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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氏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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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別名：左氏春秋、左傳、春秋左氏傳 作者：相傳為左丘明創作 年代：作於公元前453～前386年之間 類別：編年體史書 |
《春秋左氏傳》（Zuo’s Commentary），原名《左氏春秋》，漢代時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內傳》，漢代以後才多稱為《左傳》。 《春秋左氏傳》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經典之一且為十三經中篇幅最長的，在四庫全書中列為經部。記述範圍從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魯悼公14年）（另有說法為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8年）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左丘明為《春秋》做註解的一部史書，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為「春秋三傳」。它是中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同時也是傑出的歷史散文著。
介紹
《左傳》的記敘範圍起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作品中主要記載了東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間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國先秦歷史很有價值的文獻，也是優秀的散文著作。 《左傳》傳文比《春秋》經文多出13年，實際記事多出26年（最後一件事為略提三家滅晉）。以《春秋》記事為綱敘事，其中有說明《春秋》書法的，有用實補充《春秋》經文的，也有訂正《春秋》記事錯誤的。全書絕大部分屬於春秋時候事件，但全書的完成已經進入戰國時期。這些都說明《左傳》與《春秋》的密切關係。 春秋與左傳的關係
《左傳》以《春秋》為本，並採用《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列國資料，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桓譚《新論》進一步認為:"《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楊伯峻在《左傳》一文中歸結《左傳》傳《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種:即"說明《春秋》書法、用事實補充《春秋》、訂正《春秋》的錯誤和增加無經的傳文。"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和《春秋》沒有直接的聯繫，西漢的今文經博士即"謂《左氏》為不傳《春秋》"。晉人王接說:"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發，於文為儉，通經為長。"陳商說:"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 清人劉逢祿、皮錫瑞均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皮錫瑞在《經學通論·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說，並且引用莊公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集解》雲:「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左傳》有不少解經的內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等，但很明顯是加工的痕跡，多數都沒有與傳文融為一體。宋人林栗說:「《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春秋》的一些經文沒有相應的《左傳》傳文，例如《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預注:「無傳。」 《左傳》的傳文沒有相應的《春秋》經文，例如《左傳·襄公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此條無相應的《春秋》經文。亦有「《經》《傳》不盡同」「《經》後之《傳》」者。
一批被盜賣至海外的戰國楚簡，由浙大校友出資於2009年得以從海外回歸，併入藏浙大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經過兩年多的整理考釋，浙大古文字學家曹錦炎主編的《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由浙大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2年4月24日，該書在浙大紫金港校區舉行首發布 這批戰國楚簡是浙大藝術與考古博物館的第一批藏品。首發式現場，2300多年前的戰國楚簡正式與世人見面。大部分完簡（含綴合後）都在23厘米左右，相當於戰國尺約一尺，簡頭、端修治平齊。3枚較長的簡上端平齊，下端成尖弧狀，尤為特殊，尚屬首見。據介紹，這批楚簡初置於一個木胎漆盒內，經清理，共編號為324號，綴合復原後完整簡約160枚；字跡清晰，墨色厚重，文字抄寫灑脫，頗有行草意趣。 這批印跡斑斑、長短不一的楚簡與流傳的《左傳》內容基本一致，首次證實《左傳》的成書時間至少在戰國時期，從而破解了千百年來關於《左傳》的真偽之爭，明確了其作為中國第一部敘事完整的編年體史書的歷史地位。
作者
左丘明（約前502—約前422年） 春秋末期魯國都君莊（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東衡魚村）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稱左丘明（關於左丘明的姓名，長期以來由於先秦及漢代文獻對左傳作者左丘明的記載非常有限，歷代學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況問題爭論不休、眾說紛紜。一說複姓左丘，名明；一說單姓左，名丘明，但史載，左丘明乃姜子牙後裔，嫡系裔孫丘(邱)氏較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春秋末期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散文家、軍事家。與孔子同時或者比孔子年齡略長些。 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太史司馬遷稱其為「魯之君子」。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為史官，曾與孔子一起「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據有魯國以及其他封侯各國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議論精闢的編年史《左傳》（又稱《左氏春秋》），又作現存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作《國語》時已雙目失明，兩書記錄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價值的原始資料。
由於史料詳實，文筆生動，引起了古今中外學者的愛好和研討，他被譽為「文宗史聖」、「經臣史祖」、「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成為中國史家的開山鼻祖。《左傳》重記事，《國語》重記言。歷代帝王對左丘明多有敕封：唐封經師；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賢。 左丘明的思想在當時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山東泰安建有丘明中學以紀念左丘明。
成就
與上述史學成就相比，《左傳》的文學價值比較容易受到忽略。其實，從我國古代文學的演變過程來看，《左傳》在這一領域同樣有其獨特而重要的歷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左傳》顯示了由單純記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於謀篇、善於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觸目地增加了敘事的形象性、生動性（尤其一些戰爭的敘寫最有特色），從而體現早期史書中文學成分的顯著積累。在先秦文學史上，《左傳》出現，預示着散文的發展已經面臨更加廣闊的天地。 二、《左傳》在鋪敘事件過程中，第一次展現了一批有着各自經歷和不同性格的歷史人物，雖非完全着意而為，卻也時有渲染、誇飾之筆，客觀上積累了形象塑造的寶貴經驗，為此後傳記文學、歷史小說湧現提供了難得的啟示、重要的借鑑。 三、《左傳》語言簡潔而準確，生動而富於表現力，注意細緻描摹，長於運用比喻，達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後代視為某種規範；其特具的文學色彩與文學價值，也是此前記事文字中所罕見的。 四、從總體看，《左傳》思想深邃、文風樸厚，敘事、狀物精彩而富於多樣性，留下了許多久經傳誦的佳作，其中不少業已成為後世人們稱文的典範。清初吳楚材、吳調侯編選歷代堪稱「觀止」的優秀古文，所收《左傳》各篇（節）竟達三十三則之多，可見一斑。此外，《左傳》豐富的內容，多姿多彩的歷史故事，還作為一部分重要的創作素材為後代的小說、戲曲所利用和發揮，這在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 應該強調的是，由於自兩漢以迄明、清，《左傳》先被視為「解經」之作，其後更升格於重要經書的行列，它在我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於「三傳」中特重左氏一家，《左傳》更獲得與《易》《書》《詩》等主要經學元典幾相比並的突出地位。 隋唐以後，科舉考試以《左傳》為重要科目之一，進一步促成了其書流傳的普泛性。兩千年來，有關《左傳》的註疏、考訂和論評，可謂代不乏見、數量繁多，清初彝尊《經義考》，收錄此前各類《左》學著作九十四種；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上海圖書編纂《中國叢書綜錄》，收歷代《左傳》注、疏、論的各種書目達兩百一十餘種之多。 《左傳》經學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其書的流傳，愈益張揚，擴大了它在史學、文學等各方面的積極影響，同時，也為《左》學的發展添加了一些複雜化、神秘化的內容，值得辨析。
思想傾向
《左傳》中的人物與事件是按照歷史資料來編寫的，但作者在記敘這些歷史人物和事件時，也表現出一定的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向。這種思想在倫理道德、政治主張、強調等級制度、尊卑觀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會變革的歷史趨勢。作者以敏銳的歷史眼光，記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諸侯的爭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併，表現了新舊勢力的消長，揭示了社會變革的趨勢。作者在記述歷史事件的過程中，表達了對歷史事件的認識和理解，並站在儒家立場上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做出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道德倫理評價，為人們提供歷史的借鑑。《左傳》發展了《春秋》筆法，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描述、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來體現道德評價。比如莊公十年敘述「曹劌論戰」中曹劌與魯莊公的一段對話，就是通過曹劌的話語傳達出作者的思想。同時，《左傳》創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敘事中或敘事結束後直接引入議論，對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評價，以此表明作者的態度。 其次，強調人的意義，重視民的作用。春秋時期，隨着歷史的進步和社會變革的廣泛興起，神的地位逐漸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進步的政治家已經理性地認識到人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意義。昭公十八年記載，夏五月氣候乾燥，因而宋、衛、陳、鄭等不少國家都發生了火災。鄭大夫裨灶主張用寶物祭祀神靈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認為寶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鄭相子產則提出「天道遠，人道邇」的觀點，認為靠「天道」無法解決人事的問題。結果是鄭國沒有進行祭祀，由於加強了人的管理，也沒有再發生火災。桓公六年記載隨國大夫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莊公三十二年記載周大夫史嚚說：「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這些記載都鮮明地表現出，在天與人的關係上，《左傳》更強調人的意義。 《左傳》還注意暴露醜惡，褒揚美善。作者本着「不隱惡」的態度，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諸如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僭越篡逆、互相殘殺和貴族們的荒淫無恥、奢侈糜爛的生活以及他們虛偽奸詐、貪婪殘暴的性格，進行了如實的記錄和描寫。宣公二年記載的「晉靈公不君」，寫晉靈公不行君道，暴虐成性，從高台上用彈弓射人取樂，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殺了廚師，最終釀成了晉國的政治災難。《左傳》更注重褒獎美善，記述了許多人物不顧個人安危奔赴困難的感人事跡，歌頌了這些人物的愛國情懷。如僖公三十三年記載的「弦高犒師」，為鄭國爭取了主動，使來犯者不敢輕舉妄動；定公四年，吳軍入郢，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動了秦哀公，出師擊退了吳軍，挽救了楚國；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中，孔子以智慧、以勇武、以禮儀保護了魯定公，收回了被晉國占領的的魯國邊邑，打擊了晉定公的囂張氣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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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思而有備，備者無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