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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仲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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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 | |
| 原文名 | Zhongmian Cen |
| 出生 |
1886年 中國廣東順德 |
| 逝世 | 1961年10月7日（75歲） |
| 國籍 | 中國 |
| 別名 | 汝懋 |
| 職業 | 歷史學家 |
岑仲勉（1886年 — 1961年），中國歷史學家。學名銘恕﹐字仲勉﹐別名汝懋。以字行。廣東順德人。 1886年9月生。青年時﹐入兩廣大學堂(清廣雅書院﹐後改為兩廣高等學堂)﹐就讀兩年半﹐考入兩廣遊學預備科(清粵秀書院)。1908年10月考入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1912年12月畢業。其後在上海江海關及廣東財政廳等處任職員﹐業餘從事植物名實考訂及中外史地考證。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學秘書兼文書主任﹐業餘撰著《佛游天竺記考釋》﹐於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從而引起史學界注意。1933～1937年在《聖心》﹑《輔仁學志》﹑《金陵學報》﹑《中山大學文史專刊》等雜誌發表一批論著﹐其中尤以《水經注卷一箋校》及《金石證史》等引起一些史學名家的注目。1937年經陳垣推薦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該所專任研究員。1948年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後擔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選讀》﹑《兩漢西域學》﹑《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課程。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1961年10月7日病逝於廣州。
學術成就
岑仲勉的家鄉順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學家李文田的故鄉﹐故其治學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學派的影響。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登科記考》的作者徐松奉為先驅﹐因而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和《登科記考訂補》之作。岑仲勉還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學者勞格的影響﹐所著《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元和姓纂四校記》等都發揚了勞格的未竟之業﹐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過。 岑仲勉治學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證歷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學﹑碑例﹑書法等專義﹐岑仲勉則以碑誌考證史實﹐又糾正了清金石家過信石刻﹑偏責史實的毛病﹐客觀地論證碑誌之價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後收入《金石論叢》﹐於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釋之學中﹐在辨偽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銘存疑》等文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好評﹐與《白氏長慶集偽文》﹑《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起﹐對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貢獻。在追錄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為一重要發現。在職官典制考證方面﹐《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是超邁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證方面﹐《括地誌序略新銓》論定孫星衍排列之非。這方面的專著有50～60年代的《隋書求是》﹑《唐史餘審》﹑《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唐人行第錄》。《行第錄》為對唐代文學史及傳記學很有裨益的首創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論中的創見。如其中對李德裕﹑陳子昂﹑四鎮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還著有《黃河變遷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會制度問題》﹑《兩周文史論叢》﹑《墨子城守各篇簡注》。這些專著反映了作者對西周以來的歷史乃至黃河歷史的廣泛興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證》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輯方面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岑仲勉自四十歲至七十五歲三十餘年間﹐全部史學著作約一千萬字﹐自1912年起發表論文一百八十餘篇﹐已刊專著十八種﹐特刊專著二種。
人物評價
岑仲勉被譽為大器晚成的史學家，前半生混跡官場，後半生潛心向學，經歷與學問俱奇。他生前留下千萬餘字學術文章，被歷史學家劉節譽為「著作等身、群言是寶」。 論及上世紀的廣東史學界，曾有兩位以中古史研究聞名的大學者，一位是陳寅恪，另一位就是岑仲勉。他生前曾與陳寅恪並稱為中山大學歷史系兩大學者，身後卻寂寂無名，只留下史學著作洋洋千萬言。 裹挾在中國近代社會巨變、中西文化對撞的百年風雨中，岑仲勉留下了世紀廣東學人的另一重背影： 與陳寅恪世家望族、留洋多年的背景不同，岑仲勉是一位廣東土生土長的平民學者，用今天的話說可稱得上是草根學者。沒有名師指點、沒有名校經歷、沒有史學科班訓練，岑仲勉以近50歲的高齡從仕途隱退轉入史學界，從廣東闖入北方主流學界，甘受茅屋秋風之苦，終成一代史家，其身世經歷，頗為傳奇。 岑仲勉「幼承庭訓」，父親是前清舉人，堂兄是順德最後一位翰林。年輕時受變法圖強思潮的影響，耳濡目染着西學衝擊，在這場家國身心所面臨的革命風暴中，他一生沒有摒棄投身史學的理想，獨闢蹊徑，續中國傳統學問之命脈於一線。 蕭然萬物，弦歌不輟。在「偌大一個中國安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動盪年代，岑仲勉鑽入書齋，追尋經世致用的理想。但他留下的逸事傳聞寥寥無幾，可說可談的近乎單調，使他的形象接近呆板。 南方日報記者通過多方努力，還原了半個多世紀前這位近乎封閉狀態的純學人的精神歷程。在岑仲勉的身上，我們既能看到中國歷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的影子，又可以看到新知識、新思想、新時代先驅的種子。他形銷骨立，卻以過人的意志，掙脫中國傳統文人「學而優則仕」之歸宿，邁向現代學人學術與人格的獨立之境。 「同為溝通東西學術，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而其後世聲聞之顯晦，殊異若此，殆有幸與不幸歟?」(陳寅恪語)學術的境界和使命自有不同。在如今「大師滿天飛」、「學術明星雲起」的年代，岑仲勉式的學者，幾乎已成絕響。 這一期「廣東世紀學人」，我們把目光投向那個沉默的背影。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中國的變局，中國的文化傳統究竟將何去何從?在這一世紀命題下，岑仲勉式的中國知識分子上下求索，自覺傳承了「學者的使命」這一精神向度。岑仲勉的學術生涯、傳奇經歷，或許可以給今天的學者以最好啟迪:絕不能「在現狀下苟安，在思想上躲懶」。 叫板陳寅恪，「弄斧一定要去班門」 半個多世紀前的廣州康樂園裡，有這樣一個背影，一個老人踽踽獨行，從校外蹣跚着來上課。高度近視的眼鏡，一身唐裝布鞋，左胸前掛個懷表，言語訥訥，因身患帕金森病，手腳抖得厲害，那模樣簡直跟他的學問一樣，古舊深沉。這位貌不驚人的大學者，名叫岑仲勉。 當年在中山大學，岑仲勉與陳寅恪同為名師，學問最深，年歲也最高，又皆以中古史名世，並稱「康樂園二老」。上世紀50年代，時任中大歷史系主任劉節每年都會向入學新生介紹道:「我們系裡擁有中古史兩位大師:陳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他們都是著作等身，滿門桃李。二老同系任教，是全體師生的光榮。」 但這二老絕少碰面。其實早在上世紀30年代，陳寅恪和岑仲勉已經在論著中隔紙傳音，前者當時已經名滿天下，對後起的岑仲勉讚譽有加，並將其視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的標誌。 那時，岑仲勉還只是個中學教師，陳垣將其論著轉示陳寅恪，陳寅恪一讀就驚為天人:「岑君文讀訖，極佩。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 暮歲之年，二老際會於康樂園時，已變身兩病叟。陳寅恪講《元白詩證史》，岑仲勉講《隋唐史》，一個目盲足臏，一個頭晃手搖。二老都用自己的著作充教材，異曲同工，成為校內兩道景觀。有趣的是，由於同是致力於隋唐史，岑仲勉有不少見解與陳寅恪相左，總是在講課時一一挑明。在當年的隋唐史課上，岑仲勉總能旁徵博引，論證陳寅恪所述不盡確當。如此「針鋒相對」，很快招致一些人不解。岑仲勉本人得知後，十分坦蕩地宣稱:「我的看法，討論與友誼，應截然劃分為兩事也。」 岑仲勉總有一股「弄斧一定要去班門」的書生義氣。在課堂上，岑仲勉有句名言:「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進行討論和商榷也得找名家，這樣才有影響。」晚年，得知陳寅恪受排擠，岑仲勉曾發出這樣的喟嘆:「寅恪兄虧於現狀啊!」 陳寅格對岑仲勉的學術成就也非常推崇，晚年所著的《元白詩箋證稿》中曾多次引用了他的學術成果。據中山大學教授蔡鴻生回憶，二老雖是舊相識，晚年卻很少來往。只因二老一聾一盲，即便會面也無法談出一二，倒不如以文會友，更加暢快淋漓。 除去學問相近，兩位病叟愛好也頗為相投，都酷愛粵劇，可這二老一個失聰一個失明，一個只能看，一個則只能聽，倒也各得其樂，相映成趣。 棄官為學，「視蘇老泉已瞠乎其後」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顧炎武的這句話，或許是清末民國的一代文人，身處亂世而得以解脫的內心信條。 1931年，岑仲勉從平步青雲的官場上毅然隱退，到廣州聖心中學當一個小小的教務處主任，留下人生中最具深味的一筆。 那一年日本在東北挑起「九一八」事變，家國亂世，在一個自幼讀遍經史、懷抱治世理想的傳統儒生內心，會激盪出怎樣的波瀾?我們已無從得知。但彼時的岑仲勉，一定不會無視他的堂兄岑樾作為科舉時代順德最後一位翰林的榮光，不會忘卻他的同鄉同宗兄長岑學呂正在張學良府中治軍書的顯達，也不可能不知曉他的昔日同窗故交楊永泰正在國民黨內如日中天，但他選擇了激流勇退。 隱退前，岑仲勉先後在上海海關、廣東財政司等處謀職，官至三水鐵路局局長、陝西禁煙督察處官員，可謂仕途坦蕩，但他毅然放棄職俸殷實、衣食優渥的生活，宣告了對官場俗世的心灰意冷。 這些變故必在常人那裡引起苦痛掙扎，在岑仲勉心中卻不失為快意割捨。在政府任職的十幾年裡，他一直在工作之餘擠出時間，研究屬於經世之學的農學和植物學。1923年起，他就開始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1934年致陳垣的信中，岑仲勉這樣回憶步入學術的起點:「十餘年前嘗慨我國惟興農或可補救，故喜談稼圃之事，居恆亦以此自遣。」 「學而優則仕」，中國文化自古有這種傳統。從古至今的文人，能主動退出仕途的可謂鳳毛麟角，僅見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到了近代的學人之中，岑仲勉算是一位。 憂患意識與經世思想，糾纏於岑仲勉心底，迫使他中年轉入史學，這與魯迅棄醫從文的人生抉擇，不無相似。清末道光以後，西方列強力逐歐亞大陸，於是出現了中國19世紀的西北邊疆新危機。值此緊要關頭，中國傳統士大夫學者里一批敏感的、走在時代前沿的人挺身而出，展開對中國邊疆西北史地的研究，相繼湧現出魏源、張穆、何秋濤、屠寄、李文田等清代著名學者，尤其是李文田更是岑仲勉同鄉。投身於這股學術洪流，也成了岑仲勉「心嚮往之」的人生路徑。 如今看來，岑仲勉棄官後選擇廣州聖心中學，獨具苦心。聖心中學由法國教會所辦，出版法文學術雜誌，能直接通達當時歐洲的漢學中心法國，借一本《聖心》雜誌，岑仲勉得以和沙畹、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等揚名世界的法國漢學家論長短。岑仲勉無須再隱姓埋名，無須再蟄伏蹉跎，對於沙畹學科奠基式的世界名著《西突厥史料》，初出茅廬的岑仲勉也敢於叫板:「除西史部分外，中史材料之編纂，直未達到吾人所預期。」 三年後，岑仲勉的西北史地論文，引起著名史學家、廣東籍前輩學者陳垣的注意，將他推薦給陳寅恪、傅斯年等人，直到這時，主流學術界才知有岑仲勉此人。1937年，岑仲勉被正式聘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走上學術之路時，他已年過半百。 在別人即將安享晚年之時，岑仲勉毅然投身學海，他晚年曾這樣調侃自己:「早歲學殖荒落，中年稍振刷，視蘇老泉已瞠乎其後。」的確，對比「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的蘇老泉———蘇洵，岑仲勉踏入學術界的步子晚了許多。但古往今來，以這樣的經歷而做出大學問的人，恐怕也再難找出幾個。 自學成才，甘為一介布衣 對比許多有留洋經歷的學者，岑仲勉中途出家、自學成才的背景顯得黯淡無光。別人是少年得志，驟得大名，他是中年轉行，漸入佳境。岑仲勉完全依靠自學，既對清代嘉慶道光以後的史學進行批判繼承，又在西學衝擊之下具備國際視野，廣泛涉獵近代東西方漢學的有關成就，於荒榛敗壘中推陳出新，接續了傳統學問在現代的生命力。 20世紀30年代的史語所可謂大師雲集，趙元任、陳寅恪、錢穆、陶希聖、勞榦等學者已負盛名，岑仲勉並不起眼。但他以厚積薄發之勢，步入學術鼎盛期。如今，隨意翻開一本當年的《史語所集刊》，岑仲勉的論文有時會占到一多半。在這十餘年裡，戰火頻仍，岑仲勉隨史語所從南京流徙於長沙、昆明、重慶等地，不遑寧處，卻都無法擾亂其心。因為耳聾之疾，岑仲勉索性雙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這時期，即便與同住一個四合院的史語所同仁，岑仲勉也少有寒暄，形單影隻。 何茲全回憶說，那時的史語所遷徙到南京李莊，與世隔絕，沒有報紙和廣播，外界戰事只能通過從山下來送菜的人那裡得知，岑仲勉算是老一輩，因為耳朵不好，他很少跟大家打招呼，大家也很少跟他打招呼。那時晚上在山裡讀書，只能點桐油燈照明，直冒黑煙，在燈下看書寫字久了，鼻孔里都是黑灰。岑仲勉就在這樣的幽燈暗夜裡，寂寂與古書為伴，三個月讀完《全唐文》，一個多月讀畢《全唐詩》，爬梳鈎稽，創見性地開拓了以碑證史的唐史研究路徑，與陳寅恪以歷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遙相呼應。 撥開世上塵氛，胸中自無火焰冰競；消卻心中鄙吝，眼前時有月到風來。岑仲勉以驚人毅力投身西北史地之學和唐史研究，「一個人咬得菜根，方能實心教育」是他的名言。可以想見，完全依賴自學的他，做學問是如何的苦———投身古書堆，沒有師友求教，宛若一個在黑暗中跋涉的獨行客。 在史語所的11年裡，岑仲勉並未受到所長傅斯年的特別器重，傅斯年一直對留洋經歷的學者非常看重，而對舊式教育背景的學者相對漠視。1948年，岑仲勉南歸廣東，入中大教書。然而，岑仲勉卻獨自完成了一場異於常人的孤獨跋涉，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研學，到1961年去世的30年間，岑仲勉共留下1000多萬言，後成書17種，論文近200篇。相當於30年內不間斷地每日要著上千字，這樣文火慢燉、碩果迭出的學者在中國當代史家中並不多見。 他的學問艱澀，他的交際寡淡，所以直到今天，岑仲勉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知，寫他的文章也不過寥寥數語，至今也沒有一本專門的傳記來講述這位眼花耳聾、性情閉塞的學者。我們只能從岑仲勉遺留的隻言片語中，拼湊出一個煢煢孑立的學者影像，他曾說:「竊以為學以問世，不敢自信，則須求教；稍自信，亦期有補於世，非不得已，固不必以文為市。」可見他胸中自有天地，做的是學問，求的是正道。 岑仲勉的一生，清寒枯槁，更接近於一個書生的姿態:常伴青燈古卷，甘為一介布衣。 與世無爭，「其真艱難磨折而後成功者大」 19世紀末以來，中西文化對撞的百年裡，中國學人最大的命運就是變革和轉型。岑仲勉身處其中，走出了一條「人無我有」的治學路徑。 岑仲勉從中國傳統文化走來，與王國維、錢穆等路徑相仿，以乾嘉學派為主導，極大推進了清人治史路徑的現代化轉型。可他又並非閉目塞聽的老學究，他眼觀世界，精通英文、法文，又深諳植物學、農學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得以與當時最新的西方漢學成就接通，依靠自學成才，應時而生，空前絕後。 今天的史學界在追溯傳統時有這樣的說法，清代數一數二的唐史專家勞格以45歲之英年早逝，學問未及發揮。但半個多世紀之後，岑仲勉以45歲跨入史界，繼承了勞格的未竟之業，成就上也更上層樓。在學問上岑仲勉隔代續接清人學問，如有神助，冥冥之中維繫了傳統經史之學在近代的命脈。 在民族文化轉折的宏闊背景中，岑仲勉這類學人，輪廓極盡清簡，但似乎又關係重大。在他們生前，不求聲名顯赫，也不會曲學阿世，只是甘為人梯的平民學者。但在他們身後，年輕一代國學根基大多被割斷，難以續接，讓岑仲勉們的學問往往只剩下空谷回音，留下絕響。 在後人對岑仲勉的追憶里，還留着這樣一些已模糊難辨的形象:他去世前還帶着研究生，但已很少來校講課，家住廣州市文明路，卻一直婉拒學校派車接送，寧願擠公共汽車來學校。他一直未改順德鄉音，對學生卻堅持講普通話，顫抖着手寫板書，每每都是一面牆寫滿人名、地名、官名。他對學校給他分配研究生的做法不滿(想自己招徒)，家中自設一小黑板，以回答登門拜訪的學生提問(因耳聾只能看)。 一直在去世前，岑仲勉還在家裡做着與世無爭的學問。1961年，《重校貞觀氏族志敦煌殘卷》剛剛謄清不久，他就溘然長逝，一直等了差不多30年後，這部著作才發表。在文革中，他的學問遭鄙夷唾棄，扔進故紙堆。多年後，人們才猛然想起這個學富五車的老學者，從廢書庫翻出業已發黃的文稿，重新發表。這讓人遙想起陳寅恪當年送王國維的那句話:「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地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如果沒有靜心閱讀，很難看到這個不苟言笑的老人心中也曾掀起波瀾。他對寫下「獨愴然而涕下」的孤獨詩人陳子昂情有獨鍾，對吟出「當時已惘然」而一生鬱郁不得志的李商隱青睞有加，對身陷牛李黨爭的李德裕的經世才能滿懷敬佩。在著作《會昌伐叛集》前的「編證略例」中，他吐露了自己半生的治史心得，要「期取前賢之偉略，作後世之準繩」。 於無聲處聽驚雷。岑仲勉1961年去世時，距他發表第一本著作《佛游天竺記考釋》過去了整整27年。岑仲勉在該書自序中寫道:「吾儕求學，其易十倍顯師(指東晉高僧法顯)，所造就或不及什之一，其真艱難磨折而後成功者大乎!」此話成為讖語，最終在他身上應驗。
半路出家的考古家
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歷史語言研究所幾經輾轉搬遷，儘管時值戰亂，但岑仲勉依然專心治學。1937—1948年，真可以用「噴發」來形容岑仲勉這一時期取得的研究成果。不僅他的代表作，如有關白居易《白氏長慶集》研究的系列論文、對《元和姓纂》等唐代典籍的整理研究完成於此時，而且解放後陸續出版的《突厥集史》、《隋書求是》、《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等書的初稿也基本上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1948年，岑仲勉南下廣州，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1961年病逝。在他幾十年的治學生涯中，共撰寫了近200篇論文，著作19種，共計近1000多萬字，可以稱得上「著作等身」。 岑仲勉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在先秦史、歷史地理、中外交通、民族史等領域均有所建樹。比如他運用對音法研究西北史地，頗有獨到之處。而在他的研究領域中，最為精到的當屬隋唐史。他重實證考據，尤其擅長運用名物、制度、地理掌故等多方資料，比對考證史實。例如，《依唐代官制說明張曲江集附錄誥命的錯誤》一文，以唐代官制入手訂正《曲江集》制誥的錯誤，並使人由此而對唐代文官制度有所了解，一舉兩得。他對唐人文集與唐代典籍的研究整理，尤見功力。不少成果不僅超過同時代的人，而且至今仍可稱為範本；。像對《元和姓纂》、《郎官石柱》等等的考證整理，如果今天的讀者在使用這些典籍時棄岑校不用，幾乎成為不可想象、貽笑大方的事。 以金石證史，是岑仲勉學術的另一特點。清代金石學頗盛，大抵為專金石而兼史與專史而兼金石兩途。他的金石證史繼承了清代金石學中後者的精髓，加之他力求避免清代金石學或過信石刻、或偏責史失的弊端，因此他的《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不僅成為他的代表性成果，也對以後的學人以一種方法上的啟示。 斯人已矣！岑仲勉先生豐富的學術成果，絕不是一篇短文能夠詳盡的。只是希望通過這篇小文，令「岑仲勉」這個名字在讀者的腦海中留下一些印象，一代學人不至於那樣迅速地被人們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