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知青(王德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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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知青》是中國當代作家王德明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不是知青
(遼寧)
志芬同學來電話說,淑霞同學來哈了,卻恰逢我在北京,說不盡的遺憾縈繞在心中。
淑霞和我是一個村的,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一起讀書。四十多年不曾相見,除了青春時代的記憶,真不知道她變成了什麼樣子。
那一年的秋天,我們一起從鄰村的中學畢業,回到了生產隊參加勞動,正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如火如荼。
雖然,我是一名青年,但是因為沒有「知識」的定語在青年二字的前面修飾身份,自然就直接回到生產隊裡干農活去了。我乾的第一個農活兒是鏟苞米。一望無垠的苞米地,苞米苗兒卻不足二寸高。
領着我們幹活兒的,大家都稱他為「打頭的」,好像姓孟,名字已經記不得了,大家都叫他四哥,我也叫他四哥。
苞米地就在村子的西南角上,壟長有一華里左右,南到南樹地的山腳下。苞米地,壟寬約三十公分,約十公分有一棵苞米苗兒。偏逢大旱,苞米苗兒都不十分茁壯。我們一人一條壟,一字排開。孟四哥打頭,我排在最後,是個半拉子工。
鏟地,需要拉開一個架勢。要站在壟溝兒里,身體向前傾,腰要彎下來。右腿在前稍彎曲,左腿在後要繃直。右手在下方握住鋤頭把兒的中部,左手在後面握住鋤頭把兒的尾部,一下接着一下向前認真地鏟下去。不能鏟得太深,太深了就把濕土剷出來了,不保墒,苗兒易旱死。也不能鏟得太淺,鏟得太淺了就鏟不斷草根,待草瘋長起來,地就荒蕪了。更要認真地看好苗的周圍,既要鏟掉雜草,又不能傷害到苞米苗兒。剛剛學習鏟地,總是把握不好,慢慢地就和隊伍拉開了距離,落在了最後頭。好心的四哥,有時候會過來看一看,告訴我一些鏟地的要領,他應該算作我的第一個干農活兒的師傅吧。
鏟地是一個力氣活兒,偶爾站起身來喘口氣兒。看着自己的無用,看着遠去的隊伍,看着一望無垠的壟溝兒,心中不免暗暗敬佩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為一個合格的莊稼把式是一個艱苦的過程,光有決心是不夠的,真得捨得吃力氣,知識青年需要去,沒有知識的青年也需要去。
知識青年是響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號召,來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這場偉大的運動已經過去了五十年,今天有許多曾經當過知青的人發表文章,回顧那段青春歲月,歷數了那段苦難給他們的歷練。然而,在我的眼中,卻對知青的生活充滿着羨慕。
村里一百多名知識青年,單獨編了一個生產小隊,叫知青隊,隊長好像姓高。他們幹活的地方也離我們不是很遠,和我們幹的都是一樣的農活兒。但是,知青隊那邊兒卻歡歌笑語不絕於耳。
同一塊苞米地,我們都快鏟完了,他們還在地頭兒排練節目。知青們組建了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干一會兒活,就說唱一會兒,排練一會兒,一天也鏟不了半壟地,卻給十個工分兒。我們這邊從早到晚,不敢停歇,我卻只能掙八個工分兒。所以,我很羨慕他們。當時流行着一句話,叫作:「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們就是出身不一樣,但是道路也並不能選擇,這就是我對這句時髦語言的認識,也是知青們給我的第一印象,知青就是高我們農村人一等。
憑良心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確實改變了農村的精神面貌,這麼說一點兒都不為過,這項國家政策也許只有到了今天,人們才能達成共識。
我們村的知青,多數來自於縣裡,也有許多來自於遙遠的富拉爾基,還有許多來自於齊齊哈爾等大城市,知青當中也不乏有頭有臉兒的子弟。很快,村里為了表示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視,就加強了學校的建設,許多人到學校當了老師,許多人當了赤腳醫生和護士,還有許多人當了隊幹部、會計、出納等。他們和我們這些農村人的最大區別就是穿着大皮鞋,渾身乾乾淨淨,而且總是用手絹擦去他們大皮鞋上的塵土。
秋天的時候,村子裡又開始推薦知青上大學了,回鄉青年是根本沒有份兒的,因為沒有「知識」二字做他們的身份定語,隊長這一關就過不去。
劉大眼珠子總是瞪起眼珠子說:「你們誰夠上大學的資格?」
「地,都鏟不好,苗兒都分不清,還上什麼大學?」這是他對我們常說的一句口頭兒禪。
當然,誰也不敢和他頂撞。我們的小命兒就攥在他老人家的手裡吶,誰敢得罪他。上不了大學事小,給你穿一輩子小鞋兒,可就事大了。如果不能上大學,不能出去當兵,你的一生就真的攥在他的手心裡了。
不久,推薦上大學的結果出來了,幾個被推薦上大學的都是很不錯的好苗子。
賈玉雪,父親是縣法院的副院長。
高玉蘭,媽媽是縣農業局的會計,管着我們村里返銷糧的調配呢。
張麗,爸爸是縣革委會的副主任,屬於高幹系列。根紅苗正,上大學是必然的。
只有李青松,爸爸是縣裡工廠的一個普通工人,完全是靠自己的表現上大學的。在文革中把名字改得很陽剛,但是身段兒卻掩飾不住女人的蓬勃,模樣十分標緻,屁股十分碩大,無論在哪裡,都讓人十分的在意。雖然鏟地的本領她還沒有完全熟練,但每一次村里舉行文藝演出,李青松都是出盡了風頭。百靈鳥一樣的歌聲,不僅讓村裡的年輕人找不着北,就是村裡的大隊幹部也一樣找不着北。
劉大眼珠子就多次在大隊革委會的會議上表揚李青松,宣傳毛澤東思想實實在在,不摻假。用實際行動踐行毛澤東思想,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大隊幹部。這樣的人不上大學,讓誰上?
「李青松不上大學,我都不答應,這是立場問題。」劉大眼珠子的話很在理兒,誰敢頂撞呢。他瞅在眼裡的不光光是苗兒的模樣,還有苗兒的階級本質。性,很重要。
劉隊長,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兼我們的小隊長,姓劉,名大興。長相英俊,眼睛特別的大,滿臉滄桑,有點兒像陳永貴,大家都給他起了個雅號:「劉大眼珠子」。既是褒獎他的眼睛長的比較大,炯炯有神,揉不得沙子;也是諷刺他的眼睛總是盯着女人的屁股轉來轉去,大眼珠子瞪到了天上去;更是描述他如果遇見不喜歡的人,就會瞪起眼珠子,凶神惡煞一般,嚇得別人不敢說話。
他的眼珠子盯着誰,就從心理上給誰造成了莫大的恐懼。我就是這樣感同身受的,他總是在我的屁股後頭跟着,大眼珠子盯着我鏟過的地,一會兒罵我把苗兒鏟掉了,一會兒罵我草沒有鋤乾淨,總是讓我心驚肉跳。他越是盯着我看,我也就越緊張,鏟掉的苗兒越多,落下的草也越多,簡直到了惡性循環的程度。
剛剛入秋,麥子就黃了。
來到麥地,孟四哥領着大家依次排開,每個人八條壟。
麥子地不是大壟,是平地機播壟,壟與壟之間的間距大約十公分。他還是打頭,我還是最後。四哥先給我做了示範,告訴我提好刀,站穩,用刀把兩壟麥子攏起來,左手抓住麥子的上部,右手把刀移到底部向回拉,割下的麥茬子不能超過三公分。這樣拉一次,割下的麥子應該是半抱,放在腳上。再重新續一攏,對準兩條壟,抓好麥子,再割。一次要兩壟兩壟的割,兩壟割下來,就是一個麥個子,放在腳上不能散。
接下來就是打「腰子」。抓一小把兒麥子,把它割下來,把麥子底部夾在胳肢窩裡,兩隻手抓着麥子的頂部,但不能扭到麥穗兒,輕輕一扭,盤成一個扣子,再把麥子分成均勻的兩條麥繩兒,做成一個腰帶的樣子,叫「腰子」,然後把麥子捆起來,擰個摺疊扣,扣死,一個麥個子就算完成。如果扭到麥穗兒,麥粒子就會「嘩嘩」地掉下來。糧食是浪費不得的,這是莊稼人的規矩。當然,要達到一個老莊稼把式的水平,需要一個持久練習的過程。
前不久,有一個電影很流行,叫《白鹿原》,後來又拍了電視劇。兩部戲我都看了,但是有一點讓我感到很悲傷。不知道是應該批評那些做演員的,還是應該批評那些做導演的,太沒有生活基礎了,其中就有一個割麥子的場景讓人感到很遺憾。演員割麥子的時候,麥茬兒足有二十公分高,而且麥穗子落得滿地都是。打得麥「腰子」也是亂七八糟的,這樣割麥子的場景,真的是對農民極大的侮辱和諷刺。《白鹿原》的時代,描述的是民國時期的故事,土地還是私有的,莊稼就是農民的命,怎麼可能這樣浪費糧食的呢?
看到《白鹿原》的電影裡,割得滿地都是麥穗,我不免同情起這些演員來,甚或是對導演也充滿了同情和惋惜。電影不假,但對演員和導演的要求卻不應該是假的,失去生活的電影對演員和導演都是一個極大的侮辱。把《白鹿原》拍成這個樣子,恐怕陳忠實知道了都會從地底下鑽出來找演員,甚至是導演算賬呢。因為,這樣浪費糧食的農民,挨餓恐怕就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了。
四哥教完後,就自顧自地割自己的麥子去了,我也操起鐮刀,幹了起來。當時的農村都是非常困難的,家家都吃不飽。劉大眼珠子就在後面督戰,怎麼敢把麥子整得滿地都是。那樣,隊長肯定會罵我是一個敗家子兒。我彎下腰放下身段兒,割麥子可真是一個非常吃辛苦的活兒啊,它也教學會了我要腳踏實地地過日子。
那年的秋天,大概也就是收土豆的時節吧,「四人幫」歇菜了。
小平同志又出來工作了。對我來說,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復了高考,機會面前人人平等。那些受苦受難的知青們也在一夜之間都回城裡複習去了,田野上只留下我們這些始終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沒有「知識」作身份定語的青年。孤獨的勞作之中,看着成行的大雁向南飛去。這就是命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其實,道路是沒有選擇的。大多數生活在農村的孩子們,既沒有老師,也沒有課本,大多數家長也沒有條件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城裡去讀書。
隨着高考的大潮,我也離開了農村,來到省里讀書。
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了省里的一個部門,遇到了在村里插過隊的知青,李青松。
她那年被推薦上大學,先我一年畢業。
文革結束後,社會各條戰線都恢復了理智,單位又開始評定技術職稱了,但工農兵學員的學歷只能是算作大專,資格不夠參加評定職稱。
李青松很苦惱,常常和我抱怨世事的不公。她下鄉就不公道,在鄉下吃了很多的苦;她上學也不公道,為了上大學她犧牲了女人最為珍貴的東西;今天又不公道,她成了工農兵學員,不但被人瞧不起,而且還不能參加職稱評定。
我就勸她,想開些。她在我們村插過隊,不算朋友也算是半個老鄉。我就得管她叫大姐,安慰她抱怨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雖然評定技術職稱,她的學歷不行,但是她的工齡長。她的工齡是從下鄉那天算起的,包括上大學的日子都算作工齡,這樣計算起來也差不多;而我的工齡,由於沒有「知識」一詞在身份前面作定語,只能從畢業以後算起,我們的條件又是差不多的。
我們的年齡相仿,乾的活兒也都是一樣的,但她的工齡卻超我多出六七年來。出身不一樣,效果就不一樣,真的是滑稽得很。我又想起了那句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其實基礎就不一樣,道路根本是不可能選擇的。在單位,工齡是非常重要的,評職稱、分房子,都需要工齡做支撐,工齡非常重要。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一句鬼話。我的道路在哪裡?怎麼選擇,我的工齡還能漲上來嗎?
改革開放以後,各單位都恢復了常態,大家都團結起來向前奔。工齡、學歷已不再是資本,慢慢地這些就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幾十年過去了,人們總是抱怨命運的多舛,但對我來說,命運卻真的是很眷顧我。
其實,人生並沒有什麼苦難。那段艱苦的歲月,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都可能是一個磨礪的過程,有個姓泰名戈爾的人就說過,苦難是不會白白承受的,它會讓你變得更加強大。
李青松仍然是單位里的活躍分子。評定職稱時,因為她是工農兵學員,所以情緒就有些低落。但是不久,她還是評上了中級經濟師的職稱,據說是工齡上占了便宜。當然,她也付出了代價,用她自己的話說,屁股大有屁股大的好處,碩大的屁股一旦爆炸,就會爆發出無窮的力量。但是,這事兒後來被她的丈夫發現並找到了單位,滿臉傷痕的李青松,委屈得不行不行的,最後只能離婚。生活作風問題的調查一直繼續着,但最終也沒有結果。人事處的喬大城處長捶胸頓足的表示,他和李青松是清白的,沒有任何事情。李青松夠條件評上經濟師,雖然她是工農兵學員,但她的工齡長是占絕對優勢的。
離婚後的李青松,更加自由活潑,屁股扭到哪裡,哪裡就爆發出一片歡樂。
現在,許多文章都在回憶知青的生活,苦難成就了知青的事業,也磨礪了李青松的性格。那段經歷讓她認識並發揮了女人的優勢,並不是偶然的。
隨着年齡的增長,李青松性格也大變。由於受生活作風問題的影響,她不再追求政治上的出人頭地,而是停薪留職下海乾起買賣來,生意也風生水起,做得很大,後來和一個姓蘭的司機生活在一起。這麼些年她真的把我當成了朋友,一直保持着聯繫。
有些知青寫了一些文章,控訴那段苦難的歲月。其實,他們有些人本身既是苦難的承受者,也是苦難的製造者。為了上大學、招工、返城,一些人不惜犧牲別人,甚至犧牲了自己最為寶貴的東西,現在又反過來譴責那段歲月,真的不是很厚道。
志芬同學的電話,讓我思緒萬千,又回想起了那段沒有「知識」作身份定語的青年時代。淑霞同學和我是一個村的,同屬於一個青年集團,自然也就經歷了那段難忘的歲月。只是這次時機不巧,沒有時間與她相見,共敘舊事與過往,甚感遺憾。
今天的人們,又開始嚮往着農村的生活。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拋開時代的背景,這場運動對國家、對群體、對個人都不一定是件壞事情,也許今天國家的繁榮富強就與這項運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有時,偉大往往就躲在不易被人們所看到的地方。
今天的人們,再想到農村去生活恐怕是要付出很多的周章。
有一首《木蘭辭》說得好:「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不是知青,看不到那麼遠的地方,也沒有苦難可言,只認命。
如果說到在生產隊裡參加勞動的這段經歷的話,卻是一個讓我無法忘記的過程,既不是什麼好事情,也不是什麼壞事情,就像一顆伴隨我成長的啟明星,時而東方高懸,時而西方閃爍,但不管怎樣,她終歸是我生命中最為明亮的記憶。真的很想有機會,和淑霞同學聊一聊。她認可我的想法嗎?[1]
作者簡介
王德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