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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簡介
康世恩（1915～1995），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工業戰線傑出的領導人、新中國石油工業和化工戰線卓越的開拓者、原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中國河北懷安人。
康世恩是中共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中顧委常委。他還擔任中國石油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山西朔縣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縣委統戰部部長，犧盟決死隊第四縱隊團組織股股長，犧盟太原中心區組織部部長，晉綏八分區行政公署專員。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綏雁門軍區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第九師政治部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玉門油礦軍事總代表、黨委書記，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長，北京石油管理總局局長，石油工業部副部長，江漢油田會戰副總指揮，燃料化工部第一副部長，石油化工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委主任，國務院財經委員，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石油工業部部長、國務委員等職。1995年4月21日卒於北京。[1]
人生經歷
康世恩同志，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讀書時，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地質系學習，同年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擔任清華大學學生救國會常委。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擔任120師民運部工作員，山西朔縣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晉綏八分區專員。解放戰爭期間，他擔任晉縣綏雁門軍區政治部主任、一野三軍九師政治部主任等職。解放後1949年至1955年任玉門油礦軍事總代表、黨委書記，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長，北京石油管理總局局長。1955年7月至1956年9月任石油工業部部長助理、黨組委員（1955年10月起）。1956年10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黨組委員、黨委書記（1965年2月起）。1967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1969年至1971年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兼江漢油田會戰指揮部副指揮。
1970年6月至1971年9月任燃料化學工業部革委會第一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1971年9月至1975年1月任燃料化學工業部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代組長。1975年1月至1978年3月任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的核心小組組長。
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其間：1978年3月至1981年3月兼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1978年6月至1981年2月任國家經委黨組書記；1978年9月至1979年3月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79年3月至1981年3月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2]
職業生涯
50年代前半期，面對所謂「中國貧油論」的影響，康世恩同志在國內進行了多次地質調查，並借鑑國外經驗，提出運用多種手段，對全盆地時宜行綜合勘探、整體解剖的方針。相繼在準噶爾盆地、四川盆地、松遼盆地和華北地區開展區域勘探，並發現了克拉瑪依油田，實現了新中國石油工業的第一次突破。60年代初，康世恩同志參與領導和直接指揮了在大慶石油會戰，為我國石油自給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堅持「兩論」起家，提倡「三老、四嚴」作風，建立以崗位責任制為核心的各項管理制度，加強基礎工作和基層建設，培養和鍛煉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石油隊伍，並在油田開發和油氣集輸等方面獨創了一套新技術、新工藝，使大慶油田的開發建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不僅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走出了一條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展社會主義企業的道路。大慶油田的發現，開創了陸相地層尋找大油田的先河。康世恩同志對這一重大地質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繼大慶會戰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康世恩同志又先後組織指揮了沿渤海灣地區的勝利、大港、遼河等幾個油田的石油會戰。他從這個地區特殊複雜的地質結構出發，經過反覆研究討論，提出了複式油氣聚焦帶的科學概念及相應的技術方針，使我國石油產量了一個新的台階。「文化大革命」期間，康世恩同志受到殘酷迫害，但他堅持原則，對黨忠貞，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69年初，渤海海上一品油井被流冰衝擊，隨時可能出現險情，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和關懷支持下，康世恩同志受命到渤海破冰壓井搶險，隨後周總理雙派他到湖北組織江漢石油會戰。1972年後，他主持燃料化學工業部工作，面對生產破壞、能源短缺的嚴重困難，堅決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千方百計增加石油、煤炭和化肥生產，制定了引進綜合採煤機組、改造小化肥和組織陝甘寧、任丘石油會戰等重要決策。1978年我國原油產量達到1億噸，為支撐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粉碎「四人幫」後，康世恩同志於1978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他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積極推進改革開放。為了儘快恢復被「四人幫」破壞的工業生產，他親自抓了交通運輸、鋼鐵、能源等一批影響國民經濟全局的特大型企業的整頓，加強領導班子和隊伍建設，恢復企業管理制度；提倡企業走內涵發展、擴大生產的道路，加速老企業技術改造；推廣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經驗，同時積極組織30萬噸乙烯、寶鋼和大化纖等一批重大項目的引進和建設，對壯大我國經濟實力起到重要作用。在加強基礎產業的同時，對壯大我國經濟實力起到重要作用。在加強基礎產業的同時，從資金和政策上努力扶持輕工業，關心和支持國家海洋事業，為我國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1年，為推動石油工業在新時期繼續前進，康世恩同志受命重新兼任石油工業部部長，並提出對國家實行1億噸原油產量包干，得到國務院批准。他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精心組織實施這項政策，為擴大勘探和開發油田籌集了大量資金，引進了國外先進技術和裝備，大大提高了石油工業的生產和技術水平。
1979年11月25日，渤海2號鑽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難身亡，直接經濟損失3735萬元。時任副總理的康世恩對這一事故沒有認真對待和及時處理，在國務院領導工作中負有直接責任，被中共中央給予記大過處分。這起慘痛事故是一個典型的官僚主義瞎指揮案例。
80年代後期，康世恩同志特別強調要重視資源接替、勘探布局和資金戰略，他提出石油工業發展的戰略方針，應加強東部地區的勘探，充分挖掘老油田潛力，使產量穩定增長；同時加快西地區對外開放，吸收國外資金和技術，儘快在勘探上取得突破。這些正確意見，對我國石油工業的持續發展有着重要意義。
康世恩同志為建立中國海洋石油工業傾注了心血。在鄧小平、葉劍英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他積極籌劃和組織海洋石油對外開放，提出對外合作的方針、政策和主持立法工作，積極吸收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使海洋石油成為我國最早大規模引進外資和對外開放的行業，迅速形成了一支技術先進、管理科學、裝備精良、素質較高的海洋石油隊伍，在海上石油勘探和油氣田開發上取得重要成果，成為中國石油工業新的生力軍。
由於百萬石油職工的艱苦奮鬥，我國原油年產量從解放時的12萬噸發展到1994年的1.45億噸，這其中凝聚着康世恩同志的膽略卓識和大量心血。[3]
榮譽
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工業戰線傑出的領導人、新中國石油工業和感化工業卓越的開拓者之一、國務院原副總理、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4]
影響
康世恩同志在長期領導石油工業的過程中，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指導中國的石油勘探和油田開發。他善於把石油科學的一般原理和中國地質條件結合起來，解決實際問題，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石油地質、油田開發的理論和應用科學。
他參與領導和組織指揮了克拉瑪依、大慶等十大石油會戰和其他油氣田的勘探開發，對新中國石油工業的開拓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康世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忘我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逝世，使我黨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老黨員，我國石油戰線和工業戰線失去了一位傑出的領導人。我們要學習他的崇高思想和優秀品德，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努力奮鬥。[5]
評價
康世恩同志一貫忠於黨，忠於人民。他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貫徹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堅決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在工作中，他重視把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強調任何時候都要加強黨的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他善於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嚴格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為我國經濟發展和民族振興，執着追求，鍥而不捨。
康世恩同志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他善於聽取各種不同意見，經常召開有技術人員、工人群眾和領導幹部參加的「三結合」座談會，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形成正確的決策，進而指導工作。他十分重視調查研究，經常深入基層，與幹部、工人談心，從群眾中汲取營養。他高瞻遠矚的領導藝術和密切聯繫群眾的工作作風，深受廣大幹部、群眾的敬佩。
康世恩同志虛心好學，勤于思考，勇於開拓進取。他努力汲取國內外新的科技成果，重視研究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並在實踐中創新發展。由於他幾十年發一日的刻苦鑽研，苦心探索，他成為黨內學識淵博的一名工業管理專家和石油專家。
康世恩同志為人正直，堅持真理，顧全大局，心胸開闊，光明磊落；他為黨的事業任勞任怨，兢兢業業，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和得失；他艱苦樸素，清正廉潔，以身作則，嚴於律已，嚴格要求子女、親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他愛護幹部，關心群眾，不姑息，不護短，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和無私奉獻精神，為廣大職工深深崇敬。[6]
處分
1979年11月25日拂曉，渤海灣風急浪高，突然一排幾丈高的大浪湧來，幾十噸重的一艘石油鑽井船翻了，72人頃刻沉入海底。這就是震驚國內外的「渤海二號事件」。
當時主管石油工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康世恩對這起重大事故極為震驚，他及時果斷地向有關部門作出指示，令全力查清事故原因，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深切的慰問。那些日子，康世恩悲痛之餘，時時思索事故的諸種因素。
1980年8月25日，康世恩列席了黨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召開的聯席會議，會議在研究「渤海二號事件」時，認為康世恩負有直接責任，決定給予他記大過處分。康世恩成為了我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受記大過處分的第一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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