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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傑姆遜，1934年4月出生於美國的克里夫蘭，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博士學位，博士專業方向是法國文學，博士論文是《薩特：一種風格的起源》。耶魯畢業後，在哈佛大學任教
生平
弗雷德里克u2022傑姆遜，1934年4月出生於美國的克里夫蘭，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博士學位，博士專業方向是法國文學，博士論文是《薩特：一種風格的起源》。耶魯畢業後，在哈佛大學任教。1967年後，到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擔任副教授、教授，主講法國文學和比較文學。1976年後，又回到耶魯大學法文系擔任教授。1986年，他來到杜克大學擔任主講比較文學的講座教授、文學系主任兼批評理論研究所所長。2003年辭去系主任職務，繼續擔任批評理論研究所所長，兼任杜克大學人文科學學術委員會主任。
從學術背景來看，傑姆遜前半期是一個文學研究家，他的文學理論專著《馬克思主義與形式》 (1971)、 《語言的牢籠》(1972)、《政治無意識》(1981)獲得了極高的聲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三部曲」。但傑姆遜本人後來卻並不認為自己專屬於文學研究，而是一個「文化批評家」，「注意的是世界範圍內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發展。」
傑姆遜的這一自道概括了他的學術興趣的轉移：出版《政治無意識》之後，他的視野轉入了文學的外部文化環境，開始了對後工業社會的總體性觀察。1982年，他在美國惠特尼博物館發表的「後現代主義和消費社會」的演講，標誌着他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獨到的思路，在資本擴張與文化生產之間探索深層的關聯。隨後他陸續出版《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可見的簽名》、《地緣政治美學》、《時間的種子》、《文化轉向》等論著，都聚焦於瀰漫在西方社會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現象，並將其納入歷史化的語境中條分縷析，成為當代西方社會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著作
1.、《薩特：一種風格的起源》（Sartre：The Origin of Style ）。
2、 《馬克思主義與形式》 (1971)，《語言的牢籠》(1972)，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遜著， 錢佼汝譯， 李自修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5年。
3、 《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徵行為的敘事》，詹姆遜著，王逢振，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4、 《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著 ，吳美真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 1998年。
5、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著 ，張旭東編 ，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年。
6、 《後期馬克思主義》（1990），《可見的簽名》（1991），《地緣政治美學》（1992），《侵略的寓言：溫德姆u2022路易斯，作為法西斯主義的現代主義者》（1979），《理論的意識形態》（1988，「理論的境遇」和「歷史的句法」）
7、 《時間的種子》，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遜著，王逢振譯，桂林灕江出版社, 1997年。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8、 《文化轉向》, 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遜著，胡亞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年。
9、 《布萊希特與方法》，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遜著，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0、 《單一的現代性》，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遜著，王逢振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 《快感：文化與政治》，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遜著，王逢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2、 《全球化的文化》，詹姆遜著，(美)三好將夫編 ，馬丁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13、 《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講演），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遜講演，唐小兵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14、 《詹姆遜文集》，詹姆遜著，王逢振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卷：新馬克思主義；第2卷：批評理論和敘事闡釋；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第4卷：現代性、後現代性和全球化。
兩次中國行
1985年秋，他到北京大學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講學。講學內容後來整理出版為《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在20世紀80年代的學界頗為流行。當時的中國文化思想界，整體上還繼承着「五四」以來的啟蒙主義，沉浸在對現代性的仰望中。傑姆遜教授帶來的「後現代」諸種理論，突然將現代性及其諸位大師擠到思想史的邊緣，福柯、格雷馬斯、哈桑、拉康等等一大批後現代理論家占據了前台。此時，中國學者驀然意識到西方當代文化理論和文學理論已經今非昔比，都變成了「後」的天下，傑姆遜由此也成為把後現代文化理論引入中國大陸的「啟蒙」人物，備受推崇。
2002年7月28日上午，傑姆遜再來中國，精神矍鑠地登上華東師範大學的講台，為上海學者作了題為《現代性的幽靈》的演講。然而，傑姆遜2002年之夏帶到上海來的「現代性的幽靈」，卻沒有當年的颶風式效應，反而引起了不少批評。傑姆遜講演之後，長期研究後現代文化問題的中國學者王岳川在上海的《社會科學報》撰文批評傑姆遜「終於將立場移到了西方中心主義上，認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無意識領域廣泛傳播他們的殖民話語意識，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無條件地被動接受。」與王岳川觀點類似的文章接連問世，而為傑姆遜「正名」的聲音也同樣響亮。尤其是傑姆遜的中國門生張旭東專門給《社會科學報》寫了一封信，呼籲「參與討論的人士以文本為根據，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讀和空論」，並提醒「這是任何嚴肅討論的底線」。
文化批評家
弗雷德里克·傑姆遜這位美國左派文壇領袖，他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出發，研究剖析了後現代文化政治，創造了西方文化與其政治經濟相聯繫的新批評視野。.同時，他又從政治、經濟學中分離出了美學，他的成就就更加引人注目。他以敏銳的洞察力捕捉到馬克思主義是其理論從現代走向後現代的橋樑。該文的目的在於：首先，姆遜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和總體論來建構後現代文藝理論的；其次，在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他分析後現代文藝特徵與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關係。指出了後現代文藝的諸多特徵之於人類前景是消極的；最後，他以其政治批評家的烏托幫天職，為人們勾畫了後現代文藝的藍圖。這也同時滋養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類解放工程，將後現代理論整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中。傑姆遜是第一人，具有永恆魅力的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在當代相遇，必將使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的文化藝術實踐都獲得新生。
文學理論家
論毛澤東
弗雷德里克·傑姆遜熱情地稱六十年代為「普遍解放的時刻」，是「全球性能量大釋放的時刻」。據他估計，毛澤東主義是「六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新思想體系中最豐富的一種」。
傑姆遜的毛澤東情結表現在他的大量理論和批評著作里。在《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主義》一文中，傑姆遜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為例來說明「相互制約的幾種生產方式的結構共存」。在《拉康的想象域與符號域》中，他把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性闡釋歸因於索緒爾語言學、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學幾種遺產之結合。在進行「歷史創新與基本改革」方面把毛澤東列為馬克思主義的關鍵人物，與馬克思本人、列寧，以及菲德爾·卡斯特羅等相提並論。
阿爾都塞式生產結構或生產方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毛澤東的矛盾發展不平衡及其特殊性的概念。他把生產結構和生產方式看成相對自主或不平衡層面的構成物，抵制了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係理論。傑姆遜評價說，阿爾都塞的生產方式概念，作為一種多級結構，一舉三得：首先，它向傳統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理論發起挑戰並加以否定，在傳統馬克思的理論中，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有絕對的支配權；其次，它重新肯定了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是社會物質生產的組成方面——這與羅蒙德·威廉姆斯觀點一致——並指定「這種狹義的u2018經濟u2019層面對其它方面有特殊的功能和效用」。第三，它構想出結構的不同方面的相對自主性，從而給社會生活的非共時性或不平衡的發展留下了空間。庸俗馬克思主義理論將生產方式限定在狹義的、經濟的觀念里，與此不同，阿爾都塞的生產方式則包括了社會生活中所有類型的生產組成部分，在這裡，經濟作為一個因素與文化和意識形態等量齊觀。當某種結構占據了支配地位時，其它方面保持着相對自主性。傑姆遜認為，阿爾都塞的整體系統中相對自主的各方面「企圖引起對狀態的u2018文本u2019解釋的最嚴重的懷疑（看成是簡單複製其它層面）」，並「證明在文化領域內相對自主性，特別是相對自主的文化政治的合理性」。正如一種獨特的文化文本擁有某些自主力，因此文化研究作為一種集體的意願，也可以在整體中保持某種程度的自主。阿爾都塞式的生產方式突然展現了從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死胡同里逃出的希望，並提供了一條新途徑，將社會個體與他們各自的社會語境之間的關係、整體的各個方面之間的關係理論化。如果在整體結構中，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確能實行相對自主，那麼，如傑姆遜所說：這些領域就會真正成為，「階級鬥爭和政治行動的所在地」。
討論傑姆遜的毛澤東情結，意在探討中西方在文化政治領域內的對話和研究毛澤東主義對傑姆遜的新葛蘭西文化政治方案的影響。同時也對全盤否定毛澤東主義的企圖表示質疑，並指出了怎樣處理毛澤東的文化政治遺產問題。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國，正通過接受先進技術和後現代文化而面臨新殖民主義滲透的現實，因此，人們也許可把最近對西方現代性的過早的讚揚，與拋棄毛澤東主義的企圖聯繫起來。此處我很想複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話：「剛剛從傳統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危機中解脫出來的人們，盲目地、不假思索地接收了u2018西方u2019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熟悉中國當代流行思潮的人都會同意這些話：「對過去的物質貧困和政治災難記憶猶新的人們，現時都競相信奉及時行樂與實利主義——傑姆遜所謂u2018顛倒的太平盛世主義u2019的中國翻版。」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仍被束縛在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主導性歷史敘事中。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對於中國人來說，重新將毛澤東的部分烏托邦主義引入當代反霸權鬥爭的政治議事日程中，似乎是格外恰當和緊迫的。如果說，三十年前開始的第三世界主義曾激發了第一世界在六十年代建立新的文化政治模式。那麼，中國在九十年代則有必要重視傑姆遜的嚴肅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政治模式。
參考資料
[1]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8666301000clf.html
[2] 哲學 http://www.serverlw.com/news5/wenxue.asp?path=101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