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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金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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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龍山黑陶文化的發現者 | |
| 出生 |
1901年 中國山東省安丘市萬戈莊 |
| 逝世 | 1948年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學者 |
吳金鼎(1901-1948) 字禹銘。山東省安丘縣萬戈莊人。幼年家貧，由外祖母供應上學，先後就讀於安丘德育中學、濰縣廣文中學(今濰坊二中)和齊魯大學。[1]
1926年考入清華學校 (清華大學前身)國學研究院攻讀人類學專業。1930年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任職。其間，參加了河南安陽殷墟、山東章丘城子崖、安陽後崗等著名遺址的發掘。1933年赴英國留學，1937年獲博士學位。
回國後，先後在雲南、四川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任齊魯大學訓導長、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主任和圖書館主任等職。[2]
簡介
吳金鼎著名考古學家，安丘縣宋官疃鄉萬戈莊人。早年畢業於齊魯大學，繼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攻讀人類學專業，愛上考古工作。後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任職，攻讀考古學。其間，參加了河南安陽殷墟、山東章丘城子崖、安陽後崗等著名歷史遺址的發掘。
1933年赴英國留學，1937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雲南、四川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任齊魯大學訓導長、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主任和圖書館主任等職。
1928年3月至1929年10月，他對山東章丘縣龍山鎮2.5公里處的城子崖文化遺址發生了興趣，曾6次前往考察，經發掘、研究，命名為"龍山文化"。這一發掘與命名，在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
1930年至1931年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他與李濟、董作賓、梁思永、郭寶鈞等人撰寫並發表了田野考古報告集《城子崖》，揭開了中國遠古文化根源之謎。
以大量的資料證明中國遠古文化源於本土，有力地粉碎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謬論，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並得到了公認，為確立史書無載的中國史前文化的面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一座豐碑。
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時，他博覽群書，刻苦鑽研，以英文出版了《中國史前的陶器》一書。此書成為當時關於中國史前陶器的最為詳盡的著作，是世界各國學者研究中國考古學的必讀書目。他獲博士學位後，於1937年回國。
時值日本侵略軍大舉入侵，中國考古學面臨極為艱難的局面。他先在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後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
1938年至1940年，他與曾昭燏、王介忱(吳的夫人)到雲南大理附近的蒼洱考察發掘，發現遺址32處，並主持挖掘了數處，撰寫了《雲南蒼洱境考古》一書，奠定了西南地區史前考古學的基礎。
1941至1943年，他在科研經費極為拮据的情況下，堅持對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進行了清理髮掘，對於漢代和五代十國時期的藝術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他在齊魯大學任職期間，仍不忘田野考古，親自講授《田野考古學》，並編寫了考古學講義。正當他不遺餘力地培養考古人才的時候，1948年9月18日，癌症奪去了他的生命。《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有他的事跡介紹，稱他是最有成就的現代考古學家之一。
生平經歷
吳金鼎一生簡介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生。字禹銘，山東安邱人。早年畢業於山東齊魯大學文理學院歷史政治系。
1926年--考進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成為第2屆36名學生之一，師從任職講師的李濟博士。專題研究題目為《中國人種考》。
1927年--完成國學研究院的課程，但未取得畢業證書。同年，返回母校齊魯大學任助教，並開始在山東進行考古的實地考查工作。
1928年--3月 24日及4月 4日兩次前往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作調查，先後發現五銖石范及新石器時代遺址及遺物。
1929年--7月 31日王8月1日、8月 12日至16 日、9月28日及10月9日曾先後 4次再次前往調查龍山鎮城子崖的"龍山文化"遺存。同年，獲聘任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吏語言研究所(史語所)助理員(1929一33)，考古組主任為其師李濟博士。
1930年--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1本上發表《平陵訪古記》一文，記錄了1928-29年間，他6次踏查龍山遺址的經過和重要的考古發現。
同時也在《國聞周報》第7卷33期中發表了《斯坦因敦煌盜經事略》一文，對斯坦因(Aurel Stein)於1906-08年間第2次來華將甘肅敦煌石室藏經篡取而去一事，文中向國人揭示了斯坦因所宣稱為着考古和地理等目的而來，只是一種虛偽和自欺欺人的說法。
1930年秋，史語所派他前往山東東部距龍山60里的臨淄進行考古調查，發現一些石器和黑陶碎片，與龍山出土的同屬相同類型，並論證黑陶的發現並不僅限於龍山一處。
1930年10月18日與李濟視察龍山遺址，從此後"黑陶文化"被學術界廣為重視。
1930年1l月 7日至12月7日間，與李濟、董作賓、郭寶鈞、李光宇和王湘等人展開了龍山鎮城子崖的第1次發掘工作，出土大批黑陶及占卜用的獸骨。
1931年1月，在《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第2卷7期發表了《龍山城子崖實物整理報告書》。2月2日至5月12日間，與李濟、董作賓、梁思永、郭寶鈞、劉嶼霞、李光字、王湘、周學英等參加了河南安陽殷墟的第4次發掘。
獲字甲751版，字骨31版，共782版，獸骨刻辭1件，器物共二百餘箱，在小屯村北亦發現殷人居住穴洞。後岡亦發現甲骨文正版，足見般墟範圍不限於小屯村。其中四盤磨及後岡兩處工作地點，他都是主要的發掘者。
1931年印行了《山東人體質之研究》一書，列為史語所專刊甲種之七。
1932年--4月1日至5月31日問，與李濟、董作賓、劉嶼霞、王湘、周英學、李光宇等再赴安陽進行第6次發掘，獲得字骨1版，發現可分三期的建築遺蹟、充整的殷代飲紅爐灶、房屋的基礎，及陶、骨、石、蚌等器物百餘箱。
其中候家莊高井台子、四面碑、王裕口及霍家小莊等多處工作地點，他都是主要的發掘者。
分別在河南濬縣大喬店和辛村發掘，前者出土大批銅器。後者也出土了黑陶。
1932年冬，他再於津浦鐵路臨城車站附近發現一處包含黑陶和石器的遺址。
1933年--7月，獲山東政府的獎學金，入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從葉慈教授(Prdessor W.Perceval Yetts)修讀博士學位。同年在李濟主編的《安陽發掘報告》第4期上發表懶記小屯逸西之三處小發掘》一文(按:作於1932年6月)。
1933年冬，跟從英國的埃及考古學泰斗彼特里教授(Professor F.W.Petrie)在巴勒斯坦做發掘工作。
1934年一與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劉嶼霞合著的《城子崖》出版，是我國早年關於"龍山文化"的一部重要發掘和研究報告，列為史語所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
在倫敦中央高等工業學校實習原始製作陶器的方法。
1935年--獲大學的中國委員會(ChinaCommittee)獎助金，於夏季期間返回中國考察最新出土的陶器，持別是史前的陶器，數量達數萬片。10月在英國倫敦完成《高井台子三種陶業概論》一文。
1936年--在史語所專刊之十三《田野考古學報告》第1冊上發表《高井台子三種陶業概論》一文。文中說明高井台子遺址內包含類似積累的三疊層文化層，上層為灰陶、中層為黑陶，下層則為彩陶。
1937牟--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1938年--博士論("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中國史前的陶器》獲倫敦大學出版基金，Sir Percival David，Bt.及Mr·George Eumorfopoulos資助，在倫敦出版成書，亦成為早年外國人研究中國史前陶器必備的參考書。
離英返國，因適值抗日戰爭關係，史語所巳遷長沙;後史語所輾轉間遷往昆明，期間協助李濟對安陽殷墟出土陶器的全部典型標本進行了審查。
獲任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委員。
1938年11月15日至1940年6月，在雲南大理境內做考古工作，史語所與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及中國營造學社合組"蒼洱古蹟考察團"，任團長，負責調查蒼山洱海一帶的史前遺蹟調查，期間發現了32處遺址，並主持發掘了馬龍、清碧、佛頂甲、佛頂乙、中和、龍泉、白雲等多處遺址，為西南考古奠定下基礎。
1941年--任史語所副研究員。
史語所與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及中國營造學杜合組"川康古蹟考察團"，任團長。是年春至1942牟12月9日，兩年間曾先後發掘寂照庵、石龍溝、丁家坡、豆芽坊溝、李家溝、王家淪、寨子山、陳家土扁等處，乒發掘崖墓77座、磚室墓2座，闡明四川特有的一神墓葬制度。
其間一起共事者有夏柔、曾昭燏、高去尋、陳明達、王介忱等。
1942年--任史語所技正(1942--44)。
與曾昭燏、王介忱合著的《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由四川南溪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出版。
1942年3月7日彭山崖墓發掘工作結束後，與趙青芳二人一起對牧馬山的漢墓進行發掘。共發掘大墓7座，其中磚室墓2座、土坑墓 5座。
1943年--史語所與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四川博物館及中國營造學社(按:已經成為博物院之一部)合組"琴台整理工作團"，任團長。
主持成都撫琴台前蜀高祖王建墓"永陵"的第二階段發掘，自3月1日至9月 21日間，負責前室和中室的發掘工作，成績輝煌，對於唐末五代的藝術史，有極重要的貢獻。
1945年--抗戰末年，激於愛國的熱誠，曾一度從戎，加入軍事委員會，任四川新津美國空軍第2招待所主任。
1946年--3月，在重慶參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國各大學復員會議，並應其母校齊魯大學的邀請，返回濟南，主持學校復員之事。在校內曾先後兼任校長室西文秘書、訓導長、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主任、歷史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等職，直至去世前再沒機會參予田野考古工作。
1948年--因胃癌入北平協和醫院就醫，由於病入膏育，返濟南不久即因癌病於9月18日在齊魯大學辭世，終年48歲。
考古經歷
吳金鼎是山東龍山黑陶文化的發現者。1928年他在山東省章邱縣進行調查時，在龍山鎮以東武原河畔稱為"城子崖"的台地上，發現了這個遺址，知道它自成一文化系統，與中原及西北的彩陶文化是不同的。
1930至1931年史語所便請吳先生和考古組主任李濟先生等人，一同去進行兩次的發掘，這兩次的收穫，後來由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及劉嶼霞編著了考古報告集《城子崖》。
城子崖遺址上層為東周時代遺址，下層是首次發現以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存，最初稱為(黑陶文化)，後來該遺址被命名為(龍山文化)，現專稱(山東龍山文化)，或稱典型龍山文化。
城子崖遺址的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開創性意義，對於認識和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動作用。吳金鼎與梁思永同到安陽參加殷墟第四次發掘。最初他們同在小屯工作，為了發展更美麗的遠景，他們於四月離開小屯，分別向東西尋找他們的理想地點。
梁思永向東選擇了後岡遺址;吳金鼎向西選定了四盤磨遺址。這遺址現象單純，結束髮掘後，他便帶着工人東來，幫助梁先生工作1931年春。
隔天春，吳金鼎來安陽參加殷墟第六次發掘，仍執意尋找新遺址的計劃，但都不理想。之後，他往魯南，獲鳳凰台龍山期遺址一處，魯都、勝城等周漢遺址六處。他又到魯東調查，獲昌城、於陵等周漢遺址，參觀了濰縣製造銅器工作。
他的足跡，差不多走遍山東全省，在當時也是知道全省考古遺址最多的第一人。
1933年秋山東省政府派他前往英國倫敦大學進修研究，在留英期間以英文寫成了一部《中國史前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 Kegan Paul, London, 1938)，這是一部關於中國史前陶器最詳細的參考書。
為了做這研究，吳先生翻遍了所有中國史前陶器的書籍，觀摩了幾萬片已出土的陶片實物，還特地在倫敦中央高等工業學校實習原始製作陶器的方法。此外，吳先生利用在國外的機會跟隨英國考古學家泰斗彼待教授(Prof.E.W.Petrio)到巴勒斯坦進行發掘工作。
1937年吳金鼎榮獲博士學位回國，史語所已遷至長沙。雖值敵機轟炸，但他在十二月間仍與梁思永等調查小吳門及北關外。
來年他隨史語所遷往昆明，繼續他的考古調查工作，十月間中研究史語所與國立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合作成立蒼洱古蹟考察團，吳金鼎為團長，王介忱(吳夫人)及英國考古學博士曾昭?小姐為團員，從事大理及洱海一帶的考古工作。
在吳先生主持下開了"女性考古"的先河，曾、王二位女士在大理一帶，指揮馬龍、佛頂甲、龍泉等七處遺址的發掘，在這地區沒有男人下田工作，發掘的工人都是女性，造成了考古史上的新紀錄。
他們把這一帶的工作寫成《雲南蒼洱考古報告》，這本報告很特殊，插圖都是用木板刻印的。
1941年春因滇緬公路吃緊，史語所由昆明遷往四川，中央博物館、營造學社也都遷來，這三文化團組織川康古蹟考察團，吳金鼎任團長，從事川康境內考古工作。此時發掘經費拮据，這是考古最艱困的階段，吳金鼎尚能樂於處之。
琴台整理工作團是吳金鼎最後帶領的考古工作，結束後，他不但離開了史語所，也離開了考古。他覺得抗日比考古工作更重要。抗戰勝利後，他應母校之邀回齊魯大學主持復員工作，同時兼任多職，自喻(到濟後如力挽之牛)。
復員事情辦妥後離校去"挖古"是他的夢想，但當後來他被證明患上無法可治的胃癌後，這夢想終未實現，在他四十八歲那年便長辭人世了。
成就貢獻
吳金鼎一生中有著作《山東人體質之研究》、《平陵訪古記》、《摘記小屯逸西之三處小發掘》、《高井台子三種陶業概論》、《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中國史前陶器》等等。
其中1928-1929年的平陵考古可以說是吳金鼎田野考古的起點，此後他從1930年開始加入史語所工作，到1948年其不幸因病逝世的這十幾年時間內，他的考古足跡遍及山東、河南、雲南、和四川各省，他的主要貢獻在於對中國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的，主要有三大範疇:1、對龍山遺址的發現及城子崖的發掘;2、對中國史前陶器的認識和評價;3、對中國西南地區的考古開拓。
1、龍山文化的發現及城子崖的發掘 一提到龍山文化，便能想到黑陶文化，他是吳金鼎先生在1928年於山東省章邱縣進行調查時，發現這個遺址。隨後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及劉嶼霞對城子崖進行了發掘，並編著了考古報告集《城子崖》。
此書雖是眾人合力之作，但是縱觀全書。吳金鼎對這一報告有極大的貢獻，此書共有七章，吳金鼎就獨自撰寫了第二章《城子崖地層之構成》及第四章《陶片》，與別人合寫的有四章。
該書中的大部分初稿是由他所預備出來的，由於他是發現者，所以他的田野工作十分賣力，他對考古工作的專注、熱誠和貢獻是不能忽略的。正是他發現城子崖，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才得以正式出現在中國考古學的領域內。
在城子崖的兩次試掘中，吳金鼎採用了當時已經是很具水準的發掘技術，對現象的處理得非常精細。
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中國，城子崖黑陶文化層的發現更具有震撼的影響力。因為當時的中國的考古學界，正在為中國文化的起源及中國文化西來說爭論不休。
不少考古學者認為中國河南省發現的彩陶與西方古代文明所生產的陶器紋飾相似，便斷定仰韶文化是源於西方或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而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也是由西至東傳播而來的。
這種說法雖然受到不少的質疑，但在沒有考古證據支持下，中國文化西來說仍然十分流行。然而當吳金鼎在山東發現一個全新的文化遺蹟後，發現該遺址的先民所能製造出來的精美的陶器，雖年代比彩陶要晚，但卻與河南省小屯村發掘出土擴批殷商文化，在年代承傳上有着更密切的關係。
吳金鼎的發現，不但為反對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考古學者打了一支強心針，同時激勵了更多考古學家探求中國文化的起源，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雖然不可說沒有吳金鼎就一定沒有龍山文化的發現，但吳金鼎卻是憑其豐富的考古知識及田野經驗，成為發現龍山文化的第一人。
2、對中國史前陶器的認識
在考古發掘過程中，吳金鼎對中國史前考古學的貢獻，是帶着這些經驗，為中國史前陶器及陶片作"每進一步"的研究。吳金鼎對中國史前陶器的認識，主要體現在他的著作中，《摘記小屯迄西之三處小發掘》和博士論文《中國史前陶器》兩文中。
而其中以《中國史前陶器》更為精闢。
《摘記小屯迄西之三處小發掘》為其1932年6月寫成，是吳金鼎對自己在殷墟參加的兩次發掘的初步體會，他在侯家莊高井台子發掘後，將仰韶期遺存與龍山期遺存進行比較，結果他認為仰韶期的彩陶極小，顏色單純，形狀簡單。
骨角器以天然材料略加磨修而成，沒有蚌器，石器也極為單調。反觀龍山期遺存有刻紋黑陶，骨、蚌、石器皆有之，形制也較複雜，並且有龍山式卜骨。吳金鼎由此推論，龍山文化校仰韶文化有進化。
英國留學期間，吳金鼎嘗試從陶器生產的技術角度對高井台子的出土陶器進行比較。遺址所出的紅陶對比仰韶陶器時，吳金鼎認識到:甘肅青海之彩陶其形制實與山西河南所出者不同。二者究竟是否一種文化，實尚有問題。
遺址所出的黑陶對比龍山陶器時，吳金鼎又指出，高井台子之黑陶，即有數方面與山東龍山之黑陶不同。這些分析方法和寶貴經驗，均為其撰寫中的博士論文注入了新的元素。
1938年，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史前陶器》在倫敦出版成書，這亦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研究中國史前各地區陶器的專書。此書雖然只是對陶片進行了分析，但其目的是要憑藉實質的考古證據，解決當時考古學界爭論不休的中國文化起源問題。
考古評價
其主要著作有:用英文寫成的《山東人體質之研究》(1931)和《中國史前的陶器》(1933)，以及與他人合寫的《城子崖》(1934)和《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1941)。《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有他的事跡介紹，稱他是最有成就的現代考古學家之一。
他沒有後代，留給人們的只是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