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大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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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作者憑此書獲2016年英國國家學術院獎章；還原多面國王弗里德里希的一生與普魯士的崛起。
在歐洲歷史上，很少有像弗里德里希大王這樣偉大的人物。當他在1740年繼承普魯士王位時，他統治的是一個領土分散的弱小王國，到他的統治結束時，普魯士已經躋身歐洲大陸的強國之列。
在本書中，歷史學家蒂莫西•布萊寧為我們全方位描繪了這位在拿破崙之前半個世紀，主宰歐洲政治、軍事和文化生活的國王。
弗里德里希有着複雜多面的性格，他有時是冷酷無情的君主，有時是運籌帷幄的戰場指揮官，有時是熱心的藝術贊助人，他還與伏爾泰等那個時代的其他主要思想家保持着活躍的聯繫。
蒂莫西•布萊寧這本宏大的傳記講述了弗里德里希精彩的一生，以及在他統治下，普魯士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徹底變革。讀者可以深入這位偉大君主的內心，也能更好地理解普魯士崛起為歐洲強國的歷程。
弗里德里希大王，他是精力充沛的君主，普魯士在他的治下實現了奮進與多項改革；他是多場戰爭的參與者、發起者，拿破崙對其佩服有加；他是藝術愛好者、贊助人，伏爾泰等同時代思想家與他有着書信往來。
本書便是關於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一部出眾傳記。作者蒂姆•布蘭寧利用自己多年的研究，再現了弗里德里希的活力、複雜性及其帶有缺陷的天賦。
媒體推薦
撰寫弗里德里希的傳記，需要多種多樣的技能，要掌握18世紀外交和軍事史的專業知識，熟悉歐洲的音樂、建築和知識傳統，尤其重要的是，要對人類心理學有深刻的感知，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這位複雜且痛苦的主人公，所幸蒂莫西•布萊寧就擁有這些豐富的技能。
——《華爾街日報》
這是一本內容豐富但通俗易懂的高水準學術著作。
——《泰晤士報》
這本書在未來許多年內都將是弗里德里希英語傳記的典範。
——《旁觀者》雜誌
布萊寧成功為歐洲近代史上最複雜的人物之一賦予了生命。
——《電訊報》
作者簡介
蒂莫西•布萊寧，英國歷史學家，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2009年退休前，任劍橋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歐洲史。
譯者簡介
栗河冰，歷史學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翻譯作品有《龜背上的世界》《異鄉人》。
成昱臻，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原文摘錄
文化與權力政治更多是在辯證關係中進步，一個滋養另一個，而非同時進步。 歐洲最高效的地方政府出現在英國和普魯士並非偶然現象，因為這兩地的政府都是建立在中央君主與地方貴族之間的合作關係上。如果說英國的治安法官是「寡頭統治的夥伴」34，普魯士的縣長就是「專制統治的夥伴」。
書評
16世紀初，謫居鄉間的原佛羅倫薩共和國官員尼科洛·馬基雅維里梳理自己十餘年為政經驗和關於君主治術的思考，將這些傾注在《君主論》和《論提圖斯·李維的羅馬史前十書》等作品中。其中尤以《君主論》最為知名，被稱為「邪惡的聖經」。馬基雅維里要求政治家在極為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勇敢地與基督教道德決裂，為了國家利益不擇手段。藉助國家利益至上和公共善優先等措辭，馬基雅維里為現代統治者消除因作惡而生的良心芥蒂提供了一條行之有效的出路。200年後，身處啟蒙時代，受啟蒙思想浸潤，並以「哲人」自詡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甫一即位就出版了政治論文《論馬基雅維里〈君主論〉及歷史和政治筆記》（簡稱「反馬基雅維里」），逐條反駁了《君主論》。但這位國王隨後的舉動卻向世人表明，他是馬基雅維里的忠實信徒。伏爾泰不無諷刺地指出了這一反差：「如果馬基雅維里有一個君主做他的學生的話，他給學生的第一個建議就會是讓學生寫文章反對他」。英國歷史學家蒂莫西·布萊寧撰寫的傳記作品《弗里德里希大王：開明專制君主與普魯士強國之路》從內政、外交、私生活等多方面講述了這位君主的一生，為我們展現了其複雜多面的性格特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舉止粗魯，對待子女時專橫跋扈，這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給其造成了深刻創傷，並給他的人生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弗里德里希自幼接受法式教育，熱愛文學、音樂等人文藝術，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對一個合格的儲君的期許，是「對軍旅生活的熱愛」，是用劍尋求榮耀。父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弗里德里希進入青春期後迅速激化，父親指責兒子是「娘娘腔」，缺乏「真正的男子漢的志趣」，兒子則抱怨自己的處境無法忍受。兩人間的爭執甚至發展為父親對兒子的暴力行為。這一矛盾的高潮發生在1730年，弗里德里希出逃失敗，之後被迫觀看幫助他的朋友被斬首。在與死神擦肩而過後，弗里德里希開始屈服並把內心隱藏起來。我們很難估量這段經歷在何種程度上塑造了弗里德里希的性格。但我們清楚地知道，在他即位後，「國王的位置已經改變了這個人，現在他……享受專橫的力量」。其統治有開明的一面，但也繼承了其父的專橫風格，甚至有過之而不及。
最為充分體現其馬基雅維里主義一面的，是其對外政策。以國家理由為名，弗里德里希表現出極度的現實主義，他殘酷而狡詐，當發現機會時，就如賭徒般果斷地攫取利益。弗里德里希將歐洲政治視為弱肉強食的競技場，他在1743年寫到，「所有國家，從最小的到最大的，其根本政府準則都是領土擴展原則」，「我必須承認，如果一個人被歐洲政治大風暴卷進去，那就很難保持純潔和正直。……他發覺自己不得不做出可怕的抉擇，要麼犧牲自己的人民，要麼違背自己的諾言」。這可以視作他的自辯。邁內克對此評論道：「一旦他坐到嗡嗡作響的政治織布機旁，他的雙手就只聽他的國家權勢利益使喚，只受保護這利益的英雄野心支配。」在其統治期間，弗里德里希多次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吞併他國領土，正如其名言所說：「如果你喜歡別人的東西，就把它拿過來，辯護律師總是找得到的。」為此，他不惜發動戰爭強奪，但也樂於巧取。
弗里德里希的首戰是吞併西里西亞，而保住這一成果幾乎花費了其一生。1740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六世意外死亡後，其女瑪麗婭·特蕾莎繼位。利用哈布斯堡君主國的虛弱狀況，弗里德里希立刻出兵西里西亞。經過五年戰爭，弗里德里希成功占領了西里西亞，使普魯士國土增加了50餘萬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約50%，弗里德里希也因此贏得了「大王」的稱號。
由於瑪麗婭•特蕾莎及其宮廷不願善罷甘休，謀劃奪回西里西亞，1756年，弗里德里希判斷戰爭不可避免，因此決定先發制人，入侵薩克森，挑起了第三次西里西亞戰爭。隨後，歐洲列強紛紛捲入其中，弗里德里希面臨俄國、瑞典、法國、神聖羅馬帝國軍隊的圍攻。弗里德里希雖然號稱名將，但面對壓倒性優勢的敵軍，只能勉力支撐，加上他有時所犯的錯誤，使得他所處的形勢危如累卵。在16場主要會戰中，雖然在羅斯巴赫、洛伊滕等幾場會戰中獲勝，但普軍也輸了8次，付出了高昂代價。艱難的處境令弗里德里希常常感到恐懼焦慮，甚至考慮自殺。事後，弗里德里希寫作這段歷史時承認普魯士當時「瀕臨毀滅的邊緣」。但1762年，俄國沙皇伊麗莎白去世，新任沙皇彼得三世是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他決定轉而與普魯士結盟，瑞典也退出了戰爭，奧地利也已精疲力竭，普魯士最終贏得了體面的和平，確認了西里西亞的歸屬。不過客觀來看，弗里德里希之所以沒有徹底失敗，不應歸結於這一偶然事件，而是很大程度上由於列強有不同的戰爭目標，並有潛在矛盾，因此未能在聯合作戰中協調一致，予弗里德里希以致命打擊。此外，還應歸功於其部下的進取精神和普通士兵作出的犧牲。
七年戰爭結束後，普魯士迎來了一段和平時期，努力舔舐傷口，恢復元氣。不過隨着俄國向西擴張，特別是對波蘭內政的干預，東歐局面急劇動盪。不僅如此，俄國對波蘭的控制還引發了土耳其對其宣戰。為了同時安撫俄國和奧地利，避免普魯士再度捲入戰爭，弗里德里希提出了瓜分波蘭的構想。實際上，這一構想由來已久。在19歲時，弗里德里希就把目光對準了波蘭領土，希望通過吞併波美拉尼亞和東普魯士之間的波蘭領土，改善普魯士領土分散，易於遭受攻擊的地緣處境。如今，弗里德里希不過是等到了實現這一構想的良機。1772年，利用波蘭的混亂局面，弗里德里希的策劃推動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聯手瓜分了波蘭。弗里德里希對此的辯解是，要避免一場戰爭，就必須瓜分波蘭，而戰爭時帶來痛苦和各種犯罪的根源，並聲稱自己是為了使這裡文明開化。
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看待弗里德里希？這多少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弗里德里希大王所具有的複雜性，使得我們很難以簡單的黑白來對其作出評價。
必須承認，弗里德里希對歐洲局勢的判斷大體上是準確的。當時富有雄心的歐洲王室無不竭力擴張領土，以滿足自身利益。在瓜分波蘭過程中，瑪麗婭•特蕾莎哀嘆「殘酷的必要性」迫使她不得不批准那些在她看來「不道德」和「不幸」的行動。但弗里德里希毫不掩飾自己對她的嘲諷，說：「她邊拿邊哭，哭得越凶，拿得也就越多。」不得不說，其它歐洲國家君主與弗里德里希之間的區別，更多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質上的。在這個紛爭不休的時代，恪守道德、善良仁慈的君主並無立足之地。
弗里德里希無疑是個政治現實主義者，作為熟讀啟蒙作品之人，他絕對無法忽視自身行為的不道德性，但只要必要，他絕不懼怕弄髒自己的手。他所做的一切，除了對個人榮耀的追求，歸根結底在於他認為只有通過這樣兼併土地，「普魯士國王才能從目前蜷縮的塵土中爬起來，躋身歐洲大國之列」。換而言之，弗里德里希所圖，是在歐洲列國競逐富強的爭世中自立自強。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如馬基雅維里的教導，弗里德里希有時像獅子，有時像狐狸，毫不在意道德約束，無論是發動戰爭，還是在外交中背信棄義，都在所不惜。如他所說：「如果誠實能獲得好處，那我們就該誠實；但如果我們不得不欺騙，那就讓我們做騙子吧。」但弗里德里希可能忽視了馬基雅維里對審慎的教導，尤其忽視了列強組成聯合包圍網的可能性，以致在七年戰爭中不得不陷入孤注一擲的以國運相賭。在1760年，他寫道：「不論我喜歡與否，我現在必須開始一項大冒險，要麼加倍贏錢，要麼輸得精光。」得益於他的軍事才能和好運，弗里德里希的豪賭成功了。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普魯士在此過程中幾近亡國，得以避免這一結果多少是出於命運的眷顧。弗里德里希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成為後世普魯士及德意志帝國君主的負面遺產，他們延續了這一豪賭模式，造成了災難性結果。尤其諷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第三帝國的領導層得知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時，竟然想起了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七年戰爭中的往事，也以為將迎來自己的「奇蹟」。
公允地看，弗里德里希的遺產也具有正面意義。在他去世時，大多數普魯士人堅信，由於弗里德里希的成就，他們生活在一個他們可以為之自豪的國家。而為弗里德里希的雄才大略所吸引而來到普魯士的格奈澤瑙、沙恩霍斯特等人，在拿破崙戰爭中將推動改革，使得民族主義在瀕臨絕境的普魯士興起，並喚醒了德意志民族。這些為德意志的統一埋下了伏筆。
正因為弗里德里希大王遺產的雙重性，對他的評價也隨時代而變化。二戰之後，出於對普魯士和德意志軍國主義傳統的否定，對弗里德里希大王不乏否定評價。但隨着聯邦德國經濟復興，人們更多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內政中「開明」的一面，並肯定其歷史功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