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特"圖霍夫斯基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庫爾特·圖霍夫斯基 | |
|---|---|
| 原文名 | Kurt Tucholsky |
| 出生 |
1890年1月9日 柏林 |
| 逝世 | 1935年12月21日（45歲） |
| 別名 | 碧玉房子、彼得·潘特、提奧巴爾特·老虎和伊格納斯 |
| 職業 |
政論家 文學評論家 詩人 |
| 知名作品 | 《萊茵堡:致愛人的畫冊》 |
庫爾特·圖霍夫斯基, 魏瑪共和國時期重要的政論家、文學評論家、詩人。1935年12月於瑞典哥德堡的住所服安眠藥自殺。
目錄
人物簡介
庫爾特·圖霍夫斯 ( Kurt Tucholsky，1890年1月9日-1935年12月21日)，生於德國柏林，逝於瑞典哥德堡。他是德國記者、作家，曾用筆名有碧玉房子 (Kaspar Hauser)、彼得·潘特 (Peter Panter)、提奧巴爾特·老虎 (Theobald Tiger)和伊格納斯·和若貝爾(Ignaz Wrobel)。
圖霍夫斯基是魏瑪共和國時期最重要的評論家。他致力於時政評論，曾參與出版周報《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以亨利希·海涅的傳統自命，抨擊社會現狀。其作品多為諷刺小品、小劇場劇本、歌詞和詩。自我定位為左派民主人士、反戰與和平主義者、對當時泛濫於政界、軍界和法律界的反民主潮流甚為不滿，一再呼籲警惕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的危害。
人物生平
青年與求學時代
1890年1月9日，圖霍夫斯基生於柏林呂貝克街13號的家中。他的童年隨父親在波蘭斯德丁度過。父親亞歷克斯·圖霍夫斯基是職業銀行家，1887年與科倩妮·多瑞絲·圖霍夫斯基結婚，育有兩子一女:長子庫爾特、次子菲雷茨和女兒埃倫。1899年，全家回遷柏林。
圖霍夫斯基對母親印象不佳，對父親卻十分尊敬、愛戴。亞歷克斯·圖霍夫斯基於1905年死於梅毒，給遺孀與子女留下一大筆財產。從此，長子庫爾特在生活、學習上均無費用之憂。
庫爾特·圖霍夫斯基於1899年入讀法語高中，1903年轉學到皇家威廉高中，1907年退學，在私人家庭教師的輔導下考取高中畢業證，1909年在柏林大學就讀法律專業，1910年，他又到日內瓦念了兩個學期。
在大學階段，圖霍夫斯基始終對文學抱有濃厚興趣。1911年9月，他偕好友庫爾特·斯札法蘭斯基(Kurt Szafranski)前往布拉格旅行，求見他所仰慕的作家馬克斯·布諾德(Max Brod)。馬克斯·布諾德是法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好友。圖霍夫斯基因而與卡夫卡會面。
儘管職途順暢，圖霍夫斯基最後還是沒有成為律師，對文學和新聞的興趣反而愈加濃厚。
初成作家
早在中學時期，圖霍夫斯基已經開始嘗試新聞寫作。1907年，他在諷刺周刊《惡作劇》(Ulk)發表了一則短文《童話》，文中，他揶揄皇帝威廉二世的藝術品味。上了大學之後，圖霍夫斯基更用心於新聞出版的實踐，還加入了社會民主黨派組織"前線"。1911年，他參與社會民主黨的選戰。
1912年，圖霍夫斯基出版《萊茵堡:致愛人的畫冊》，書中以清新、幽默的筆調抨擊時勢。他憑着這本書一舉成名。為了刺激銷路，他與配圖的斯札法蘭斯基一起在柏林庫當大街開了一爿書店酒吧。購書的讀者均可獲贈烈酒一杯。這樁學生氣的玩笑舉動於數周后遭禁。
自1913年始，圖霍夫斯基全心投入到他為之奉獻終身的事業中。1913年1月9日，他在戲劇雜誌《戲院》(Die Schaubühne)發表第一份劇作。《戲院》雜誌後來經出版家齊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更名為《世界舞台》。雅各布松與圖霍夫斯基一生相交，亦師亦友。圖霍夫斯基在瑞典自殺前兩年寫道:"1926年，發行人弗里德·雅各布松去世。他的一切，圖霍夫斯基全然感激。"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參軍
圖霍夫斯基的職業記者生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兩年多的日子裡，他並未發表作品。他也結束了在耶拿大學的學業，獲授抵押法博士學位。同年4月，圖霍夫斯基入伍，隨即奔赴東線，作裝備兵參加陣地戰，後來轉任連隊書記。1916年11月，他出版陣地報紙《飛行員》。在庫爾蘭的炮兵-飛行員學校，他與瑪麗·格諾爾德(Mary Gerold)相識，她後來成了他的第二任太太。
與法學家埃里希·丹尼爾(Erich Danehl)相識後，1918年，他得以轉為駐羅馬尼亞的戰地警官。(這位叫丹尼爾的朋友，後來多次在他的文章中出現，化名作"小卡爾"。)1918年夏天，圖霍夫斯基在羅馬尼亞接受新教洗禮。而早在1914年7月1日，他已宣布脫離猶太教。
到1918年8月，圖霍夫斯基仍然在買第九屆戰事募捐獎券。同年秋天，他卻成為了反戰、和平主義者。
為共和國而戰
1918年12月，圖霍夫斯基就任《惡作劇》主編，直到1920年4月離任。《惡作劇》是贈閱周刊，刊載諷刺作品，隸屬魯道夫·摩西(Rudolf Mosse)出版的左派獨立報紙《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
他亦重新為《世界舞台》定期撰稿。為了使這份左派民主周刊不至於太"圖霍夫斯基化"，1913年，他開始使用"伊格納斯·和若貝爾"、"提奧巴爾特·老虎"和"彼得·潘特"三個筆名。提奧巴爾特·老虎也用於在《惡作劇》發表的稿件。1918年12月，他在《世界舞台》上發表詩歌，首次使用第四個筆名:碧玉房子。所有欄目都有他的文章:從政論，到法院報告，從雜文到諷刺小品再到詩歌、書評。他還為"聲與煙"小劇場和女藝人克萊爾·沃爾多夫(Claire Waldoff)和圖魯德·赫絲特貝格(Trude Hesterberg)寫台詞、歌詞和劇本。
戰後幾年，發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原為政治宣傳雜誌《Pieron》工作，享有高薪。在波蘭公民投票表決上西里西亞地區歸屬之前，帝國政府授意這份雜誌發表反波蘭的言論。圖霍夫斯基因此受到其他報紙的猛烈批評，並被禁止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派(USPD)的報章發表文章。因為資金周轉困難，他仍留在《Pieron》雜誌社，後來才引咎辭職。
儘管如此，在十一月革命後產生的左派報章上，圖霍夫斯基仍然不懈為魏瑪共和國吶喊，分析軍事、法律和政治界的形勢，抨擊因循守舊的精英、反民主的新傾向。1919年1月，他開始在《世界舞台》上連載反戰作品《軍用物資》，矛頭直指政府的"威廉精神"。儘管曾為政府打過仗賣過命，他從未遲疑於尖銳批評德國官僚體制。傳記作家賀普(Hepp)認為，《軍用物資》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剖析"。
圖霍夫斯基言辭激越，不計其數的政治迫害之下，魏瑪共和國岌岌可危。左傾、反戰，甚至僅僅主張自由主義的政治家、新聞界人士屢屢遭受威脅，如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沃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馬提亞·艾爾茲貝格(Matthias Erzberger)和菲利浦·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甚或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在法庭上，就政治謀殺罪名審判極右派時，圖霍夫斯基認為法官明顯偏袒鼓吹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被告。
對民主派的政治家，圖霍夫斯基也不吝批評。1922年，外交部部長拉特瑙遇刺，他當即在《世界舞台》上寫詩，警告共和國要自我把持好分寸。
魏瑪共和國堅持了11年，圖霍夫斯基早早看到失敗的端倪。他不再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旁觀，而是直接投身政界。早在1920年，他即已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派，現在更創立了"參戰者和平聯盟"。儘管身為黨員，他仍未停止批評自己所在的黨派。
通貨膨脹的高峰時期，圖霍夫斯基也陷於難關。不僅因為經濟困難，更因為自1922年秋天始，他受嚴重的抑鬱症所擾，懷疑寫作的意義，甚至第一次試圖自殺。1923年3月1日他終於受僱於柏林貝特與西門銀行，到1924年2月15日，他又與齊格弗里德·雅各布松簽訂工作合約。1924年春天，他背負《世界舞台》和籌辦中的《霍氏日報》(Die Vossische Zeitung)駐法國通訊員的使命，到達巴黎。
1924年也是圖霍夫斯基私人生活的轉折點。1920年5月，他與伊利斯·薇依(Else Weil)醫生結婚，到1924年2月離婚。同年8月30日，他與瑪麗·格諾爾德成婚，當年在庫爾蘭相識後，他們一直保持信件聯繫。1920年初，兩人在柏林重遇，直到來了巴黎，才終成眷屬。
在法國與德國之間
像海涅一樣，圖霍夫斯基從此長住國外，只偶爾回德國。他也藉此得以審視德國和德國人。通過《世界舞台》，他繼續為政治理念而戰。他也效法海涅，研究德國人與法國人的行為區別。
齊格弗里德·雅各布於1926年12月逝世，圖霍夫斯基即接管《世界舞台》，但他不願遷回柏林，所以不久即將編務交予同事及朋友卡爾·馮·奧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作為協助發行人，他仍然為"新社會主義者"庫爾特·希勒(Kurt Hiller)等人的激進言論開闢發表空間。
1927年至1928年間，他出版旅行散文集《一本比利牛斯山脈的書》(Ein Pyrenäenbuch)、文集《用五個筆名》(Mit 5 PS，即他的本名及四個筆名)和《蒙娜·麗莎的微笑》(Das Lächeln der Mona Lisa)。借文學人物溫特里拉先生和小洛特，他描述當年柏林人的性格及形象。
即使長居國外，他仍在與政敵對薄公堂。1928年，因為發表詩作《英國唱詩班男孩之歌》(Gesang der englischen Chorknaben)，他被控以"瀆神"的罪名。
同年，他與瑪麗分手。1927年他即與麗莎·瑪提亞斯(Lisa Matthias)相識，1929年一同到瑞典度假。他把這段度假經歷寫入短篇小說《格里普斯科爾摩城堡》(Schloß Gripsholm)，1937年由羅沃爾特出版社出版。
1929年，他與畫家約翰·哈爾特菲爾德(John Heartfield)合着社會批評集《德國，關於德國的一切》，文鋒尖銳，抒發他對彼時德國愛恨交加的感情。
沉默
1930年代初，圖霍夫斯基意識到，他為共和國所作的忠告和批評都無人聽取，祖國的民主和人權也並未因他的呼籲而有所改善。他預見到希特勒上台的危險。"他們已經踏上往第三帝國進發的路途了，"在希特勒掌權前一年，他如此寫道，對前途不抱任何幻想。當時曾與他會面的埃里希·卡斯特納(Erich Kästner)於1946年回憶說，這位作家是個"矮胖的柏林人"，試圖"……用打字機阻擋災難的降臨"。
1930年，圖霍夫斯基搬到瑞典哥德堡，從此在那兒長居。他在德國的出版事業處處受阻，尤以著名的"《世界舞台》案"為最。1929年，《世界舞台》刊載《德國航空界的浮誇風》(Windiges aus der deutschen Luftfahrt)一文，披露國防軍正在加強空軍軍備。卡爾·馮·奧西埃茨基與記者沃爾特·克萊澤(Walter Kreiser)因此被地方法院控以"泄露軍事機密"的罪名，1931年底，前者以"間諜罪"入獄18個月。入獄後，馮·奧西埃茨基因圖霍夫斯基所發表的詩作《士兵是殺手》(Soldaten sind Mörder)再次被控。1932年7月，法庭裁定這首詩不構成對國防軍的誹謗。考慮到馮·奧西埃茨基仍在獄中，圖霍夫斯基一度打算回國聆訊。然而形勢險惡，他恐怕會落入納粹黨人手中。
1931年開始，圖霍夫斯基漸漸減少在出版面上的露面。與麗莎·瑪提亞斯分手，好友的去世和慢性鼻炎的折磨，加重了他的抑鬱症。1932年11月8日，他在《世界舞台》上發表《紙屑》(Schnipsel)，錄有散碎的箴言，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發表長文。1933年1月17日，他在巴塞爾給《世界舞台》寫了短篇筆記。他再也無力寫中長篇文學作品了。德國的政治形勢也愈加險惡，1933年，納粹政府查禁《世界舞台》雜誌，焚毀圖霍夫斯基的作品，並剝奪了他的國籍。
要研究圖霍夫斯基最後幾年的思想，只能通過他的私人通信，這些信件多寫予朋友沃爾特·哈森克萊沃(Walter Hasenclever)，或他最後的愛人、蘇黎世醫生海德薇格·穆勒(Hedwig Müller)，1960年代結集出版。致海德薇格(暱稱"Nuuna")的信里還夾有他的日記，今日編集為《Q日記》(Q-Tagebücher)，圖霍夫斯基在文中以"非德國人"和"非詩人"自嘲。
他預見希特勒不會在短期內倒台。而更令他傷心的，是大部分德國民眾甘為獨裁者喝彩，甚至鄰近國家也與希特勒交好。圖霍夫斯基看出戰爭的徵兆。
儘管長年旅居，圖霍夫斯基卻從未申請瑞典國籍。對德國和歐洲的政治局勢，他也沒有袖手旁觀。為了給獄中的馮·奧西埃茨基打氣，他曾打算重新公開發表文章。自殺前的一段日子裡，他準備好一篇辛辣的作品，批評他曾敬愛的挪威詩人努·漢姆森(Knut Hamsun)。漢姆森公開支持希特勒政權，並對卡爾·馮·奧西埃茨基落井下石，甚至沒有阻止納粹政府將奧西埃茨基送往集中營。圖霍夫斯基為獄中的朋友提名諾貝爾和平獎。1936年，馮·奧西埃茨基獲追授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彼時圖霍夫斯基已不在人世了。
Image:Grab Tucholsky.jpg
圖霍夫斯基的墓志銘:"一切無常事物，無非譬喻一場。"1935年12月20日夜間，圖霍夫斯基在居所吞服過量安眠藥自殺。次日被送往哥德堡的醫院，12月21日夜，庫爾特·圖霍夫斯基在醫院逝世。
1936年夏，圖霍夫斯基的骨灰落葬於瑞典瑪麗菲爾德，格里普斯科爾摩城堡附近的橡樹下。二戰結束後，人們為他豎了墓碑，墓志銘取歌德《浮士德》的結尾:
"一切無常事物，無非譬喻一場。"(Alles Vergä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本句參照《浮士德》董問樵先生譯本。)
然而，早在1923年，圖霍夫斯基即在以伊格納斯·和若貝爾為筆名發表的作品中為自己寫下充滿諷刺意味的安魂曲:
"一顆良心安眠在此，
還有一副鐵硬的五官，
晚安--!"[1]
人物評價
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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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霍夫斯基是魏瑪共和國時代最重要的記者、政論家。在25年的新聞從業生涯中，他在近100份刊物上發表超過3000篇作品，其中約1600篇刊於《世界舞台》。在生時他已出版以短文和詩歌為主的全集，重印達12版次。身後，他仍備受爭議--無論從政治、文學角度，還是他的猶太身份。
政論作家
身為新聞從業員，圖霍夫斯基的政治觀點毀譽參半。在1919年3月發表的綱領性作品《我們反對》(Wir Negativen)中，他以左派精英自命，認為剛成立的共和國不夠積極。
此後，他對法律界、政界和軍界的批評愈加犀利，始終對共和國體制不抱信任。直到1933年被開除國籍、作品遭禁，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姿態仍不免妥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邦德國學界認為:以圖霍夫斯基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為代表的左派文學家對魏瑪共和國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像《世界舞台》這樣的激進言論雜誌被納粹勢力利用。持此觀點者，以歷史學家戈洛·曼(Golo Mann)為代表。
與工人運動
圖霍夫斯基也參與過工人運動。然而即使隸屬於工人階級政黨，他仍然將表述個人觀點的權利置於黨紀之前。他反對把《世界舞台》當作宣揚教條的工具，而堅持把雜誌辦成左派觀點的討論平台。
二戰後，與聯邦德國相反，民主德國將圖霍夫斯基奉於先賢的地位。民主德國學界否認圖霍夫斯基對德國共產黨向莫斯科靠攏、對左派陣營的分裂和納粹主義的掌權負有責任。
文學評論家和詩人
在文學批評領域，圖霍夫斯基是第一個關注法蘭茨·卡夫卡的人。早在1913年，他即對卡夫卡的散文首作給予極高的讚譽。圖霍夫斯基也把捷克作家雅若斯拉夫·哈謝克(Jaroslav Hašek)推介給德國讀者。他不喜歡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在他的專欄頁"飯後甜點"中，他每期發表6篇書評。圖霍夫斯基一生對超過500部文學作品作過評論。
圖霍夫斯基以諷刺長詩見長，是德國世界的天才詩人。抒情詩方面，他私淑亨利希·海涅。德國中小學生的必讀書目中，即有圖霍夫斯基詩集。
猶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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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猶太身份的態度，是圖霍夫斯基最受爭議的地方。猶太學者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指圖霍夫斯基是"最有才華然而令人厭惡的猶太裔反猶人士"。爭議在於，圖霍夫斯基筆下的文學人物溫特里拉先生，到底是在挖苦猶太人，還是批判整個布爾喬亞階級。他在作品中直斥猶太人的保守心態，這類觀點甚為當時民族主義和反猶潮流興盛的社會受落。
在猶太人方面，舒勒姆的批評影響廣泛。而在保守派和極右翼--包括認同納粹主義的猶太人--的眼中，圖霍夫斯基是"腐朽的猶太文學"的代表人物。圖霍夫斯基脫離猶太教、接受新教洗禮的舉動，於各方看來都有爭議之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