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到底是「姓」還是「氏」?(趙慕宇)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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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到底是「姓」還是「氏」?》是中國當代作家趙慕宇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姓氏到底是「姓」還是「氏」?
時至今日，中國人對同一姓氏，依然會親切地稱呼「本家」，這一現象與源遠流長的姓氏文化相關。然而，姓與氏在先秦時代，絕不是等同或連用的概念。歷史上積累而成的姓氏有三萬餘個，可真正的古姓只有四十個，我們所熟知的「趙錢孫李」最早皆是「氏」而非「姓」。那麼，姓與氏到底有何區別呢？
虞萬里先生在《中國古代姓氏與避諱起源》一書中，對姓氏進行了深入研究，具有頗多建設性的觀點。
首先，「氏」在甲骨文、金文中是常用字，多與官、人、國、族混用，後可指代部族或首領。征之先秦文獻，便會發現古人常作「氏姓」而非今天習慣的「姓氏」，「氏」的出現更早，即先有「氏」後有「姓」。
其次，商代普遍稱「氏」，「姓」源於周初王室為鞏固統治而發起的「冊命同姓」行為。面對周初的管蔡之亂，周公決定採用分封同姓姻親的制度，建立政治軍事實體，維護各地統治。冊封同姓，意在彰顯兄弟之情，使國家穩固，不互相加以攻伐。換言之，「姓」的出現和賦予，是一種政治策略，鮮明地體現着統治者身份的合法性。
再次，「姓」還來自於對上古帝王后裔的「賜姓」。商周鼎革之際，夏商的著名氏族淪為庶民，周人為昭明自身統治的譜系，也分封異姓。通過賜異姓某個專屬姓號的儀式，表明周人統治的浩蕩恩德。當然，同姓、異姓之間，有顯著的親疏薄厚之別，並體現在周代的禮儀與制度上。總之，無論是再命襲封，還是新命初封，都與周初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那麼，變氏為姓的策略產生作用了嗎？以周初看，確實起到了維繫之功，只是隨着星河斗轉而日漸鬆弛。「冊命同姓」之例，比如《左傳》中巫史曾對晉侯說：「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異姓、賜姓之例，當屬「同姓不婚」，從人類學視角看，同姓不婚的習俗，在世界各地各族中多有體現，但周代倡導「外婚聯姻」更具政治考量——通過不斷的外婚而擴大姬氏血統，造成普天之下，「非我兄弟，即我子孫」的局面。
春秋時期，王室與大國嫁娶，多集中在武王、周公先後封賜的異姓，尤其是姜姓，充分證明當時眾人恪守同姓不婚的規律，也體現出政治聯姻的意味。
在上述情形下，「氏」的性質也自然發生改變。上古的小型氏族，基於血緣組成，而隨着社會變動，包括軍事吞併、經濟交流、相互結盟，氏族的血緣不再純粹，而變成了一種共同記憶。早期氏族之「氏」，多是因山因水而取名，在其後的歷史中，恐怕只有強勢或輝煌的氏族之名，才願意被後代保留和銘記，「氏族」成為了一種集體認同。
不難發現，春秋戰國時期，很多王公貴族，都有氏姓的雙重記載，比如呂氏姜姓的姜子牙，慣例稱呼其姓；屈氏羋姓的屈原，後人習慣取其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迄至戰國，氏姓之分已模糊不清。
除了氏姓，虞萬里還分析了有關於名字的避諱現象。所謂「避諱」，便是有意規避某人的名字，而以其他字代替。這種現象有兩個起源，一是先民出於對鬼魂的敬畏和對巫術的恐懼，二是周代冠禮文化形成的「字以敬名、諡以尊名」。
孔子曾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名分之重要，體現在等級社會中的稱謂，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名字。就西周而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上對下、下對上的自稱與他稱，都有固定的說法，不可僭越。實際上，遵循直呼其名的「避諱」，彰顯着被稱呼者的政治地位。所以，皇權時期對皇帝之名避諱，自然是沿襲而來，順理成章。
古人有名也有字，源自男子20歲、女子15歲標誌成年的冠笄之禮，人已成年，他人為表尊敬而稱其字。超過50歲，則可以不稱字，單稱排行或排行連「甫」來稱呼，古代排行以伯仲叔季而論，比如孔子的「仲尼」，便可視作這種規則的例子。
如果我們要問：歷史上什么姓氏或名字最尊貴呢？其實，並沒有確切的答案。因為通過以上研究不難發現，所謂尊貴的氏姓名字，都只是一時一世的地位所決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