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入黑暗之路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墜入黑暗之路：揭露中國之實》（Ways That Are Dar: The Truth About China）是由Ralph Townsend|拉爾夫·湯森撰寫於1933年的一部紀實文學作品。該書是作者對當代中國現狀之觀察的總結，並被視為一部反華論戰作品。
《墜入黑暗之路》創作之時，中國正值戰火紛飛、兵荒馬亂的時期。這本書對於中國的社會和文化都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湯森聲稱，中國的矛盾植根於中華民族的根本缺陷。這本書的確在美國一度暢銷，但讀者們對此書的評價卻呈兩極分化。雖然得到了一些期刊的褒揚，但卻遭到了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強烈抨擊，其中歐文·拉蒂莫爾貶之為「對整個種族的控告」。而中國政府也對該書實行了全面禁止。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本書逐漸被世人遺忘，直到1997年被奉行白人至上主義的出版商巴恩斯評論（Barnes Review）重新印刷，才重入人們的視野。2004年，其日語譯本在日本出版，隨後在日本重獲一些人氣。
接受情況
《墜入黑暗之路》名列於美國暢銷書排行榜，《羅伯森新聞報》（The Robesonian）稱之「同時受到了美國主流新聞社的大肆讚揚和嚴酷批判」。這本書被宣傳為「中國版的《印度母親》（Mother India）」，湯森之於中國就像凱瑟琳·梅奧（Katherine Mayo）之於印度。《外交》雜誌稱之為「一段聳人聽聞的對中國人的非正統、不加掩飾的刻畫」。
褒揚
為《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撰稿的弗朗西斯·布朗（Francis Brown），讚賞了該書對於中國情況進行的全面而誠懇的討論。布朗認為，儘管這本書對中國持有極為消極的態度，但「正是這種不友好的態度使之大受歡迎，而書中的一些結論也可以為美國的遠東政策提供一些參考」。《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威利斯·約翰·阿巴特（Willis J. Abbot）極力讚揚了湯森對於中國社會生活和習俗進行的研究，並稱「任何一個在中國生活過幾周的有能力的觀察員都會證實這本書中的觀點」。
批判
相反，美國《國民》雜誌（The Nation）的劉易斯·S·甘內特（Lewis S. Gannett）批判湯森其實是「為日本討回公道」，而把全體中國人民刻畫成「與日本人和西方人大不同」的消極形象。《中國周刊》（The China Weekly Review）發表了一篇類似的批判文章，「一個中國人也可以通過強調卡彭和迪林傑、自私者、綁架者和敲詐勒索者的一系列活動，很輕易地寫出類似的批判美國的書，證實美國是白人種族中墮落的一支，以獲得自我滿足」。《共和黨人》（The Republican）對這本書的評價則為「在湯森的觀察陳述中可以看出他內心的偏見，從而使他的文字絲毫沒有說服力。我們必須參考其他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來了解發生在中國的真相。」
著名漢學家歐文·拉蒂莫爾（Owen Lattimore）也對這本書提出了批判。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其中幾頁，他譴責《墜入黑暗之路》是對「整個種族的控告」，缺乏真正的洞察力，涵蓋事實錯誤，依賴於二手資訊。他稱這本書「只會讓那些已經被說服的人信服」。 同樣地，納撒尼爾·佩弗控訴這本書是「對所有流傳在外的陳詞濫調的重新編排，其中包含真假參半、不準確、偏狹、無知、甚至是愚蠢的言辭……（湯森）沒能做到準確地觀察最簡單的事實」。約翰·奧特韋·珀西·布蘭德雖然稱湯森的言論「整體不能讓人信服」，但關於鴉片的章節卻「很有啟發性」。
這本書的批判者中還有傳教士，湯森曾在書中批判過他們。他們在各種期刊中發表對此書的負面評論，其中包括《中國紀事報》（The Chinese Recorder）, 該報指責湯森「收集了很多故事，並以狡猾、憤世嫉俗和異常扭曲的方式把它們組合在一起」。其他的負面評價還出現在《傳教士世界評論》（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中國基督教年鑑》（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以及《國內外傳教士傳令》（The Missionary Herald at Home and Abroad）中。
在這之後，《墜入黑暗之路》持續以其仇視中國的觀點而聞名。1985年歷史學家弗蘭克·明茨（Frank P. Mintz）稱之為「反華文學中的經典之作。2000年，學者陳勇將湯森對中華民族的態度視為「十九世紀作家所宣揚的反華偏見」的衍生。2004年，作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稱之為「惡毒的反華書」，惡毒地「將所謂骯髒、狡猾的中華民族與所謂值得信任、勤勞刻苦的日本人進行對比」。
儘管這本書最初被稱為「中國的旋轉木馬」，但最終出版時所用的書名卻是引用了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的詩《異教徒的中國》（The Heathen Chinee）。
政治反映
日本陸軍和海軍強烈贊成這本書中的觀點，陸軍省甚至於1934年初購買了幾千本免費發放給外國記者和官員。相反，中國國民黨政府自1935年其就全面禁止此書在中國各地的發行。即便如此，記者喬治·穆拉德（George Moorad）的報道表示，1946年中國共產黨人向美中海軍陸戰隊發放了這本被違禁的書，從而希望他們對中國的情況不再抱有幻想。
日語翻譯再起波瀾
《墜入黑暗之路》到1937年時已經是第五次印刷了，但在1942年，湯森由於在1937到1940年間沒有註冊為國外代理人而接受了日本貿易和信息委員會的資金被監禁。自此之後，這本書停止印刷，直到1997年奉行白人至上主義的雜誌《巴恩斯評論》（Barnes Review）發布了一個新版本，這本書才得以重新印刷。
發布於巴恩斯評論的版本後來於2004年被翻譯家田中秀夫和坂田健二翻譯成日語，隨即在日本大受歡迎，在2007年作為大眾市場平裝本重新發行之前，此譯本已經連續售光了10次重印版。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指出，日語版的《墜入黑暗之路》，被命名為「關於中國的黑暗真相」。
《墜入黑暗之路》的日語譯本翻譯家之一田中在《Shokun!》雜誌中讚賞了湯森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再現了「他親眼目睹的中國人的真實本性」。另一位翻譯家坂田則同樣地在一篇為藤岡信行無偏見歷史委員會所撰寫的文章中稱讚了這本書。他稱此書是「了解中國真實情況的必要讀物」，並認為湯森的思想為現今的中日關係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同時，這本書也得到了《讀賣新聞》的積極評價。
進一步閱讀
背景
《墜入黑暗之路》是作者根據其在中國一年多的生活經歷撰寫而成。在1930年12月16日加入美國外交部之前，湯森曾在紐約做過記者和老師。1931年12月10日至1932年1月9日，湯森在上海擔任副領事，之後又在福州擔任副領事，直到1933年3月1日。而這本書發表於1933年11月10日，由喬治·帕爾默·普特南森（G. P. Putnam’s Sons）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的簡介中，湯森把這本書描述為「不雅，但真實的客觀再現」，並視之為對那些為中國打造「悲傷」形象與傳遞「謬誤」的作者們的一種制衡，因為這些作者「愚蠢地企圖為黑暗事實營造光明的希望」。湯森還指出，儘管中國人的美德會為自己正名，「當我們去評價一個交往的陌生人時，了解他的缺點至關重要。」
該書前兩章描述了湯森在中國親眼目睹的惡劣環境。上海被描繪成一個骯髒、嘈雜、暴行橫生、窮困潦倒、疾病蔓延的城市，但相比其他城市仍相對富裕。內陸地區由於缺乏基礎設施建設而難以深入，進去也大多不安全，而且經常遭受饑荒、飢餓的折磨。
湯森在這本書的第一章中就斷言，中國目前經受的苦難根源於中國人民骨子裡的基本道德缺陷，而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他詳細解釋了他所認為的這些缺陷。他指出，「與我們不同的是，不誠實是中國人心理中最為顯著的心理特徵」。他列舉了很多例子，說他曾被中國的僱主、工人、店員和政府官方所欺騙，並指出很多領事都因為這種殘酷無情的「無理由的謊言」而被趕出了服務行業，「用一個謊言來圓另一個謊言是他們的慣用伎倆」。而中國人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對同伴所經受的痛苦視而不見、漠不關心」。通過列舉大量的個人經歷和聽說來的軼事，湯森認為中國人也許是世界上唯一完全無法理解同情和感激的人，因為中國人對他人不持同情心，他們對同類展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殘忍和虐待，並把無私奉獻的外國人視為可以被無情索取的目標。湯森認為其他中國人的典型特徵是懦弱、貪財、缺乏個人衛生意識、沒有批判思維能力、缺少對他人的真誠，卻對虛假空洞的封建儀式一味痴信。他還指出，這些民族道德特徵不管是在中國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中，還是在貧困群眾中，都一樣顯著。通過分析歷史文獻，他認為這些缺陷並不是中國混亂的現狀才導致的，而是早已植根於中華民族骨子裡的。湯森認為，中國人「既不能使其他人與他們愉快的相處，也不能和自己人愉快的相處」。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湯森討論了由美國資助、在中國成立的慈善組織，尤其是傳教組織。他指出，雖然美國對中國的慈善事業至少捐贈了1.6億美元，但是中國的這些慈善機構，甚至於教區的醫院和學校，都普遍遭到了中國人的掠奪，而這些人，卻也是慈善結構致力於去幫助的對象。他們還受到了中國人發起的猖獗的搶劫、縱火和兇殘的暴力行為，然而中國政府卻拒絕起訴這些暴民。這些暴力行為大多是由國民黨的反帝派煽動的，而國民黨被稱為「比最墮落時期的美國三K黨還要糟糕」的黨派。通過這一系列美國對中國進行援助卻受到暴力行為的事實，湯森認為美國實際上在為反對自己的人給予資助。湯森還發現，儘管傳教士們一直在真誠、努力地感化中國人，但他們卻沒意識到自己改造中國的最終目標其實只是一種錯覺。他們故意忽視大量的證據，而這些證據表明，任何程度的關懷和教育都不能根除中國文化的內在病態。因此，湯森呼籲美國停止對中國進行的一切傳教和慈善工作。
第七章中，湯森詳盡描述了當時在中國進行的殘酷的內戰。這種黨派間爭權奪利的行為，使湯森認為，除了搶奪的欲望，這些黨派中上至領導人、下至黨員，沒有任何人心懷忠誠與更高的目標。他認為每個中國人都很自私，「在中國很難找到一個好人……」，而這種混亂局面可能永遠也不會終止。湯森進而在第八章中解釋道，大部分的暴力行為都是由鴉片引起的，大約八個中國人中就會有一個對鴉片上癮。當地的行政官員以及軍閥經常會通過壓迫農民種植鴉片來支持軍隊的費用，以至於很多地區的鴉片種植比食物還要多，而國民黨官方卻不斷地對國際社會謊稱他們一直致力於鎮壓鴉片交易。與國民黨和其他軍閥的暴力掠奪相比，湯森在這本書的第九章中褒揚了日本人在中國的積極影響。他認為日本人與中國人截然相反，他們是一個忠誠、勇敢、可靠、誠實、清廉的民族。湯森對1932年發生於上海的一二八事變提供了第一手陳述，他聲稱此次事變很可能是由中國的挑釁引起的，以此類推，日本侵略滿洲[1] 也是針對張學良「暗中發起的抗日運動」所做的正當決定。他甚至認為這是「生活在滿洲的三千萬左右中國人的福氣」，因為「滿洲實現了和平和安定」。對此，湯森總結道，他作為知情人之一，非常感謝日本對於野蠻的中國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