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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的業餘愛好竟是逛青樓到了晚唐以後，詩文里的青樓更多了一些生活氣息，艷浮之作不少。被詩化的不僅是妓女的精神，連妓女的身體也包括了。讀中國古代歷史，了解更多歷史真相——如有一首詩寫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題詞之事：[1]
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滑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據說外國有些姑娘也喜歡請作家在她們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簽名題字，肯定是從這位中國唐妓處學去的。
金陵腿上逞歐書
唐代還有一篇着名的小說叫《遊仙窟》。所謂的仙窟即是青樓。一是人們喜歡詩化自己的風流艷事，二是青樓之游也的確令人慾仙欲死。所以古人道「遊仙」時，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說去洗手，實際上是去撒尿一樣。
唐代文學中的青樓，都給人一種仙境之感
《遊仙窟》用極長的篇幅詳細敘述了主人公如何來到仙窟，受到了如何盛情體貼的款待，並調動各種修辭手段描寫主人公與兩位妓女互相戲謔、挑逗，寫得極為生動活潑，才華橫溢，艷而不俗，色而不淫。
即使是肉體交歡的段落，也極力詩化之，最後臨別時無限傷感，發出「人生聚散，知復如何」的慨嘆。其實青樓之歡，不就是「為了告別的聚會」嗎？
整個唐代文學中的青樓，都給人一種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樓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遊？」
到了宋朝，詞這種文學形式發展得鋪天蓋地，以至搞得許多後人只知有宋詞而不知有宋詩了。其實，宋詞與青樓的關係比唐詩還要親密。去掉青樓，唐詩的損失並不太大，只是結構性的，不是總體上的。
而宋詞若是離了青樓，簡直就潰不成軍，只剩下幾個「豪放派」的傻老爺們，手持銅琶鐵板，干吼着「大江東去」，知道的是唱宋詞，不知道的還以為要表演硬氣功呢。
隨便翻翻宋人的詞集，詩化青樓之作俯拾皆是，故這裡不作抄錄。一般說來，「詩莊詞媚」，詞這種形式，特別適合吟風弄月，傳情表愛。就像現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熱戀就是失戀。
青樓「文化」
所以，比之於詩，詞更加真實、更加細緻地寫出了妓女和客人們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是於此，理想的色彩減少了，仙境的感覺沖淡了，給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種人生雅趣。
到了元朝，作家們都成了臭老九，地位與妓女不相上下
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多麼瀟灑適意。秦觀的「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麼地一往情深。周邦彥的「琵琶輕放，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多麼地溫香醉人。
較之唐詩，許多人更愛宋詞，原因恐怕就在於宋詞更好地表達了人之常情吧。宋詞把青樓詩化得溫馨可人，當真宛如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我見猶憐，能不叫人愛煞乎？
到了元朝，作家們都成了臭老九，地位與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詩化青樓之作表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把青樓寫成淫冶放蕩之所，藉以撫慰或發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種是反映青樓黑暗面，寫妓女的不幸和反抗，從中寄託自己的人生抱負。
大戲劇家關漢卿就塑造了趙盼兒、宋引章、謝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這時的青樓給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個戰場，需要鬥智鬥勇。當然，結局總是大團圓的。中國人在最悲慘的情況下，也不會放棄對這種詩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樓仍然是美的。
明朝據說是資本主義萌芽了，於是青樓里湧進來許多暴發戶的款爺，左一張港幣，右一張美鈔，你想錢那東西是天底下最髒的，這麼一來，無論怎麼詩化，青樓都多少有點洗不乾淨了。
青樓里湧進來許多暴發戶的款爺
像《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瑤琴還是懂得人間真情，蠻可愛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們這些俗人要乾淨一萬倍。
《金瓶梅》中的青樓描寫
但是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寫的那些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等人，卻實在是青樓里的敗類。此外，青樓里又多了許多「棒尖」的幫閒無賴王八蛋，欺內瞞外，烏煙瘴氣。
如此一折騰，青樓的形象遭到了破壞。也許這屬於一種「現實主義」詩化吧，不能讓青樓總那麼「月朦朧，鳥朦朧」下去，是騾子是馬，該拉到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這樣的「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歷史劇繼續美化李香君這樣的俠烈妓女外，出現了大量的狹邪筆記和小說。
在這樣的文字中，青樓像家常便飯一樣被談論、被調侃，悲劇、喜劇都變成了鬧劇。直到20世紀初，《九尾龜》、《海上繁花夢》等書刊行後，青樓已然詩味寡然。
青樓像家常便飯一樣被談論
隨着青樓的衰落，人們越來越不會做夢。聰明的人們着穿了仙境的不實，看穿了雅趣的無用，他們拋棄了酸文假醋的詩化，直截了當地說着「嫖娼」或「逛窯子」或「打野雞」。
歷史的車輪在前進，輾碎了青樓之夢、紅樓之夢。會作詩填詞、會琴棋書畫的青樓女子沒有了。只有一些天天關心自己三圍的靚女們，遊蕩在人生的舞場邊，在等待西門慶的金牙一閃，便好「與狼共舞」。
古代妓女床上風月床下風雅何以如此風流
導讀：文學大家林語堂曾說，「妓女是叫許多中國人嘗嘗羅曼蒂克的戀愛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此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這就是說妓女……
文學大家林語堂曾說，「妓女是叫許多中國人嘗嘗羅曼蒂克的戀愛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此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這就是說妓女對於中國文學的有着不可忽視的推進作用。
確實，古代妓女尤其是名妓對於中國文學的推進作用無可置疑。翻開塵封的歷史，恐怕不風流的古代作家寥寥無幾。妓女對於作家心靈的寬慰自然是作家們才思湧泉的好引子，更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詠風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創作題材。南齊蘇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濤、魚玄機，宋代的李師師，明清之際的李香君、柳如是、顧眉，近代的賽金花、小鳳仙等都屬於這一類喜愛結交名流的風塵女子。她們淪落風塵，完全違背三從四德的古訓，本應受到封建禮教的絕對排斥，可是，眾多有不凡見識的文人墨客卻對她們表示出極大的寬容。
以唐朝薛濤為例，她遺留下的詩大部分是贈答相知者的，其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就有韋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劉禹錫、蕭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着名詩人都有詩贈她。這種一唱一和，無疑提高了薛濤的社會地位。一千多年下來，薛濤的詩尚傳世九十首，李冶的也有十四首，實屬不易。而且，她們的詩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詩》中。
然而，僅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設置的道德標準嗎？其中秘密何在？原來，在男全社會設置的道德規範下，有文采的風塵女子適應了他們的一種需求，就是為尋求異性刺激和抒發抑鬱感情，為研討詩文，為顯示雅士風度，為出風頭和提高名聲，從某種意義上，能夠與有文采的風塵女子在一起，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如薛濤一般的風塵女子聰慧過人，修養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監令。
有她們出場，男士們興致就上來了。據《唐語林》記載，一次西蜀官員聚會，薛濤在座，行酒令，要求語帶禽魚鳥獸內容，一位刺史說「有虞陶唐」，其實「有虞氏」非魚，說錯了，大家忍住沒笑出來；輪到薛濤，她說「佐時阿衡」，眾人說她話里沒有魚鳥，應當罰酒，她卻笑着辯解：「衡」字里有小魚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沒有一點魚呢！說得眾人大笑起來，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濤機智風趣的應對，令滿座生輝，妙趣橫生，士大夫當然要徵召她們游宴了。
唐代詩人元稹《寄贈薛濤》說：「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薛濤寫了那麼多的贈答詩，原因就在這裡。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員地位不穩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慘，兩者之間有着命運無常的共同點。被貶江州的白居易，見到「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長安妓，同病相憐，寫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着名詩句。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風塵女子想要在社會上立足，就必須遵守這個規則，想方設法得到士人的賞識。
因為士人不僅能抬舉她們，也能貶抑她們。據說以寫俠士詩聞名的唐人崔涯，每將詩題於娼肆，不脛而走。他的毀譽，能令這個娼館或者門庭若市，或者門可羅雀。他寫詩嘲笑李端端，李憂心如焚，請他可憐，另寫一首好的，他應允了，於是豪富爭到李家去。文人雅士的社會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文人雅士的扶持。雙方實現了生物學上的共生關係，也打造了彼此雙贏的青樓市場。
再說了，在古代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個不成文的習慣，就是為自己所從事的行當找一個「開山鼻祖」或聖達賢人。比如教書先生把孔夫子當鼻祖，木匠認為魯班是鼻祖，音樂界推李龜年為「樂聖」，愛茶人稱陸羽為「茶聖」，就是這個道理。娼妓也不例外，為了表示這個職業的合理合法，她們也找到了自己的「娼聖」。是誰能當此重任呢？那就是春秋時的着名的文人雅士、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閭三百也。」關於「女閭三百」一事，《戰國策·東周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明人謝肇浙的《五雜俎》云：「管子之治齊，為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由於管仲是歷史記載最早公開地、大規模地設娼者，所以被後世妓女奉為祖師與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還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褻可知。徐珂的《清稗類鈔》說他又叫妖神：「娼家魔術，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禱之。」千百年來，娼妓對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薦枕於人，必與艾僸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
中國古代社會，對於男性實行的是一種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條件就是：只要是不會破壞婚姻和家庭的性關係就允許；凡是有可能破壞婚姻家庭的性關係，則必定嚴厲譴責與禁止。也就是說，一個擁有相當的財產和社會地位的男人，在家裡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擁有妾時，擁有婢女。他可以只跟妾過性生活，也可以與婢發生性關係。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卻不能與任何女性通姦，也不能擁有任何現在意義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這是因為，如果女方已經結婚，這就會破壞別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還沒有結婚，她的失貞也會破壞她將來的婚姻，或者使一個其他男人無法找到老婆。這就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會公平」的內涵在性關係方面的具體化。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限定，就必然會有讓步和另外的寬容。那就是允許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這是因為，娼妓的社會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不可能與一個有一定財產和地位的男人結婚，充其量也不過是被男人「贖身」而成為他的小妾。這雖然往往會使這個男人很丟臉或者沒面子，但是卻並不違反社會制度。怪是怪了一些，但是畢竟無傷大雅，於別的男人無妨，社會當然不會大加干涉，笑話笑話而已。對於低階層的男人來說，就是明媒正娶一個妓女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那個妓女在婚後能夠恪守婦道就行。
這樣一來，妓女的等級實際上就與社會上男人的等級相一致了：貧寒之男只能去煙花巷裡的娼寮，找那些慘不忍睹的爛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頭有臉的妓院，找那些類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體面的男人，也就是那些文人雅士則去那些夠得上名聲顯赫的青樓，找那些詩詞歌賦、無所不精的高級名妓。也正是文人雅士於高級名妓的結合，才使青樓文化流傳千古，直到如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