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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達 | |
|---|---|
| 出生 | 1906 |
| 逝世 | 1983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考古學家 |
簡介
尹達(1906年-1983年) ，原名劉耀，字照林，考古學家。在考古發掘、史學研究和學術組織工作中，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中國考古學會第一、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
人物生平
尹達(1906~1983)，河南滑縣人，畢業於河南大學。1932年，尹達從河南大學畢業後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1937年底赴延安參加革命，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陝北公學任教，後在馬列學院研究部等處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副部長和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兼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從1955年起，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會常務委員。曾任《歷史研究》主編。參與主持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建館工作，具體組織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一書的編寫工作。
1979年和1983年，被推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第一、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1980年被選為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3年初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尹達1931年即開始參加安陽小屯和後岡遺址的考古發掘，後又參加安陽侯家莊南地遺址和侯家莊商王陵區、濬縣辛村衛國墓地和大賚店遺址以及日照兩城鎮遺址等項重要的考古發掘。他第一次詳細論證了安特生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延安工作期間撰寫的《中國原始社會》一書，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中國原始社會研究的有益嘗試。後將該書的一部分修訂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於1955年出版;1979年再版時，改名為《新石器時代》。
治學道路
尹達的治學道路有着極其鮮明的特色，這就是1982年4月在母校河南大學最後演講中的八字概括語:"從考古到史學研究"。 1954年4月梁思永在北京病逝，中國科學院舉行紀念會，院長郭沫若出席，尹達以《悼念梁思永先生》為題在會上報告了梁思永生平學術活動和成就，這樣評價梁思永的貢獻:"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和秋天，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陽的後岡遺址發掘工作，在這裡找到了小屯文化、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體的層位關係，……這好像是一把鑰匙，有了它，才能打開中國考古學中這樣的關鍵問題;有了它，才把猜不破的謎底戳穿了。這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發展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這功績應當歸之于思永先生。"尹達的《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正是以梁思永參加、主持、領導的一系列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掘為堅實基礎，準確地運用關於"小屯文化、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體的層位關係"這把"鑰匙"，經過縝密論證得出確論的。他此後關於新石器時代的一系列研究，都是以此為基點逐漸深入並理論化的。1955年8月《中國新石器時代·後記》有這樣一段文字:"現在梁思永先生已去世一年多了，我謹以這冊書的出版永志思永先生的熱情。"《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永志"的實際是尹達與梁思永的學術淵源。
這兩個方面的影響，決定尹達必然會走出一條"從考古到史學研究"的治學道路。
學術貢獻
1、綜述尹達的重要學術貢獻，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分別以《新石器時代》、《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中國史學發展史》三本着作為代表。 2、《新石器時代》
突破安特生的體系，建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科學體系，是尹達致力於一生的重大學術貢獻，《新石器時代》是其代表。
1939年冬在延安寫成《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文，推測出龍山文化(兩城期、龍山期、辛村期)與仰韶文化(後岡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絕對年代，填補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空白，一個具有堅實基礎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體系初步建立。1955年4月針對安特生新着的觀點寫成《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關於安特生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理論的分析》一文，強調"用科學的方法，綜合大量的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新資料，早日建立起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的標準來"。1962年10月發表《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工作進行了全面的檢視和系統的總結，"為這一學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廣闊的前景"。
3、《中國原始社會》
把新石器時代研究推進到系統的中國原始社會研究，是尹達的又一重要學術貢獻，《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簡稱《中國原始社會》)是其代表。
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開闢的"草徑"上，1939~1941年尹達結合當時"大批新的材料和學術界之新的成果"，寫成《中國原始社會》一書，成為新史學陣營中從考古學出發系統研究原始社會的代表作。
1939~1940年9月完成第一編《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第二編《從古代傳說中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這兩編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貢獻給學術界，"希望從這裡看出中國原始社會發展的線索"。"補編"為三個單篇論文:為論證"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國這塊廣大的土地上發榮滋長起來的，並不是由它處移植過來的"，批判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東來"或"西來"說，1940年1月寫出《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7月寫成《關於殷商社會性質爭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認為"河南安陽小屯村及附近的考古發掘，是研究當時社會的一批最有價值的史料"，"離開它們，就不可能寫出殷商社會的信史"。1941年1月寫成《關於殷商史料問題---兼論殷商社會性質》，強調考古學上所提供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寶貴的"，但所出的報告太少，"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遺址發掘的史料"。
前後三編，1943年由延安作者出版社出版，名為《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以別於其他原始社會論着。這一論着，是尹達"從考古到史學研究"邁出的極為重要的一步。
4、《中國史學發展史》
為探索中國歷史學發展的基本線索和演變規律，尹達進行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嘗試，《中國史學發展史》是其代表。
在完成《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之後不久，尹達的"精力移到史學理論方面"。1977~1978年決定在歷史研究所創建史學史學科研究陣地，着手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逐步對中國歷史學的發展進行探索。
1982年下半年，與研究室成員制定《中國史學發展史》編寫原則，成立編寫組，分工編寫。編寫原則規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國歷史學的起源、發展，直至逐步形成為一門科學的基本過程和規律予以探索和總結;確切地劃分其發展階段，闡明各階段史學的特點及其內在聯繫;對中國豐富的史學遺產進行批判、總結，重點放在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上。1985年7月《中國史學發展史》一書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下限寫至20世紀40年代末，對中國歷史學的起源、發展，直至成為科學的基本線索和演變規律，進行了可貴的探索。蘇聯學者勃·格·多羅寧認為《中國史學發展史》這項成果是"當前中國史學中出現的一種新氣象"，"史學研究中出現的許多新的趨勢都在這部着作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反映"。
分看三本書，分別代表尹達在三個方面的學術成就與貢獻;縱觀三本代表作，則清晰地展示出尹達"從考古到史學研究"的治學道路。三重視多學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與綜合研究，是尹達在"從考古到史學研究"學術道路中形成的極為重要的治學特點，也是他將考古與史學研究有機結合的根本原因所在。
《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的寫作即已顯示出這方面的特色，將最初17年間"發掘中國境內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情況作系統清理，"綜合"各遺址中有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層位關係"的五處堆積情況，將"許多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較和分析"，最後作出結論。寫作《中國新石器時代》，更進一步運用綜合研究的科學方法批評安特生"在方法論上正犯着這樣的毛病，所以免不了要演出'瞎子摸象'的笑劇"。《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結集出版之際，《後記》強調:"實事求是的綜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沒有綜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這種學科的理論逐步提高，也不可能從全面的綜合研究中發見問題，從而找出解決問題的鑰匙。"在系統總結新中國考古收穫之後寫成《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更是把綜合性的研究作為"新石器時代研究工作中的極為重要的經驗"來強調。這一經驗或方法，的確是諸多學術研究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論與史料的關係問題，又包含個別與整體、局部與全局、現象與本質的關係等問題。
尹達主張將多學科交叉研究納入綜合研究之中:"新石器時代考古學，需要其他學科的輔持和協作，才能夠全面而健康的發展起來。"他的這一期望，已經成為今天學術研究的一種趨勢。
在《新石器時代》中概括地總結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結合各地工作發展不平衡的情況，指出尚待深入鑽研的問題，展望進一步前進的道路。
尹達反覆強調，考古工作者必須努力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以理論鬥爭的責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資料所反映的複雜社會現象，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綜合研究;必須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術水平，以高度的學術責任感，嚴肅認真地對待田野工作，根據層位關係解決好不同文化遺存的相對年代和本身分期問題。
尹達頗為獨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區分不同的工作階段:(1)科學的考古發掘和發掘報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統地科學反映某一遺址的現象，是它的首要責任。(2)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根據科學發掘的資料，從考古學理論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複雜現象，解決某些學術性、理論性的問題。(3)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進行社會歷史的研究。他認為:"如果不弄清楚每個階段應有的主要任務，從而混同起來，糾纏在一起，就會影響科學工作的進程。""越過考古學的認真的綜合研究，即進入氏族制度的社會歷史的探索，就有可能製造一些學術上的混亂。
考古貢獻
尹達是老一輩考古學家中，對中國考古學的早期發展，做過重要貢獻的學者。 1931~1937年，他活躍在田野考古第一線，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的安陽殷墟等項重要發掘。1954~1963年他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領導職務，對於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確發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數十年來，尹達特別是在中國史前考古學的奠定基礎方面，有其可貴的業績。一中國考古學開始走上科學軌道的年代，首要任務是正確判別主要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尹達正是這個時刻，在李濟和梁思永的領導下。
1931~1934年，他參加梁思永主持進行和自行負責的後岡遺址發掘工作。這項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掘，第一次從地層學上確定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對年代，使中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這裡無疑包含着尹達的辛勤勞動。後來，他在濬縣大齎店遺址的發掘和安陽同樂寨遺址的調查中，也曾發現龍山文化疊壓仰韶文化的地層關係，進一步證實中原地區兩種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這些在今天，早已成為中國考古學上的普通常識，當時卻是中國考古學界的頭等大事，是中國史前考古科學化的重要標誌。
1936年夏，尹達又在梁思永的領導下，與祁延霈一道，發掘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大大地豐富對龍山文化文化內涵的認識。當時，這裡曾發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隨葬品特別豐富。尹達參加革命前，已經將兩城鎮的發掘資料整理完畢，並且寫好了報告的主體部分。
50年代中期，他曾根據自己手頭的部分資料，準備繼續進行兩城鎮遺址的整理研究，由於其他工作較忙未能寫成專文。這項發掘的原始資料和報告初稿，現存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可望進一步整理後正式發表。尹達對殷墟發掘也有重要貢獻。他曾與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動梁思永，領導大家尋找殷代的王陵。於是確認侯家莊西北岡墓地，並於1934年春，對該墓地進行中國考古學史上少有的大規模發掘。
從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個季度，共計發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殘殺"人牲"的祭祀坑，為殷代社會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尹達早年的突出成就，還包括根據一些遺址的系統發掘資料，第一次詳細地論證安特生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問題上的錯誤。
上世紀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學者安特生來中國進行史前時期的考古工作，先後發現仰韶村等著名遺址，由於他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資料存在問題，所作錯誤論斷在學術界造成了混亂。尹達從親自參加後岡等遺址發掘所明確的仰韶、龍山兩種文化年代序列出發，通過分析當時了解較多的龍山文化和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兩類陶器特徵，較早地認識到"仰韶村遺址中實含有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遺存"，"安特生所謂仰韶文化實雜有龍山文化遺物，應加以分別，不得混為一談"。
1937年春，當安特生來史語所參觀訪問時，尹達曾當面向他提出質疑，但安特生固執己見，並不認輸。於是尹達在當年7月，撰寫《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詳細闡述自己的見解(因抗日戰爭爆發擱置，遲至1947年3月發表)。該文又提出，安特生由於未能辨認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遺存，主要根據陶器的着色與否推測時間早晚，既然河南的龍山式陶器晚於仰韶式，那麼所出陶器全是單色(某些特點和龍山文化遺存相似)的齊家坪遺址，"是否早於仰韶期，其問題正多，不能遽為定論"。這樣，尹達對安特生當時劃分並曾產生相當影響的甘肅遠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膽的質疑。後來，夏鼐於1945年，通過甘肅寧定縣陽窪灣齊家墓葬的發掘，找到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文化的層位關係;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以來甘肅地區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發掘過許多典型的遺址和墓地，使當地遠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為圓滿的解決。
尹達到達延安以後，於1939~1940年撰寫《中國原始社會》一書(1943年在延安出版)。該書的主要兩個部分，分別從考古學上和古代傳說上考察中國原始社會。這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中國原始社會研究的有益嘗試。該書第一編，第一次在細緻分析考古發掘所獲可信資料的基礎上，探討了中國古代氏族制度的發展進程。現在看來，儘管書中的某些論斷不甚妥貼，主要是對殷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了過低的估計，認為當時處於崩潰過程中的氏族社會，西周才是中國出現階級社會的開始。但尹達以其一腔革命熱情，在各方麵條件都很困難的情況下，摸索了考古學與歷史研究結合、服務於理論鬥爭的一條新路，有其不可埋沒的開創之功。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國考古學的全面發展時期。
尹達於1954~1963年擔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長和所長，先後十年之久。他與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發展方向，指導全面工作。當時，尹達的主要精力雖然用於歷史研究方面的組織工作，但對考古研究的動向仍時刻關注。他經常向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學真正成為歷史科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達剛剛回到考古戰線的時候，先後發表《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兩篇文章。他從分析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況、存在問題和進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問題上的錯誤兩個方面，闡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當前的迫切任務，以及原始社會研究在理論鬥爭中的重要意義。並提出"早日建立起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的標準"，判明"新石器時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統"等課題，較早地引導大家關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和文化譜系問題。
1958年和1959年，面對社會上"拔白旗，插紅旗"的情況，尹達在考古學界及時提出"立中有破，邊立邊破"這一反潮流的發展方針，以及"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體系"的奮鬥目標，號召"在全國範圍內，把中國各個階段的各種文化遺存搞出一個科學的完整的系統"。同時，他又從領導的角度，明確表示對類型學方法的態度，批評一提"瓦罐排隊"就全然否定的傾向。這樣，便使全國的考古工作避免和減少錯誤思想的干擾，更加健康的發展。編寫《中國史稿》原始社會部分的時候，尹達為了進一步探討中國原始社會的問題，於1962~1963年初，以《新中國的考古收穫》一書所作綜合為基礎，逐一分析重要的具體資料，寫了五萬餘言的長篇論文《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顧中國史前考古學發展的歷史，重溫尹達的業績，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