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窯院(王雲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
《我家的窯院》是中國當代作家王雲洲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家的窯院
我的老家在南山一個叫後嶺的小山莊,我記事時,莊上只有7戶人家,全都居住在兩個相連的四合院內。每個院東西兩邊和南面是三座土木結構的瓦房,北面是一眼土窯洞。前院那個小小的窯洞是我的家,我哥、我和大妹妹的出生地。
哥哥屬蛇,出生於1953年,大我8歲。老人們說,我哥之後,我的前面,父母有四個孩子剛出生就夭亡了。大人們害怕了,請人看過後,說要找齊六六三十六種東西,越陳越好,包起來放在窯後頭的地下,不能讓外人靠近。大人們篤信不疑,十分虔誠地守護着那個神秘又神聖的地方,每有客人進屋,趕緊請其坐在靠門口的桌前或炕沿上,自己把一條板凳橫在炕桌之間坐上去,唯恐客人到裡頭去。好在窯洞狹小,幾件家具一擺,基本上就沒有空間了。
有了我和妹妹以後,這小小的斗室更顯得侷促,實在是不能將就了。加上一個院子裡住四家人,難免磕磕碰碰,父親的老家遠在好幾里之外,他與我母親結婚後住在母親這邊,就有寄人籬下的感覺,他又是受不了一點氣的人,所以決心要新開一座窯院,時間大約是1967年。請風水先生看過後,定在老院西南幾十米之外的一塊坡地。幾個人用繩子拉了一下,計算出了大致的土方,工程量不小。當時,沒有任何施機械,這對一個家庭來說,是一項浩大而艱巨的工程,靠自己和請人來幫忙是不可能完成的。那是人民公社時期,社員必須服從生產隊的統一安排,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不允許請長假干私活,加上打窯也多少需要點技術,所以我們家像別人一樣,請了三個從荷澤過來的窯工。那些年,有從山東河南來的窯工,常年在我們這一帶尋活,為個人或集體打窯。那邊地處平原,人多地少,遇旱赤地千里,逢澇一片汪洋,而我們這裡是山區,小氣候多,這邊不收那邊收,還有些山貨,好賴還不至於餓死,但也絕對好不到哪裡去。記得當時每個工值一般年景一二毛錢,好的時候兩三毛,一個全男勞力,出一天工記十二分(一點二個工),即使全年出滿勤,又能掙多少?扣除全家口糧款、集體公益金、公積金之後,所剩無幾。有的戶辛辛苦苦幹一年,年底結算還要欠生產隊的錢。所以窯工在這裡也掙不了幾個,主要是圖吃個飽飯。誰家要打新窯,除了攢錢借錢,還得有一定的存糧,或者能借到足夠的糧食。打窯是重體力勞動,不讓人家吃飽就干不動活。我家打新窯花了多少錢,吃了多少糧,我當時還小,又過了這麼多年,完全沒有概念。至於蓋房子,那要花錢買磚瓦、買大梁檁條木椽,還有鐵釘圪巴之類,所以當時的莊戶人家是想都不敢想的,能打一座新窯院已是了不起的壯舉了,儘管人類的祖先掘窯洞而居已有幾千上萬年的歷史,儘管百年前的後嶺已有了兩座漂亮的四合院。
這三個窯工個個能出力,在我們那一帶干過幾家,口碑不錯。誰知,地基剛開挖,便遇上特別堅硬的料疆帶,洋鎬钁一钁下去,只能碰出個小白點,震得虎口生痛手臂發麻。窯工不幹了,情願丟工舍價。父親每天去現場,也親手試過,他能理解窯工。但總不能就這樣撂下啊,這夥人走了,就很難找到人幹了。父親又愁又急,請人中間說合,表示可以適當加點工錢,無奈家貧,能增加的很少,窯工們不同意。最後父親提出他自己並再找一個人,一起來干,不計工錢。幾個窯工都很實在,猶豫一番後勉強同意了。
打窯的工具很簡單,就是钁頭、鐵鍬,運土用籮筐挑。當時的洋人不知道挖土運土用的什麼工具?中國據說早在商代就有了鐵器,鐵鎬鐵鍬不知道什麼時候發明的,大概不會太晚吧,荊條編的籮筐應該更早。我們有那麼早的發明當然值得自豪,但幾千年的停滯不變更令人嘆息悲哀。
不記得幹了多長時間,至少是一冬一春吧,終於建成坐北朝南一排三孔窯洞。中間自然是父母住,東窯是哥哥的,西窯是給我長大後住的。剛住進去的時候,全家高興,我雖然還小,但也感到拽拽的。有了一座新窯院,我和哥哥今後就可以在這裡娶妻生子了,這是那時的山裡人家族史上的榮耀。父親當然自豪,雖然背了饑荒,糧食也更緊張了,但有了一座巍然雄居的新窯院,這些困難都不算什麼了。 我跟哥哥睡在東窯,他逗我說,他這東窯好,我問為啥?他說東邊是東方紅。我不服氣,說西窯好,西邊是喜盈盈!哥哥聽了哈哈大笑,高興得不得了,到處說給人聽,誇他的弟弟聰明,巧舌利嘴。
不知是我們家住到新窯後的第幾年,一個夏日的夜裡,下起了大暴雨。中窯和東窯窯頂裂縫,碗口粗的水傾瀉而下。我和哥哥還在東窯里酣睡,母親過來把我們叫醒,哥哥和父親用水桶、盆子接水往院子裡潑,母親把我和妹妹送到西窯。西窯沒住人,放了一台織布機和一些雜物。母親拿了一個煤油燈,一邊點燃火柴準備點燈,一邊說「這個窯還沒事」,話音未落,窯頂一股水嘩的一聲突然灌了下來!外面的大雨嘩嘩地傾瀉着,聲若波濤,閃電撕開夜幕,炸雷震耳欲聾,我和兩個妹妹驚恐地抱住母親,母親不停地說「不怕不怕」,一邊說咱們到後院去。我們互相攙扶着,跌跌撞撞,摔倒一次又一次,早已濕透了的衣服貼在身上,不停地打着冷顫。母親把我們交給後院的華亭嫂子,父親到後院前院挨戶敲門,鄰居們來到一看,說屋裡的水怎麼能舀光呢,趕緊到窯頂把水路避開引走。父母他們實在是人到事中迷,這才與大伙兒一起去到窯頂將水引開。
窯頂西頭是一個麥場,麥場的麥秸豆稈之類被雨水衝到窯頂,堆積在那裡堵住了水口,而這裡被螞蟻鑽了很多洞,因雨特別大,積水從小小的螞蟻窟窿滲灌進去。三孔窯的裂縫,都在離窯口幾尺遠的頂部橫向開着。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我的家慘不忍睹,三孔窯都裂着一尺多寬的縫,好像隨時有倒塌下來的危險,人都不敢進去了。再到窯頂去看,那一道黑洞洞的大裂縫更是瘮人。鄰居們都來了,站在離窯口稍遠的院子裡看着,無不驚訝,表示同情。父母和哥哥把災難帶來的憂愁強壓心底,他們不能泄氣,不能倒下,一家人總得有個窩巢,總還要生活下去。父親叫了我兩個會木工的堂兄,還有鄰居和幾個親戚來幫忙。當天到山上伐了木頭回來,在中窯用兩根橡木作立柱,將一節櫟木棚到窯頂縫口。東、西兩窯看起來沒有危險,只是將裂口堵上,用泥糊住。就這樣,我們全家又住了進去。住在這樣的窯里,我和妹妹不知道害怕,但大人們一定沒那麼安穩踏實,可又有什麼辦法呢?
接下來,還要處理窯頂那條大裂縫。它離窯頂邊緣一丈多遠,只有將其切挖下去,在離窯口上方丈把高的地方,形成一面緩坡帶。這個工程也費了很大勁,完了還必須鋪瓦以防雨雪滲漏。然而,當時全村(大隊)九個生產小隊,方圓幾十里,五百多口人,只有高堰莊有個磚瓦窯。高堰離我家至少七八里遠,在清水河河谷,而我們的家在山上。那一段時間,每天天不亮父親和哥哥倆人就出發去高堰擔瓦,回來還要參加生產隊勞動。每擔瓦一百多斤,從高堰往回走,起步就是又陡又窄的山路,路面有很多石子,走起來雙腳打滑,有很多石頭凸出路面,不小心就會拌倒。在這樣的路上擔瓦爬坡,連個可以放下擔子歇腳的地方都沒有。家裡又沒多少糧食,擔瓦路上,連蒸紅薯、柿疙瘩都得省着吃。
1968年,小妹妹出生在新窯里。1973年,母親剛四十歲的年齡,就因病在中窯里溘然長逝。
1978年,哥哥要結婚了,新房就是東窯。當時我正在古城中學補習,準備高考。我請假回去,在城關買了些花花綠綠的紙,把東窯妝扮得五彩繽紛,又用紙剪出些吉祥溫馨的字條貼上去。我還想把坑坑窪窪的屋內陸下用不沾腳的白土填平,但我們那裡沒有這種土,全是黃土;我還想用白灰將東窯粉刷一遍,好迎接我的嫂嫂,可是白灰也沒有。我非常遺憾,很不甘心,第一次從心底憎惡生我養我的家鄉,因為她是這麼貧窮,貧窮得連哥哥的新房無一杴土一把灰可用!我甚至想過,從黃河邊運些白沙土,從幾十里外的地方買些白灰,但是,畢竟這太不容易了,也顧忌人們說我沒必要這麼講究,只好作罷了。我之所以想這樣想那樣,並不是矯情,也不是為了出風頭。離開母親的這些年裡,我們一家人的日子是多麼艱難!剛上一年級的大妹妹不得不輟學回家做飯,從沒動過針線的父親不得不笨拙地為我們縫補舊棉衣。別人家的孩子可以露腳趾穿鞋,但哥哥不允許我們穿這成這樣,他說,沒娘的孩子更要有志氣!沒了母親,哥哥對我更加呵護寵愛,不讓我受委屈,不讓別人看不起。他當時在五福澗大船當船工,船工生活時刻都有兇險,一般人不願去,但船工收入要比生產隊好,為了掙錢,哥哥連續多年在船上做工,後來當了大船會計。我上初中高中,只要開口,要三塊他給我五塊,沒有他就向別人借。現在,哥哥要結婚了,家裡有能主事的人了,我一下子覺得有了依靠,這個家又有了溫馨,我能不高興嗎?嫂子比母啊!我當時就是這樣的心情。
哥哥在東窯里娶進了嫂子,我於1985年冬天結婚,西窯就是我的新房。兩個妹妹也是在這院裡出嫁的。後來,哥哥在窯前蓋了三間磚木結構的房子,為他的大兒子娶媳婦作準備。
文革結束了,公社解體了,社員變農民了,可以自主安排經營自己的生活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農民們逐漸恢復了些元氣,有了些收入,我們這小莊子上陸續有了哥哥和鄰居家蓋的三座新瓦房。瓦房夠氣派,也亮堂,但畢竟當時家底還不太殷實,文化上被革命之後更成了荒漠,所以新房子就少了審美上的講究,不能與兩座院子的老房子相比。老房子建於何時,準確年代已無可考,大概是在清末或民初。雖是土木結構,但有氣勢,典雅講究。兩個大門,皆有精美磚刻圖案,一個門額上題「耕讀」,一個寫「書香」,頗有古風。院內大方磚鋪地,院周房檐下過道用大石條連接。厚重的門,花格窗,屋內有木板樓。房子雖不軒敞,但處處透着精緻。大梁檁條都刨得很光滑,年長日久,煙熏火燎,黑烏烏的像漆過一樣。我常想,在這個窮鄉僻壤,蓋成這樣的房子需要怎樣的家底?磚瓦特別是那些磚刻是從哪裡燒制出來的?又粗又直的木頭是哪兒長出來的?極度乾旱缺水、到處光禿禿的家鄉,難道也曾山青水秀麼?但如果僅有這些,而
沒有人的文化底蘊,絕無可能把房子造得如此雅致。這一個多世紀中,我們小莊子發生過什麼故事?有了怎樣的變化?是富裕了還是貧窮了?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時候,老家家家戶戶的糧囤越來越淺,人們罕有像樣的衣服,各家的家俱斑斑駁駁,不是門壞了就是腿掉了,誰家能添置一個小板凳、一個新斧把都會成為稀罕,惹人眼饞。怎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樣的過法如果再維持幾年、幾十年,將該窮成什麼樣子?人會怎麼樣?國會怎麼樣?這一切,經歷過的人們似乎並沒有多想,也不想去想。那幾座老房子見證了一切,但它們卻沉默不語。
我們這個莊子 很晚才通電,線路從我家院子上空通過,在院子西邊台地上栽了一根粗柴當電線杆。1997年夏天某日,也是一場大雨過後,他才三十幾歲的連襟,因高血壓被庸醫治死,從縣城拉回老家,草草埋葬了的當天,哥哥放心不下家裡的幾頭牛,匆匆趕了回去。當時,人們晚上都頭戴礦燈到野地里逮蠍子賣錢。哥哥給礦燈充電時發現沒電,便用一根電線去從高壓線往低壓線上搭接。平時大家都是這樣做的,但這次死神悄然降臨,哥哥突然中電身亡!那年他才四十四歲。半夜接到電話,我如聞晴天霹靂。我和妻子趕回去,也是一場大雨剛過,黃河邊上的車路又泥又滑,步步驚險,不由我詛咒這一場一場的大雨給我家帶來的災難!哥哥靜靜地躺在東窯屋內墊着的一塊門板上,我和父親擁抱着,哭得聲嘶力竭,親戚和鄰居們個個嚎啕大哭,悲愴籠罩着小院,籠罩着山莊。
從此,我家窯院留給我的記憶,除了溫馨、歡樂和苦澀,又讓我泣血傷痛,讓我痛恨那猙獰醜陋的「電杆」!
而今,老家遠遠近近的人們都走了,一座座院子長滿了荊棘蒿草,窯洞塌頂了,房子倒架了。我家的窯洞和房子雖然還算完好,但太靜了,寂靜得讓我心悸。周圍的山頭,田野,枯樹,老墳,好像有無數隻眼睛看着我。我靜靜地站着,耳邊隱約有聲,呢呢喃喃,淒悽慘慘。我雙眼漸漸模糊,喉嚨哽咽,不可遏止地失聲慟哭起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