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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斯維拉娜•亞歷珊卓娜•亞歷塞維奇（白俄羅斯語：Святлана Аляксандраўна Алексіевіч，拉丁化：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1948年5月31日－），白俄羅斯女記者兼散文作家，2015年因「她那複述寫作法的作品，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英勇樹立了一座紀念碑」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她也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白俄羅斯人。
生平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出生於蘇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斯坦尼斯拉夫（1962年改稱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父親為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父母二人都是鄉村教師，後來舉家遷往白俄羅斯。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她曾在幾個當地報紙任職記者，然後在明斯克為文學雜誌記者。她敘述了職業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如美蘇冷戰，蘇聯阿富汗戰爭，蘇聯的秋天和車諾比核事故。受到盧卡申科政權迫害後，她在2000年離開白俄羅斯。國際城市避難網絡提供她庇護所，接下來十年，她住在巴黎，哥德堡和柏林，在2011年搬回明斯克。2015年10月8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書籍作品《車諾比的悲鳴》 。 2013年，亞歷塞維奇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入圍最終決選名單。
俄語原作
U voyny – ne zhenskoye litso (War’s Unwomanly Face), Minsk: Mastatskaya litaratura, 1985.
Tsinkovye malchiki (Zinc-Covered Boys), Moscow: Molodaya Gvardiya, 1991.
Zacharovannye smertiu (Enchanted with Death), Moscow: Slovo, 1994. ISBN 5-85050-357-9
Chernobylskaya molitva (Voices from Chernobyl), Moscow: Ostozhye, 1997. ISBN 5-86095-088-8
Poslednie svideteli : sto nedetskikh kolybelnykh (The Last Witnesses: the Book of Unchildlike Stories), Moscow, Palmira, 2004, ISBN 5-94957-040-5 (first edition: Moscow: Molodaya Gvardiya, 1985)
Vremia sekond hend (Second-hand Time), Moscow: Vremia, 2013. ISBN 978-5-9691-1129-5
中文譯作
《戰爭中沒有女性》
《車諾比的悲鳴》
《鋅皮娃娃兵》
《車諾比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
《我還是想你，媽媽》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
《二手時間》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為了理解，我把話語權交給所有人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是首位以記者身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她所創造的新文體，被稱為「人聲拼貼」，盡可能呈現了每個獨立個人的聲音，交織出一首多聲道的壯麗樂曲，喚起時代中微小卻切實的記憶和人性。
獨立評論@天下以信件對亞歷塞維奇進行獨家訪談，由貓頭鷹出版社聯繫翻譯，也是她最新接受台灣媒體的訪問。
她的四本著作
《戰爭沒有女人的臉》
《我還是想你，媽媽》
《鋅男孩》與《二手時間》
即將以繁體中文面世。
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事實發聲
問：您是記者出身，但卻選擇使用傾向文學的手法寫作，大多時候隱沒了自己在敘述中的痕跡，甚至不對報導人和時空背景做任何描述，使他們彷彿處在一種獨白的、意識流般的情境，而帶有某種抒情特色。您為什麼選擇讓您的受訪者以這種方式呈現？
在我的書中，是由真實的人們來講述他們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戰爭、社會主義帝國的垮台，以及車諾比。這些事情連同國家的歷史和集體的歷史──晚近的和陳舊的事件，全部給留在字句之中，而每一個人也都把自身小人物的過往經歷一併留在那裡了。
所有歷史都忽略了靈魂的歷史，人類的激情也遺落在歷史之外。我的任務就是從「亡佚」的陰影中將它們淬煉出來。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去想像編造，而是傾聽並且理解：在確切的時間、在這個事件中──即我所訪談的事件發生的當口──人們是怎麼想的。我處理的事情中含有兩種謊言，一種是極權主義，另一種則是作為學科的歷史。這門學科把人類生命化約成歷史課本裡，那些沒有熱情的篇章。
一方面，我永遠都希望書裡的每個人聲可以如合唱團一般同唱；但另一方面，我又總是希望個別單獨的聲音能被聽見。我想，現今一個人是渴望聽到另一個人的聲音，而不是一整個時代，那當一切被壓縮到一塊兒變成整體的時代。一個人的心靈場域總是很能提起我的興趣，因為就是在這個場域中發生了一切，並持續發酵。我對整個大歷史的了解是透過對小歷史的洞見，只有如此，我們能聽聞的才不是時代的隆隆聲浪，而是我們在經過歲月後所能夠理解並被吸引的東西。因為對我們而言，有趣的是人類的生命，所以我才會將視角縮小到一個人的大小。為了要理解我們所生存的這個時間，我把話語權交給所有人，而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事實發聲。
我自己是一個思想開明的人，但為了創造出那個時代的角色範例，我應該要聽過極端不同的人說話。
我將我寫作的體裁稱為「聲音小說」，而我書寫這部《赤色百科》已經超過30年。這是關於一個烏托邦的故事，共產主義式的烏托邦。《戰爭沒有女人的臉》、《我還是想你，媽媽》、《鋅男孩》與《車諾比的悲鳴》都是百科中的篇章，《二手時間》也是其中之一，是百科的最終章。我從來沒有給自己評論批判的權力，我只是試圖理解。
問：在這些關於戰爭、災難的訪談中，受訪者可能因此進入原本被掩蓋、強迫遺忘的記憶，喚起傷痛，當然也可能藉述說而得到某程度的平復。您如何處理這些訪談可能帶給受訪者與您自己的情緒衝擊？
一個每天要去拜訪不同的母親們，並且跟她們說和孩子有關的可怕真相的腫瘤外科醫師能怎麼樣？他能輕鬆面對這一切嗎？當然，如果你試著認真工作，那麼在我們的工作中便有冒風險的成分，不過這種成分在許多工作中也有。
這是我的職業，我的工作。我工作，並努力認真地工作。
我要知道秘密，生命的秘密
問：您可能為一本書訪談了400、500個人，甚至更多，但最後可能只留下100個人的故事。您是如何篩選出最後書中的這些故事？而那些未被收錄進書裡的人與故事呢？他們與他們的故事在您的寫作上扮演了什麼角色？
如您所知，我去接近人……像一個朋友一樣靠近他，如此這便怎麼都不能視為採訪，而是關於生命的對話，關於一切的對話──關於新上衣，關於愛情，關於受苦……也關於生命。關於人們了解了什麼，知曉了什麼，見聞了什麼。我們人的生命並不是由什麼大的事物所組成的，而是積沙成塔。如同安娜．阿赫馬托娃[1]所寫的：「何時你們方能見花朵從什麼淤泥綻放，而不覺羞愧？」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我不是蒐集「資料」，而是蒐集「哲思」，就是用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看待所有好像平常無奇的事物。
我花了很久的時間寫書，每一本書大概花7到10年，記錄了500到700個人。我找的人都是受過大事件一擊的人，而不是平庸無奇的敘事者。為了讓人答出新答案，就該用新的方法問他，因此我必須讓我的談話者對我感興趣，那麼他就會對我侃侃而談，而最重要的便是誠信誠懇。我們該談的不是車諾比或是阿富汗，而是談生命。我對訊息並不感興趣，我要知道秘密，生命的秘密。
我問了很多人，也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尋找的人，不是光是生物分類中有著人類外型的人，而是對生命有所尋思的人，那些被事件重擊的人。我對枯燥純粹的史實事件並不感興趣。我寫的是感覺的歷史，這也還可以被稱為「被忽略的歷史」。在事件的當下，人是怎麼思考、了解並記憶的？他相信什麼，抑或是不相信什麼？他有哪些幻夢、哪些希望、哪些恐懼？他對自身及對世界的理解是什麼？我藉由千百聲命運的呼喊，及我們生命中那些日常與事件的片段，架構出我書中的世界。
有一件事總是非常折磨我，那就是真相無法容納於同一種心聲與同一種想望之中。真相是種零碎的東西，它又多又雜，散佈在世界上。因此我蒐集日常的感覺、思緒和話語，蒐集我的時代的生命。我對靈魂的歷史和日常很有興趣，那些大歷史總是忽略，總是傲慢對待的日常。
我對奧特嘉所說的「群眾人」[2]很感興趣，尤其是「他（群眾人）」如何走過歷史與時間，或說，時間和歷史如何走過「他」。
「赤色烏托邦」還會長久地試煉人類
問：從您的書中，可以讀到蘇聯解體後人們的迷惘，無論是熟悉世界的崩解或理想被背叛。您對經歷過蘇聯時期的人對蘇維埃政權的懷念（一如您書中許多人所提到的），與現在新一代年輕人在資本主義泡沫之下對蘇維埃時代的嚮往，有什麼看法？
在國家中，輸家比贏家還多，所以才會有累積的敵意產生。但最主要的問題是，我們到底怎麼能把善與惡搞混？在我看來，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善和惡。在我的書《二手時間》中，有這樣一段故事：主人公之一在還是小男孩的時候，便愛上了一位成人女性，奧莉亞阿姨。後來，當這個男孩在學院讀書的時候，那時正是經濟改革的時代，他的媽媽告訴他，奧莉亞阿姨曾告發自己的親兄弟，而這位兄弟後來死在勞動營裡。這個時候奧莉亞阿姨得了癌症，將要死去。這個男孩去拜訪奧莉亞阿姨，並問她：「你記得1937年嗎？」阿姨回答：「喔，那是多麼美妙的時光！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光了。我那時候很幸福，大家都愛我。」男孩問：「那你兄弟呢？」她說：「你試試在那個時候找一個誠實可靠的人。」男孩震驚得不得了──關於那個時代，已經被講述過多少次了，多少相關的著作已經付梓了，但對阿姨而言，她對自己在這件事中正義與否卻沒有過一絲質疑。
在經濟改革的時代，我們認為要是索忍尼辛的著作都被出版了，那生活應該也會大不如前。但當書本真的出版了，所有人什麼都不管了。生活傾覆了，但也許這樣也好，人們選擇了洗衣機而不是AK47步槍，並把精力都轉到那裏去了。可是精力也消失了──當時還可以說，邪惡就是貝利亞[3]，就是史達林，邪惡是被人物化了的。可是邪惡就這樣被分散到生活中，被生活的因循習慣給藏匿起來。
應該要教導孩子，教自己也學會：試想你青春正盛，還戀愛了，但同時卻有人因為在博洛特納亞廣場[4]示威而被關進監獄，更狠狠被判了可怕的刑期，可是大家卻像沒事一樣，所有人還是這樣過著自己的日子。這就是生活的因循習慣，而它有辦法把任何一切都掩蓋掉。
當然，一切都還在陣痛和哭號的階段。可是我認為，人們明瞭悔悟的時間一定會到來的。當我在寫《二手時間》時，我想：我們以咒罵和眼淚送走了赤色時期。可是過了25年，能不能就冷靜地看待這一切呢？應該要理解：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因為赤色思想嗎？還是因為人性？或許兩者皆然。畢竟，人該要守護自己心中的人性才是。
問：在訪談中，可以看見一連串戰爭與革命對人們留下的傷痕。您認為這些傷痕帶給俄國現當代社會的是什麼？
我寫了五本書，但事實上我一輩子就寫了一本書──《「赤色人」和「赤色烏托邦」的百科全書》，是本我們稱為社會主義生活的百科全書。對於打造人間天堂這種單純並駭人的嘗試，俄羅斯有獨一無二的經驗，可是這個試驗以巨大公墓的形式收場。所以我認為做這份工作很重要，因為「赤色烏托邦」還會長久地試煉人類。
但我們所承受過的苦難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呢？這是我一直以來問自己的一個問題。當我向我的「主角」們問這個問題時，常常讓他們措手不及。對許多人而言，苦難本身就是價值，是他們重要的工作。但事實證明，苦難無法變成自由。
我們為什麼活著？
問：在您的文章中，可以讀到許多人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以及不同時代的質疑與迷惑。您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什麼？
現在人沒有那麼多意識形態了，甚至是老一輩的人──他們覺得自己被騙了，因為這塊大餅他們什麼也沒分到。除了小盒子裡的紀念章，什麼也沒辦法給子孫留下，可是這對子孫而言一點意義也沒有。
對我而言，社會主義是人類對於公平正義的夢想，但還只是練習，尤其是俄式的、布爾什維克式的練習──是血淋淋的練習，是一座公墓。
問：從您的第一本書到最新的一本，您訪談了數不清的人，也聽了無數的故事。您認為您這數十年來一再追問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我已經為《永恆狩獵的美鹿》（暫譯）蒐集了好多年的資料了──100名男性與女性對愛的告解。這時人類已經不再藏於阿富汗戰爭及「帝國」瓦解的陰影中了，而是漸漸解開自己的秘密。但顯然地，我們的人們沒有幸福的經驗。所有的歷史要不就是征討戰鬥，要不就是準備打仗。被自己的歷史壓著打，從來沒有像瑞士人或荷蘭人那樣活過：在這些國家，對任何一個人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和其他人相見，和男人或是女人見面。而我們卻總是打仗、離散崩解，哀嘆烏克蘭離我們而去[5]……我已經訪問過幾百個人了，但他們之中幾乎沒有幸福的人。對他們而言，幸福驚人地不可捉摸和沒有價值。
幸福，是整個世界。那裏有多少角落、窗子、門和鑰匙！這是個令人驚豔的世界，而我們對它卻僅有模糊的概念。一個從阿富汗戰爭回來的年輕人跟我這麼說：「當我孩子出生的時候，我是這樣地吸聞著尿布，這樣地跑回家，只是為了這個氣味──這個幸福的氣味。」
當人類愛著，或說對幸福想望著，這時候開展的便不是日常瑣事，而是存在。我傾聽，仔細審視受過打擊的人，對我而言，他的靈魂就像和遠方星際聯繫的方法。
所以，雖然這是件挺無望的事，但還是很令人好奇：我們為什麼活著？
外部連結
Svetlana Alexievich wins 2015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vetlana Alexievich: Belarusian Language is Rural and Literary Unri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