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見的(李虎山)
作品欣賞
我所看見的
——（新作非虛構文學《五十年的眼睛》自序）
這本書寫得很快，前後用了不到兩個月時間，完成了三十萬字初稿。原計劃完成長篇小說《之間》和《歸鄉》後，再開始寫這本書。有一天， 突然感覺頭暈，一量，血壓高了。夜裡，心靜不下來了，想了許多事情，也許是被高血壓嚇着了，總想着，有一件事情沒有做，如果血壓出了問題，那將是一生的遺憾。心中想的那件，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是幾十年來，最想寫，也是很早就計劃寫的。當初還不會寫文章時，就立下誓言，如果有一天，自己會寫文章時，一定要寫我的廟嶺，寫廟嶺的人，廟嶺的事，廟嶺的風物，廟嶺的世故，廟嶺的人情，廟嶺的山水，廟嶺的歷史，廟嶺的變化。那時候，廟嶺還是一個信息閉塞、交通不便的小山村，人們一年四季忙在土地里，收穫的糧食，總是接不上茬，到了每年春天，隊長總要組織人到外地借糧食度春荒。廟嶺出門，僅靠一條羊腸小道。那時候和現在的想法不同，總想着，到了我會寫書的時候，廟嶺一定是個美麗富饒的地方，會有現代化的機械，在村莊北邊肥沃的土地里收割莊稼，且莊稼年年豐收；到了盛夏時節，生產隊的曬場上，會有許多麥草堆，詩意地排列在社房周圍，人們在六月十五吃頭茬白饃時，母親們不會再在為數不多的白饃里做假，加入充份量的土豆泥；到了繳納公購糧時，會有四輪東方紅拖拉機，開進廟嶺，拉着人們去交公購糧，廟嶺人不再頂着火辣辣的太陽，背着篩選出來最好的糧食，餓着肚子，汗流夾背，翻山越嶺，去完成農民對國家的唯一貢獻；廟嶺人一定會過上「電燈電話、樓上樓下」憧憬中的日子，那樣，廟嶺就會距共產主義很近了，家家戶戶沒有憂愁，人人都快樂得像神仙，自由，奔放，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勞動、收穫，人們用勤勞的雙手創造着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年節時，大人小孩都有新衣服穿；有肉吃，一年四季，村莊裡氣氛安祥和諧，夫妻不會因為日子窮而天天吵架，村莊周圍的山水，清明無比......
可是，人生的世界里，理想和現實，總是彆扭的對立着，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廟嶺人理想中的物質豐富了，現實的物質條件比憧憬中一切還要好出許多。但是，對於今天的廟嶺人，什麼都有了，他們卻感覺不到幸福，無形的生活壓力，像一副擔子，壓在他們身上，他們竟然在廟嶺待不住了，他們離開了養育自己的家園，翻過廟嶺，去外鄉掙錢謀生，他們沒有料到的鄉愁，緊緊地圍繞着他們行走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
為了寫這本書，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從上小學起，就開始記日記，甚至在家中的許多樹上、牆上、家具上做過各種各樣的記錄和標誌，比如現 在還結果的核桃樹、毛栗樹和柿子樹，都有我做的許多標記，那些標記，被歲月深深地鑲嵌在厚厚的樹皮里，雖然那些標記，不全是為了寫這 本書，我的想法是，讓歲月記住一些東西，讓記號證明一些過往，總是一件好事。為了記錄廟嶺的山水林田路和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照 相機還是希罕之物時，竟然花卻半年工資，購買了相機，學會了在暗室里沖洗、放大照片，學着為照片着色，想讓廟嶺的黑白山水成為彩色， 猶如我渴望廟嶺變得更加美好一樣，因為只有照片，才是世間最真實的記錄。
還有一種情況是離開。很小的時候，我總生活在別人家，比如大姐家，舅舅家，到上完小和初高時，離開了山溝，成人後，又去北京當兵，離 開，遠距離地看廟嶺，就和廟嶺人看廟嶺有了區別，我要一直生活在廟嶺，我所看到廟嶺的映象，也許和村人看到的一樣，正因為自己的離 開，產生了距離，產生了臆想，轉換了視角，才加深了印象。母親說，我有了對比，我比他們多了對廟嶺的思念，也就多了想象在準備寫這本書時，我不斷地告訴自己，一定要自然地表現歷史，書寫真實，讓個體的人，適從潮流，讓事實為歷史代言，儘量使人物、事件和細節重現。
可以說，這本書中，全方位地呈現了半個世紀以來，我與廟嶺的血脈關係，隸屬關係，情感關係，成長關係，依附關係，我想向讀者表達的 是，我的擁納，我的回憶，我的記錄，我的感受，我的困惑，我的愧悔，我的焦灼，我的質疑，我的隱忍，我的迷茫，我的哀悼，我的痛楚， 我的淚水，我的留戀，我的牽掛，我的熱愛，我的適應，我的理解，我的懷念，我的渴望，我的憧憬，我的情懷，我的鄉愁，我的追尋。是想 通過對自己所看見的廟嶺這個極普通的小山村歷史的呈現，透視中國農村在五十年間的變化，記錄中國農民五十年來所走過的路程，反映中國
農民在半個世紀裡，對生命的體悟，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偉大祖國的敬仰和依戀，對不同時期歷史光段的付出和回應。
一直認為，一個作家，所看見的，應該與普通人看見的有所不同，作家所看見的一切，都是寫作的素材，無論名家大腕，還是文學愛好者，寫 作的初衷，是表達，萌動了寫作的衝動和有了寫作的準備，都應該從看見開始，作家的職責是把自己看見的東西，經過加工整理，溶入進自己 的觀點、情感和思想，用藝術手法加以組合，還給讀者，才算抵達寫成的初衷，沒有這些，就沒有文學，也沒有作家。
被秦嶺緊緊擁抱在襁褓中的廟嶺，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精神領地，記事起，也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全村有近200多人，我所看見的，廟嶺的
人也看見了，但我總認為，我所看見的，應該與他們看見的不一樣。河邊有棵老柳樹，他們認為那就是一棵老柳樹，他們心裡所想的，老柳樹 能做什麼用場，是解板後做成家具，還是將其在春天長出來的細枝割下來編成籠或筐，或者是砍了樹當柴燒。而在我心中，那棵老柳樹，除了 有故事，還有情感，少年的情感，成年人的情感，老年人的情感，故去者的情感，樹本身的情感。老柳樹像廟堂里的菩提樹，樹上繫着許多人 的情感和記憶，當然還有由記憶編織而成的故事，那些承載情感的載體中，藏着人的記憶，也藏着人們的祈願。母親曾經說過，你看人看事，
要和我所看的得出的結論不同。我問她為什麼？她說，你走的地方多，見的人多，經的事多，你會讀書，書中的人多，廟嶺的人和事在你眼 中，肯定和在我眼中不一樣，你看見的人和事，你會和書中的人和事作對比，你會和你在外面見過的人和事作比較。她還說，比如咱們死了的 劉隊長，我們只能看見他大公無私，而你應該知道，他為什麼會大公無私，是什麼原由讓他大公無私。我信了母親的話，也利用了母親的話， 結果發現，母親猶如一位哲人，話雖普通，道理卻深刻至極。在寫作過程中，我尊循了母親的教導。
這些年，關於故鄉的隱退，人們寫了太多的文字，人們斷斷續續地寫鄉村，跳躍式的書寫，或者是迴避式的書寫，許多文字，迴避了真實，寫 出了存在，迴避了苦難，寫出了希望，有些文字，在書寫中，遺失了鄉村曾經的歡愉。我堅持選擇式的書寫，以事實為依託，寫人們的喜悅， 也寫苦難，我想寫出大時代背景下，農民的思想和意識，及由意識折射出來的行為。之所以想全景式、縱深式地書寫，是想告訴人們，昔日鄉
村，也曾經輝煌過，鄉村的人，也快樂過，幸福過，我想告訴人們，為什麼鄉村會成為今天這個樣子，其中原由是什麼。
廟嶺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僅靠這40多萬字，肯定是記不全的，我選擇的事件和人物，必然有我的想法，時代，人物，場景，事件，我要反映我 心中，那些事件的意義所在，不只是單純的羅列過程和安排時間順序，將人物記錄在案。比如跛子何忠福這個人，他一生，在廟嶺人眼裡，是 個殘疾人，是個可有可無的人，是個餓死鬼托生的人，而這個人物對我而言，是最有特點的人。他攬罪上批鬥會，想進監獄，他最後說給父親 的遺言，他一生活着的意義。廟嶺在那個時代，有許多光棍，只有他，活得和別的光棍不同，說他苦，比別的光棍苦了許多，但他的人生中，
是有希望的，哥哥何忠有的兒女就是他的希望，而別的光棍，吃喝或許比他好，自由，不遭白眼，不受人指責，但他們與他比少了希望。他之 所跟着兄長何忠有在大年初一修地，擔着柴草上集趕店，憋着屎尿趕路，因為他為希望而活，他的希望就是他的靠山，是他活着的精神支柱。
我知道，這類題材，放在文學作品裡，歸類或許都是問題，文學上把這種寫法叫在場，也叫非虛構。而我遵循的是真實的寫照。我不喜歡在語 言上弄得文縐縐的，我的書是寫給廟嶺的後人的，我只想書寫自己看見的真實，我是要讓廟嶺的後人，知道這些歷史，不像昨天和今天的廟嶺 人，不知道自己從哪兒來，經歷了什麼。對人來說，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是一種悲哀，我一直背着這種悲哀在行走，我不想讓廟嶺的後人 也背着悲哀行走，我想讓廟嶺的後來者知道，在他們之前，廟嶺發生了什麼，都有些什麼樣的人，經歷了什麼樣的事。記錄廟嶺的歷史，算是 自己給自己一個很想完成的任務，當然，也是一種報答，報答廟嶺給了我的一切。我試圖在表現真實的人生經歷中尋找自我，藉以擺脫現實生 存中面對的困惑，而文字對我而言，是一種可以依靠的東西，是我用於解除困惑明白自我的一種手段，我想用文字表述自己與世界的依存關 系，通過文字與廟嶺的前人交流，與後來者交流，與歷史交流，與時間交流，與自然交流，與未來交流。記錄過去，是為了現在，更是為了未 來。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一直喜歡王維的說法，雖然幾十年來，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比廟嶺多，但我並沒有放過廟嶺，廟嶺猶如一簾幽 夢，夜夜於我的枕邊，與我同眠，它是我在城市的另一個太陽，賜溫暖於我，照耀我前行。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一個愁字，定在心中，這個愁，不是我的個體之愁，是整整一個時代的群體之愁，也許時間會消解這種愁，可不知道要等待多久？如果是在寫作一部小說，也許我會依自己的設想，借用自然的景物，將愁字埋沒，面對歷史，我沒有辦法將隱沒在廟嶺山水間的愁抹去，它和暗藏在我心中的愁一樣，真實的存在着。
為愁而愁，為愁而作，也許這是我寫此書的初衷。[1]
作者簡介
李虎山，1978年入北京衛戍區服役，79年入北師大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