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村上春樹）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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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村上紀實重磅推出
村上春樹轉型力作
追蹤地鐵沙林事件事實真相
深刻反思「責任迴避型」封閉的日本社會
1995年3月20日，日本發生震驚世界的地鐵沙林事件，事件發生後，村上春樹親自花了一年時間，面見親歷事件人士，進行錄音採訪，加以必要的文字加工，集結整理成這部《地下》 。這是村上春樹追蹤地鐵沙林事件的紀實文學作品，描寫逼真，也是村上春樹首部非虛構類作品，意義重大。
《地下》是村上春樹轉型之作，第一部長篇紀實文學作品，是對日本這一「責任迴避型封閉性社會」的深刻反思。
《1Q84》是《地下》的遺址。始自《地下》並不斷發展的物語理念在《1Q84》中努力付諸實踐，但並未充分實現。也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地下》比《1Q84》更成功。
讀罷膽戰心驚……村上春樹編織的這個真實故事，令人信服地講述了正常人遭遇反常現實的狀況。
——《星期日論壇報》
強大的觀察力……生動地記錄下了暴力與恐怖。
——《柯科斯評論》
作者簡介
村上春樹（MURAKAMI HARUKI）1949（昭和24）年生於京都。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1979年以《且聽風吟》（群像新人文學獎）登上文壇。主要長篇小說有《尋羊冒險記》（野間文藝新人獎）、《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谷崎潤一郎獎）、《挪威的森林》、《國境以南、太陽以西》、《奇鳥行狀錄》（讀賣文學獎）、《海邊的卡夫卡》、《天黑以後》、《1Q84》（每日出版文化獎）等。另有《神的孩子全跳舞》、《東京奇譚集》等短篇小說集、隨筆集、遊記、翻譯作品等諸多著作。在海外也獲得多項文學獎項，2006（平成18）年憑《海邊的卡夫卡》獲（捷克）弗蘭茨•卡夫卡獎、憑《盲柳睡女》(Blind Willow,Sleeping Woman)獲（愛爾蘭）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2009年（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學獎、2011年加泰羅尼亞國際獎、2016年安徒生文學獎。
原文摘錄
村上將奧姆真理教的封閉世界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世界加以比較，認為二者的共通之處在於：如果你有疑問，總會有人提供答案，只要你繼續相信，就會一直很幸福。但在開放式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有很多困惑和缺憾。「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談不上幸福，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壓力。但至少情況是開放式的。你有選擇權，你可以決定你生活的方式… 在採訪時筆者首先提出的問題，是各個受採訪者的個人背景。在什麽地方出生，如何長大，有什麽興趣，從事什麽樣的工作，和什麼樣的家庭成員一起生活——這些事情。尤其對工作問得相當詳細。 像這樣採訪撥出許多時間和部分在被採訪者的個人背景上，是想讓每一位「被害者」的容貌細部都盡可能更明確真實地浮現出來。因為我不想讓每個活生生在那裡的肉身的人，只成為「沒有臉的許多被害者中的一個（one of them）」而敷衍了事。或許因為身為職業作家也有關係，我對「綜合性的、概念性的」資訊這東西不太感興趣。而只對每一個人具體的——不可能（難以）交換的——存在方式感到興趣。因此當我面對被採訪者時，在有限的兩小時左右之間，便集中精神試著努力更深入具體地去了解「這個人是什麽樣的人」，並希望依照原樣傳達給讀者，努力以這個基準化為文章。雖然實際上有很多是因為被採訪者的特殊內情而無法化為活字的。 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態度採訪，是因為「加害者=奧姆關係者」每一個人的相貌和人物介紹（profile）都經由大眾傳播媒體的採訪而連細部都明確顯示出來，以一種魅惑性的資訊或故事向世間廣泛地傳播了；而相對地另一方面對處理「被害者=一般市民」的人物介紹（profile），卻像是一個模子定型了似的。其中所有的情況幾乎都只是在扮演被賦予的角色（「路人A」），極少提供人們會想要側耳傾聽的故事。而且那些少數的故事，也只是以被定型化的文脈述說。 或許那是因為一般大眾傳播媒體的文脈，是想將那些被害者以「受傷害的無辜一般市民」的形象確實地固定下來吧。如果更進一步說的話，那就是那些被害者沒有真實的臉，文脈比較容易展開。而且由於「（沒有臉的）健全市民」對「有臉的惡黨們」這種古典對比，畫面就容易畫得多了。 可能的話，我想盡可能打破這樣的固定公式。因為照理說那天早晨，搭地下鐵的每一位乘客，應該都各有臉、有生活、有人生、有家人、有歡喜、有煩惱、有戲...
書評
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製造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之後9個月，村上春樹開始了這個為期一年的項目：儘可能地採訪這一事件的親歷者，將他們的講述寫下來集結成冊，名為《地下》。
2008年有一部電影叫《二十四城記》，副題是「中國工人訪談錄」，講述了國企轉制中的個人歷史與遭遇。看過這部作品的人可能還記得，呂麗萍等職業演員的表演是多麼蒼白而拙劣，而與之相比，那些來自真正下崗工人的敘述和影像又具有着多麼大的力量。《地下》是一部更有分量的作品，比《二十四城記》的真實部分還沉，村上春樹的62個採訪對象，訴說的不是歷史，而是一個令人類驚慌失措、讓社會意義產生重大疑問的瞬間。
村上春樹在採訪之初，就立志避免像媒體報道一樣只傳達「事實的假面」，而是力圖能原封不動地採用原裝話語。我們相信村上，因為他誠實，並且對人類潛意識中習慣的漠視與傷害懷有警惕，所以書中不只是成為植物人但仍積極康復的明石志津子、已故的和田榮二的家人等重度受害者的故事痛徹心扉，其他人即便平常的回憶，在纖毫畢現的過往背景和被毒氣事件改變之後的人生軌跡對照中，也不動聲色地擁有了巨大的密度。村上春樹說：「我為每一個人的人生、為每一句出口的話語所折服，實在無可抗阻。人這東西、人生這東西，凝眸細看之下，原來竟各有各的深奧，我不能不為之心悅誠服，甚至對其深度感慨萬端。」誠哉斯言。
很多人會低估作為小說家的村上春樹寫作這部紀實類作品的意義，也許會認為它太具象、太依仗時代背景、是一起突發的意外事件、無關人類困境之宏旨。但實際上《地下》至少在哲學、生活、文學三個層面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地下》比虛構類作品更直接地體現了村上春樹的世界觀，用他自己的話叫「共有一種對照雙面鏡式的影像」。記得《挪威的森林》中那句著名的話吧：「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1987年尚顯混沌的村上哲學，偶然間藉助這樣一句話冒出了頭。而到了《地下》時期，他更多進行了直接思辨，對同時存在於「異質世界」與「同質世界」的暴力，對體制對人的異化與重構，對自身與他者、體制和人性關係的思索都前所未有地清晰。而他後來慣為使用的雙線寫作，也是這一世界觀的微觀表現。
在生活方面，《地下》提示每一位讀者對於這樣的都市災難、作為「現代病腫瘤」的恐怖犯罪應有預判意識。體制對人的改變令人驚訝，在遭遇極不尋常的狀況時，書中真實地記錄到有不計其數的被採訪者說自己當時「滿腦子只是一定要去上班」「非要去買牛奶不可」「今天要是遲到公司怕是要垮掉」，從而耽誤了寶貴的逃跑時間。被採訪的初島誠人對此做了一些思索：「我這才體會到，人這東西，如果沒有足夠的預見性依據，僅憑瞬間的判斷無論如何是不行的」。即便只作為防災經驗手冊，你也能從前車之鑑中學到很多東西。
至於文學，村上春樹寫作此書的主要願望是用文字形式還原每一個人的口述，而他本人完全創作的對每個採訪人的簡介，那短短800字的白描仍極見功力。若想做小說家，去觀察和接觸別人，去練習僅僅依靠自己的靈魂、而非讀者的需求或利益的驅使而描寫，這會是一條辛苦但具有本質性幫助的路。但也誠如村上春樹的自省：「我不得不再次認真地深入思考自己的語言這個東西的價值」。是的，當真的拋棄臆想、直面人生時，不知你還會不會覺得文字對這個世界是有作用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