜外文系。蓋外文系者,英文系也,英文系畢了業,洋大人說的啥,都可以聽得懂,用不着太大的本錢,只要舌頭一動,前途即輝煌萬狀。抗戰末期,美國人大批擁至,在小民眼睛中,美國人的特徵是有錢,只要能沾上一沾,多少都可以發點洋財。君不信的話,不妨打聽一下,即令是當下女,只要會幾句英文,能到洋大人家服侍,連電冰箱都可買到便宜的,更別說當翻譯官了也。凡是位尊而多金的職位,大家對之都怦然心動,於是外文系的聲譽,遂達到頂峰,當初削尖腦袋,往經濟系鑽的學生,只好悻悻曰:「他媽的,當初老子瞎了眼。」有些從外文系吃了一年虧而硬轉到經濟系的學生,更怒火上升,怨天咒地。連那些嫁了銀行行員的女士,如今都芳心叫苦。有一半老徐娘便對老妻曰:「張德保那傢伙,當初追我追昏了頭,看他沒啥出息,誰曉得他現在成了文化參事,既去歐洲又去美洲,早知道我應該嫁給他。」因外文系畢業的小子,既會說洋話,又會寫洋文,不但可以把生活混得很好,還可以到外國去讀書鍍金,而一旦鍍金,便不同凡響,小者成了學人專家,大者成了手握大權。嗚呼,這是一個什麼時代乎哉?曰:這是一個偉大的洋務時代。凡是和洋大人打交道的朋友,不富必貴;如果該傢伙既不富又不貴,則一定是運氣不佳;否則發財揚名,全靠ABCD,任何一個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也。

所以投考外文系似又成一窩之蜂,有些年輕人前來請教,我也照勸不誤,孔丘先生尚是聖之時者,啥時候說啥話,《儒林外史》上講得明明白白,孔丘先生如果生在清王朝,他一定鼓勵年輕人去應舉會試,絕不再教他們「學而時習之」矣。同樣道理,孔丘先生如果生在抗戰初期,他一定鼓勵年輕人去考經濟系。如果生在抗戰勝利後,一瞧到處都是盟軍,都是美式配備,一定鼓勵年輕人去考外文系。柏楊先生有一個鄰居,十分討厭,平常我們都不理他,可是不知道怎麼搞的,有一天,老妻面色蒼白,悄悄告我曰:「王先生在美軍顧問團做事呀。」她一說美軍顧問團,我就出汗,連問是哪個王先生,原來我們平常都在背後叫他「那傢伙」,而今也自動升格為先生矣。當天下午,老妻就找個藉口,和王太太拉上關係。不出一個禮拜,王太太張嘴借五百元,老妻一想,在洋機關做事的人,錢堆如山,向我們借五百元,是瞧得起我們,立刻左張羅右張羅,又向別的鄰居借三百元,再轉借給他。

這五百元一借,便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迄今沒有下文,蓋有一天他們搬了家,用的是閃電戰術,神不知鬼不覺,等到前往送行,已鳳去樓空矣。我所以把這故事寫下來,不僅僅為了五百元心疼,而也是想說明一點,那就是世人對於會洋文的朋友,既如此的肅然起敬,大學堂里的外文系,自然動人心弦,拚老命都得打進去也。[1]

作者簡介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中國當代作家,出生於河南通許縣,祖籍河南輝縣常村鎮常北村 ,漢族,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1949年後前往台灣,曾任台灣《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為海峽兩岸的人熟知。柏楊在很多所學校念過書,但從沒有拿到過一張文憑,為上大學數次使用假學歷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他的言論和書籍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爭議。 柏楊主要寫小說、雜文,後者成就更高,曾被列為台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他的雜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夢閒話》(10集)《西窗隨筆》(10集)《牽腸掛肚集》《雲遊記》等 。代表作有《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等。[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