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王益柔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宋史·王益柔傳出自《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錄於《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於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脫脫和阿魯圖先後主持修撰。《宋史》卷帙浩繁，共兩千多人的列傳，比《舊唐書》列傳多出一倍，《周三臣傳》將韓通、李筠、李重進同列，橫跨五代至宋初，彌補過去新舊五代史之不足。[1]
原文
王益柔字勝之。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餉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慶曆更用執致，異意者指為朋黨，仁宗下詔戒教，益柔上書論辯，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自涇原貶慶州。益柔訟之曰：「永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滬裨將，洙為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為過；顧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朝廷，來見其有罪也。」不聽。預蘇舜欽奏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慾遂傾正黨，參政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
韓琦為帝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出為兩漸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鳳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為三等。」不行。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即引見，眾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語兼直學士院。董氈遇明堂恩，中書熟扶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為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益柔少力學，通群書，為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取士，益柔去不為。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試以策論，特聽之。 ——（節選自《宋史·王益柔傳》）
譯文
王益柔，字勝之。為人剛直尚氣節，喜談論天下大事。因蔭庇入仕，官至殿中丞。元昊叛亂時，上奏邊防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時，益柔寫信給他們說：「河外兵餉無法籌措，非要換帥臣、轉運使不可。」並推薦可勝任的人。杜衍、丁度完成使命回來後，慶曆時執政者換人，反對派指認他是舊派的朋黨，宋仁宗因此下詔警告。益柔上書辯論，言辭仍然切直。尹洙和劉滬在是否在水洛築城上發生爭執，被從涇原貶到慶州。王益柔為他辯護說「：水洛只不過一小屏障，不足以拒敵。劉滬只是個小裨將，而尹洙是將軍，他以天子的命令呼劉滬而不來，就是殺了劉滬也不算過分；但尹洙卻不敢專權而聽命於朝廷，這是他不濫用將軍之職而尊重朝廷，沒見他有什麼罪。」
朝廷沒有聽取他的意見。參加蘇舜欽在進奏院舉行的宴會，醉酒後作《傲歌》。當時眾人正想推翻正黨，由參政賈昌朝暗中主謀，而張方平、宋祁、王拱辰則不遺餘力地大肆抨擊，甚至列舉王益柔罪狀，說他罪該殺頭。韓琦對皇帝說：「王益柔的狂語何足深深計較。方平等人都是陛下心腹近臣，今西方邊陲用兵，國家大事何等險阻，他們都不為陛下討論，卻一同來列狀攻擊一個王益柔，其心意如何由此可見。」皇帝覺悟，只將王益柔降黜做復州酒監。出任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書說：「今國家考察區別官吏能幹與否，都必定要看他是否有明顯的功績政狀，而看政狀是否顯著又勢必依據他革舊更新和興起的有大效益的措施。其實小政小善，積累不停，然後才能成其為大善。如果只取其大政而忽略小政，將導致競利貪功，恐怕不做實事者日多，而虛名無實的風氣日起。希望參照唐時的四善制，並依據官吏的實際事跡，列為三個等級。」此建議沒有實行。
舊制規定，選人應是改任京官，且滿十個人才向皇上引見。因此士子多困滯不能晉升，且遇到推舉官出了事，便一概不重用。王益柔請求，有二人以上便向上引見，輿論一致稱讚此舉。值班舍人院、掌管制誥兼直學士院。董氈遇明堂恩典，中書省擬狀準備給他加封光祿大夫，而董的舊階已是特進，王益柔將此告訴皇帝。皇帝對中書省說：「不是翰林提醒，怎麼不會被羌夷譏笑呢？」宰相恨王益柔沒事先向他申明，便以其他事將他兼值的職位罷免。王益柔少時努力好學，博通群書，一日能寫數千言的文章。尹洙見到他後說：「語言淳厚而又嚴厲，氣質威壯而又長厚，不可估量呀。」當時正實行以考試詩賦擇取士子。王益柔卻不為此事。范仲淹推薦他考試館職，因他不善於詞賦，乞請改以策論來考試，朝廷特別允許。[2]
作者簡介
蔑里乞・脫脫
脫脫（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亦作脫脫帖木兒，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兒乞人。至正三年（1343年），脫脫主編《遼史》、《宋史》、《金史》，任都總裁官。[3]
阿爾拉·阿魯圖
（生卒年待考），蒙古族，蒙古阿兒剌部人。元朝末期重臣，繼脫脫之後，主持了纂修遼、金、宋三史，頒《至正條格》等工作，特別是三史中的《宋史》部分，是由阿爾拉·阿魯圖主持的。阿爾拉·阿魯圖主持《宋史》的修撰，在時間上是相當倉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問題和缺陷，儘管如此，《宋史》仍為極其重要的史書，為二十四史之一，仍然發揮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這一方面，阿爾拉·阿魯圖功不可沒。[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