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窯院(王雲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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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窯院》是中國當代作家王雲洲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家的窯院
我的老家在南山一個叫後嶺的小山莊，我記事時，莊上只有7戶人家，全都居住在兩個相連的四合院內。每個院東西兩邊和南面是三座土木結構的瓦房，北面是一眼土窯洞。前院那個小小的窯洞是我的家，我哥、我和大妹妹的出生地。
哥哥屬蛇，出生於1953年，大我8歲。老人們說，我哥之後，我的前面，父母有四個孩子剛出生就夭亡了。大人們害怕了，請人看過後，說要找齊六六三十六種東西，越陳越好，包起來放在窯後頭的地下，不能讓外人靠近。大人們篤信不疑，十分虔誠地守護着那個神秘又神聖的地方，每有客人進屋，趕緊請其坐在靠門口的桌前或炕沿上，自己把一條板凳橫在炕桌之間坐上去，唯恐客人到裡頭去。好在窯洞狹小，幾件家具一擺，基本上就沒有空間了。
有了我和妹妹以後，這小小的斗室更顯得侷促，實在是不能將就了。加上一個院子裡住四家人，難免磕磕碰碰，父親的老家遠在好幾里之外，他與我母親結婚後住在母親這邊，就有寄人籬下的感覺，他又是受不了一點氣的人，所以決心要新開一座窯院，時間大約是1967年。請風水先生看過後，定在老院西南幾十米之外的一塊坡地。幾個人用繩子拉了一下，計算出了大致的土方，工程量不小。當時，沒有任何施機械，這對一個家庭來說，是一項浩大而艱巨的工程，靠自己和請人來幫忙是不可能完成的。那是人民公社時期，社員必須服從生產隊的統一安排，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不允許請長假干私活，加上打窯也多少需要點技術，所以我們家像別人一樣，請了三個從荷澤過來的窯工。那些年，有從山東河南來的窯工，常年在我們這一帶尋活，為個人或集體打窯。那邊地處平原，人多地少，遇旱赤地千里，逢澇一片汪洋，而我們這裡是山區，小氣候多，這邊不收那邊收，還有些山貨，好賴還不至於餓死，但也絕對好不到哪裡去。記得當時每個工值一般年景一二毛錢，好的時候兩三毛，一個全男勞力，出一天工記十二分（一點二個工），即使全年出滿勤，又能掙多少？扣除全家口糧款、集體公益金、公積金之後，所剩無幾。有的戶辛辛苦苦幹一年，年底結算還要欠生產隊的錢。所以窯工在這裡也掙不了幾個，主要是圖吃個飽飯。誰家要打新窯，除了攢錢借錢，還得有一定的存糧，或者能借到足夠的糧食。打窯是重體力勞動，不讓人家吃飽就干不動活。我家打新窯花了多少錢，吃了多少糧，我當時還小，又過了這麼多年，完全沒有概念。至於蓋房子，那要花錢買磚瓦、買大梁檁條木椽，還有鐵釘圪巴之類，所以當時的莊戶人家是想都不敢想的，能打一座新窯院已是了不起的壯舉了，儘管人類的祖先掘窯洞而居已有幾千上萬年的歷史，儘管百年前的後嶺已有了兩座漂亮的四合院。
這三個窯工個個能出力，在我們那一帶干過幾家，口碑不錯。誰知，地基剛開挖，便遇上特別堅硬的料疆帶，洋鎬钁一钁下去，只能碰出個小白點，震得虎口生痛手臂發麻。窯工不幹了，情願丟工舍價。父親每天去現場，也親手試過，他能理解窯工。但總不能就這樣撂下啊，這夥人走了，就很難找到人幹了。父親又愁又急，請人中間說合，表示可以適當加點工錢，無奈家貧，能增加的很少，窯工們不同意。最後父親提出他自己並再找一個人，一起來干，不計工錢。幾個窯工都很實在，猶豫一番後勉強同意了。
打窯的工具很簡單，就是钁頭、鐵鍬，運土用籮筐挑。當時的洋人不知道挖土運土用的什麼工具？中國據說早在商代就有了鐵器，鐵鎬鐵鍬不知道什麼時候發明的，大概不會太晚吧，荊條編的籮筐應該更早。我們有那麼早的發明當然值得自豪，但幾千年的停滯不變更令人嘆息悲哀。
不記得幹了多長時間，至少是一冬一春吧，終於建成坐北朝南一排三孔窯洞。中間自然是父母住，東窯是哥哥的，西窯是給我長大後住的。剛住進去的時候，全家高興，我雖然還小，但也感到拽拽的。有了一座新窯院，我和哥哥今後就可以在這裡娶妻生子了，這是那時的山裡人家族史上的榮耀。父親當然自豪，雖然背了饑荒，糧食也更緊張了，但有了一座巍然雄居的新窯院，這些困難都不算什麼了。 我跟哥哥睡在東窯，他逗我說，他這東窯好，我問為啥？他說東邊是東方紅。我不服氣，說西窯好，西邊是喜盈盈！哥哥聽了哈哈大笑，高興得不得了，到處說給人聽，誇他的弟弟聰明，巧舌利嘴。
不知是我們家住到新窯後的第幾年，一個夏日的夜裡，下起了大暴雨。中窯和東窯窯頂裂縫，碗口粗的水傾瀉而下。我和哥哥還在東窯里酣睡，母親過來把我們叫醒，哥哥和父親用水桶、盆子接水往院子裡潑，母親把我和妹妹送到西窯。西窯沒住人，放了一台織布機和一些雜物。母親拿了一個煤油燈，一邊點燃火柴準備點燈，一邊說「這個窯還沒事」，話音未落，窯頂一股水嘩的一聲突然灌了下來！外面的大雨嘩嘩地傾瀉着，聲若波濤，閃電撕開夜幕，炸雷震耳欲聾，我和兩個妹妹驚恐地抱住母親，母親不停地說「不怕不怕」，一邊說咱們到後院去。我們互相攙扶着，跌跌撞撞，摔倒一次又一次，早已濕透了的衣服貼在身上，不停地打着冷顫。母親把我們交給後院的華亭嫂子，父親到後院前院挨戶敲門，鄰居們來到一看，說屋裡的水怎麼能舀光呢，趕緊到窯頂把水路避開引走。父母他們實在是人到事中迷，這才與大伙兒一起去到窯頂將水引開。
窯頂西頭是一個麥場，麥場的麥秸豆稈之類被雨水衝到窯頂，堆積在那裡堵住了水口，而這裡被螞蟻鑽了很多洞，因雨特別大，積水從小小的螞蟻窟窿滲灌進去。三孔窯的裂縫，都在離窯口幾尺遠的頂部橫向開着。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我的家慘不忍睹，三孔窯都裂着一尺多寬的縫，好像隨時有倒塌下來的危險，人都不敢進去了。再到窯頂去看，那一道黑洞洞的大裂縫更是瘮人。鄰居們都來了，站在離窯口稍遠的院子裡看着，無不驚訝，表示同情。父母和哥哥把災難帶來的憂愁強壓心底，他們不能泄氣，不能倒下，一家人總得有個窩巢，總還要生活下去。父親叫了我兩個會木工的堂兄，還有鄰居和幾個親戚來幫忙。當天到山上伐了木頭回來，在中窯用兩根橡木作立柱，將一節櫟木棚到窯頂縫口。東、西兩窯看起來沒有危險，只是將裂口堵上，用泥糊住。就這樣，我們全家又住了進去。住在這樣的窯里，我和妹妹不知道害怕，但大人們一定沒那麼安穩踏實，可又有什麼辦法呢？
接下來，還要處理窯頂那條大裂縫。它離窯頂邊緣一丈多遠，只有將其切挖下去，在離窯口上方丈把高的地方，形成一面緩坡帶。這個工程也費了很大勁，完了還必須鋪瓦以防雨雪滲漏。然而，當時全村（大隊）九個生產小隊，方圓幾十里，五百多口人，只有高堰莊有個磚瓦窯。高堰離我家至少七八里遠，在清水河河谷，而我們的家在山上。那一段時間，每天天不亮父親和哥哥倆人就出發去高堰擔瓦，回來還要參加生產隊勞動。每擔瓦一百多斤，從高堰往回走，起步就是又陡又窄的山路，路面有很多石子，走起來雙腳打滑，有很多石頭凸出路面，不小心就會拌倒。在這樣的路上擔瓦爬坡，連個可以放下擔子歇腳的地方都沒有。家裡又沒多少糧食，擔瓦路上，連蒸紅薯、柿疙瘩都得省着吃。
1968年，小妹妹出生在新窯里。1973年，母親剛四十歲的年齡，就因病在中窯里溘然長逝。
1978年，哥哥要結婚了，新房就是東窯。當時我正在古城中學補習，準備高考。我請假回去，在城關買了些花花綠綠的紙，把東窯妝扮得五彩繽紛，又用紙剪出些吉祥溫馨的字條貼上去。我還想把坑坑窪窪的屋內陸下用不沾腳的白土填平，但我們那裡沒有這種土，全是黃土；我還想用白灰將東窯粉刷一遍，好迎接我的嫂嫂，可是白灰也沒有。我非常遺憾，很不甘心，第一次從心底憎惡生我養我的家鄉，因為她是這麼貧窮，貧窮得連哥哥的新房無一杴土一把灰可用！我甚至想過，從黃河邊運些白沙土，從幾十里外的地方買些白灰，但是，畢竟這太不容易了，也顧忌人們說我沒必要這麼講究，只好作罷了。我之所以想這樣想那樣，並不是矯情，也不是為了出風頭。離開母親的這些年裡，我們一家人的日子是多麼艱難！剛上一年級的大妹妹不得不輟學回家做飯，從沒動過針線的父親不得不笨拙地為我們縫補舊棉衣。別人家的孩子可以露腳趾穿鞋，但哥哥不允許我們穿這成這樣，他說，沒娘的孩子更要有志氣！沒了母親，哥哥對我更加呵護寵愛，不讓我受委屈，不讓別人看不起。他當時在五福澗大船當船工，船工生活時刻都有兇險，一般人不願去，但船工收入要比生產隊好，為了掙錢，哥哥連續多年在船上做工，後來當了大船會計。我上初中高中，只要開口，要三塊他給我五塊，沒有他就向別人借。現在，哥哥要結婚了，家裡有能主事的人了，我一下子覺得有了依靠，這個家又有了溫馨，我能不高興嗎？嫂子比母啊！我當時就是這樣的心情。
哥哥在東窯里娶進了嫂子，我於1985年冬天結婚，西窯就是我的新房。兩個妹妹也是在這院裡出嫁的。後來，哥哥在窯前蓋了三間磚木結構的房子，為他的大兒子娶媳婦作準備。
文革結束了，公社解體了，社員變農民了，可以自主安排經營自己的生活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農民們逐漸恢復了些元氣，有了些收入，我們這小莊子上陸續有了哥哥和鄰居家蓋的三座新瓦房。瓦房夠氣派，也亮堂，但畢竟當時家底還不太殷實，文化上被革命之後更成了荒漠，所以新房子就少了審美上的講究，不能與兩座院子的老房子相比。老房子建於何時，準確年代已無可考，大概是在清末或民初。雖是土木結構，但有氣勢，典雅講究。兩個大門，皆有精美磚刻圖案，一個門額上題「耕讀」，一個寫「書香」，頗有古風。院內大方磚鋪地，院周房檐下過道用大石條連接。厚重的門，花格窗，屋內有木板樓。房子雖不軒敞，但處處透着精緻。大梁檁條都刨得很光滑，年長日久，煙熏火燎，黑烏烏的像漆過一樣。我常想，在這個窮鄉僻壤，蓋成這樣的房子需要怎樣的家底？磚瓦特別是那些磚刻是從哪裡燒制出來的？又粗又直的木頭是哪兒長出來的？極度乾旱缺水、到處光禿禿的家鄉，難道也曾山青水秀麼？但如果僅有這些，而
沒有人的文化底蘊，絕無可能把房子造得如此雅致。這一個多世紀中，我們小莊子發生過什麼故事？有了怎樣的變化？是富裕了還是貧窮了？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時候，老家家家戶戶的糧囤越來越淺，人們罕有像樣的衣服，各家的家俱斑斑駁駁，不是門壞了就是腿掉了，誰家能添置一個小板凳、一個新斧把都會成為稀罕，惹人眼饞。怎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樣的過法如果再維持幾年、幾十年，將該窮成什麼樣子？人會怎麼樣？國會怎麼樣？這一切，經歷過的人們似乎並沒有多想，也不想去想。那幾座老房子見證了一切，但它們卻沉默不語。
我們這個莊子 很晚才通電，線路從我家院子上空通過，在院子西邊台地上栽了一根粗柴當電線杆。1997年夏天某日，也是一場大雨過後，他才三十幾歲的連襟，因高血壓被庸醫治死，從縣城拉回老家，草草埋葬了的當天，哥哥放心不下家裡的幾頭牛，匆匆趕了回去。當時，人們晚上都頭戴礦燈到野地里逮蠍子賣錢。哥哥給礦燈充電時發現沒電，便用一根電線去從高壓線往低壓線上搭接。平時大家都是這樣做的，但這次死神悄然降臨，哥哥突然中電身亡！那年他才四十四歲。半夜接到電話，我如聞晴天霹靂。我和妻子趕回去，也是一場大雨剛過，黃河邊上的車路又泥又滑，步步驚險，不由我詛咒這一場一場的大雨給我家帶來的災難！哥哥靜靜地躺在東窯屋內墊着的一塊門板上，我和父親擁抱着，哭得聲嘶力竭，親戚和鄰居們個個嚎啕大哭，悲愴籠罩着小院，籠罩着山莊。
從此，我家窯院留給我的記憶，除了溫馨、歡樂和苦澀，又讓我泣血傷痛，讓我痛恨那猙獰醜陋的「電杆」！
而今，老家遠遠近近的人們都走了，一座座院子長滿了荊棘蒿草，窯洞塌頂了，房子倒架了。我家的窯洞和房子雖然還算完好，但太靜了，寂靜得讓我心悸。周圍的山頭，田野，枯樹，老墳，好像有無數隻眼睛看着我。我靜靜地站着，耳邊隱約有聲，呢呢喃喃，淒悽慘慘。我雙眼漸漸模糊，喉嚨哽咽，不可遏止地失聲慟哭起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