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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魯迅研究小組的日子(李華章)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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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魯迅研究小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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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魯迅研究小組的日子》中國當代作家李華章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憶魯迅研究小組的日子

那是歷史記憶,那是青春年華。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考取華師中文系後,從大二開始,在課外花了近兩年時間,從頭到尾瀏覽完《魯迅全集》(10卷本),可能是1938年最早出版的那套。也許是打下這一點點基礎,培養我對文學評論的濃厚興趣。在剛步入文壇不久,1972年8月28日,《光明日報》二版的頭條位置發表了我的評論《熱情培育文學新苗》,內容是學習魯迅的心得體會。此文後來被收入《魯迅研究資料編目索引》(1949,10一一1974,12)和廣東省文藝創作室編選的《文藝創作學習資料》。

1976年4月,據說是幾家省級報紙、期刊負責人的推薦,我有幸借調到湖北省武漢魯迅研究小組工作,對我來說,名為研究魯迅,實則是學習魯迅。研究小組附設在湖北省委宣傳部,由陳扶生副部長主管。組長易竹賢(武大中文系教授)、副組長黃曼君(華師中文系教授),都是對魯迅作品熟悉了解的專家,另有四人從部隊、企業、文化單位借調來的。成立之初,我們的任務是潛心讀書,有目的地讀書,讀魯迅的書,一篇一篇的讀,一字一句的讀。當時,全國在北京、武漢、廣州、廈門、上海、天津等地成立了六個魯迅研究小組,掀起了學習與研究魯迅的高潮。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75年11月1日,毛主席對魯迅之子周海嬰的來信作出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這是毛澤東同志逝世前為魯迅做的最後一件事,也是功德無量的大事。毛主席的這一批示促成了《魯迅全集》(新的注釋本)的編輯、注釋工作的「立即實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擬新出這一套《魯迅全集》,分配給湖北的任務是注釋雜文集《熱風》,由武漢大學負責,我們協助完成任務;其次,是在廣大群眾中普及魯迅著作。試驗點定在宜昌雲池鄉(雲池大隊)。於是,我們六人小組一方面研讀魯迅作品;一方面摘編、注釋魯迅雜文,以及學習前輩關於魯迅的文章與研究史料,編印《讀點魯迅》一書,內部交流,不定期出版。與此同時,北京魯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先生(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同意我們小組報送的選題《魯迅論文藝》。經過集體努力,於1978年5月完成書稿(37萬字)。 那本《 魯迅論文藝》1979年1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湖北省武漢魯迅研究小組(當時尚未恢復署作者名),印數14000冊。這是我參與編著、注釋的第一本研究魯迅的書。我至今很感念這個最初的學術訓練,懂得了做學問的方式。同時,也影響了我後來的文學人生。

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又重讀魯迅的全部著作。那《狂人日記》「救救孩子」 的呼喊聲,仍然震撼着人心;那《阿q正傳》豎立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塊豐碑;那如匕首投槍式的16本雜文集,開創了一個「魯迅雜文時代」。 《魯迅日記》(上下卷)與《魯迅書信集》(上下卷)以及魯迅譯著,為「五四」新文學研究留下了珍貴的史料。「魯迅的方向代表了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語)。魯迅堪稱中國「新文學的開山」( 蔡元培語)。其作品深刻的思想性與完美的藝術性,至今仍滋養和照亮中國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的心靈,,影響着世界文學。

記得我讀《答北斗雜誌問》,讀了一遍又一遍,那親切的感受記憶猶新。它發表於1932年1月20日《北斗》笫二卷1期,後由作者編入《二心集》。這篇篇幅短小、內容豐富的文章,從創作源泉、創作態度、典型化、文風,到文藝批評、外國文藝的借鑑等,都提出了應該遵循的原則,這是魯迅先生長期創作經驗的總結。不僅極為親切,而且具體可行。比如,「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 不生造除自已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等等,足見魯迅的寫作態度與著述理念是最嚴謹的。魯迅逝世後,曾留下十分沉痛的遺言:「莫作空頭文學家。」這對今天的廣大作者、作家仍然很有教益。我從事業餘創作幾十年,除了深深感謝生我養我的大湘西那片神奇熱土的無私饋贈之外,還長期得益於魯迅文藝思想的哺育與指引。我以為,常讀點魯迅,溫故而知新,以承續我們中華民族之根和精神之魂;常讀點魯迅,可從中汲取豐富深厚的思想和藝術的營養,讓自己的肩上多一分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少一分自我迷醉, 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讓寫出的作品多含一點「鈣」,多一點「風雲氣」 ,以突破個體經驗的自我滿足,開拓更遼遠的審美境界。

在研究魯迅的日子裡,我們曾兩次上北京採訪前輩作家和前輩學者,徵求專家意見。比如夏衍先生、曹靖華先生等。印象深刻的有,笫一次走進北京大學,高大的校門令人肅然起敬。校園裡湖光塔影,秀樹繁花,岸邊垂栁,水面風荷,但到處一片寂靜。教授宿舍「燕園」「鏡春園」,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到了王瑤教授家裡,一棟矮矮的平房出現在眼前。一進門便是書房,約二三十平方米,書架整齊地擠滿屋子,似圖書館的擺放方式。生活用房狹窄,沒有沙發,只有幾隻大小不一的板凳。個子矮小的王瑤先生熱情招待,言談拘謹。問及《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有關問題,他介紹涚,本文最初發表於1936年8月15日,魯迅逝世後,由許廣平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1935年12月,正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此時此刻,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為我黨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和政策,着重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同時告誡全黨不要忘記右傾投降主義的歷史教訓。文藝畀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一方)與「國防文學」(周揚等人一方)兩個口號的論戰。徐懋庸寫信攻擊魯迅「破壞統一戰線」,張春橋等也圍攻魯迅。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魯迅寫了這封著名的回信。信中說:「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如何注釋魯迅信中的「四條漢子」?需不需要注釋?王瑤先生頗有點為難,小心翼翼地說:「可注可不注。」「四條漢子」即夏衍、周揚、田漢和陽翰笙。他們都是中國文藝界的大人物、大領導,是得罪不起的。他的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稿,曾經被他們大批特批過。至今心有餘悸。顯然,王瑤先生的模稜兩可,說的不是心裡真話。後來,在閒談中,他竟請黃曼君老師幫忙,托人給他女兒找個工作。因他女兒正在靠拉平板車爭錢……令人心生感慨,一位堂堂教授、著名魯迅研究專家的生存狀態,竟是如此這般的無奈,足足叫人出乎意外……

第二天,我們訪問了著名研究專家唐弢先生,時在中國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他在上海時期所寫的雜文,常被讀者誤以為是魯迅的雜文,一樣的犀利,一樣的深刻,一樣的筆法,一樣的風格。我們同樣地問他:魯迅所指的「四條漢子」需不需要注釋?唐弢先生極其莊重、態度鮮明地說:「應該注釋。現在是現在;歷史是歷史。」「對學術問題應當存真求實!」聆聽這一席話,凸顯出這些專家學者對待學問的嚴謹態度,為我們編著《魯迅論文藝》指明了方向,對每一條注釋必須狠下苦工夫,絶不能掉以輕心!

今年是魯迅誕生141周年。他的作品歷經了歷史和時間考驗,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高峰和「經典」。 中國因擁有偉大的魯迅而驕傲與自豪。「經典」是人類千百年來審美經驗的積累,是樹立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高高的標杆,是一座巍巍的豐碑。湖北武漢魯迅研究小組雖然於1978年上半年解散了。但我們學習魯迅、研究魯迅依然任重道遠。讓魯迅作品、魯迅精神留給我們永遠鮮活的記憶![1]

作者簡介

李華章 ,湖南漵浦人,湖北宜昌市文聯原主席、黨組書記 。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