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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治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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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治理洪水的方法每年的雨季，各地總有一些區域會受到強雨的襲擊，造成洪水災害。其實，在人類生活的進程中，洪泛災害從來就是人類最常面臨的大自然之凶敵。那麼，我們的先人是如何治理洪水的呢？治理洪水的方法有哪些呢？[1]
春秋戰國
公元前250年：中國秦代蜀守李冰修建「都安大堰」（即今都江堰）水利工程，有了這防洪灌溉的水利工程也成就了成都平原的富庶，「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成了中央王朝的主要糧食供給基地和賦稅的主要來源，四川成為「天府之國」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國時期
到了三國時期，在諸葛亮的指導下，在成都的西北部修建了九里堤，這條堤壩的關鍵作用就是為了保護成都的安全。最早的防洪法規應該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國的護堤命令：「丞相諸葛令，按九里堤捍護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築竣，告爾居民，勿許侵占損壞，有犯，治以嚴法，令即遵行」。
九里堤地處成都西北，當地那裡地勢低洼，修建這條堤用以保護成都的防洪安全，作為蜀漢丞相的諸葛亮格外重視這個防洪堤的保護。
唐朝
再後來，到了唐朝的時期《唐律疏議》一律法書中也是記載了非常詳細的抗洪介紹。「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處，刺史、縣令以時檢校。若須修理，每秋收訖，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雨汛溢損壞堤防交為人患者，先即修營，不拘時限」。
李世民說的那句話：「水能載舟，亦可覆舟」，不僅僅只是說說而已，他可是推出了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其書中也對防汛抗洪做出了具體規定，使這方面的工作有章可循。
南宋
到了宋代，江河湖泊已經普遍設立水則，水文監測更加規範完善，技術措施也更加先進。在如今浙江省寧波市有一處古代測量水位的「平」字水則碑，屬於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據史料記載，這兩座水則碑是建於1120年。水則碑分為「左水則碑」和「右水則碑」，左水則碑記錄歷年最高水位，右水則碑則記錄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水則，又叫水志，是中國古代的水尺，也就是古代觀測水位的標記。「水則」中的「則」，意思是「準則」，通常每市尺為一則，又稱為一划。刻有水則標尺的碑就是水則碑。水則碑通常被立於渠道的關鍵地段，它的作用就是觀測水位變化，並用來測量水位，以達到預防洪澇災害的目的，同時作為灌區農業灌溉配水的依據。）
金朝
1202年《河防令》的頒布實施，更是讓我國治水工作得到提升，而《河防令》也是我國現存較完善的一部防洪法規。《河防令》明確劃定了黃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並且要求朝廷每年都派出官員督促沿河的州、府、縣落實防汛規劃措施，維修加固堤防。也會論功行賞，沿河州、府、縣官員防汛無論有功還是有罪，都要上報，由國家酌情處理。
明朝
明萬曆《湖廣總志》載有《護守堤防總考略》和《修築堤防總考略》。《修築堤防總考略》共十條：審水勢，察土宜，挽月堤，塞穴隙，堅杵築，卷土埽，植楊柳，培草鱗，用石甃，立排樁等。《護守堤防總考略》針對堤防潰決提出了四種管理措施：立堤甲，免重役，置鋪舍和嚴禁令等。
明代潘季馴，發明了束水沖沙法，通過收緊河道，利用水的衝力，衝擊河床底部泥沙，從而達到清淤防洪的目的。一般適用於流量較大的河流，比如黃河。
清朝
到清代，我國防洪法規又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在荊江堤防修守制度上體現的最為突出，乾隆五十三年(1747年)荊江堤防潰決，損失慘重，恢復重建後訂立了12款修守章程，規定比較細緻。清代對緊急防汛搶險事務也制訂了專門法規，道光年間林則徐任湖廣總督期間，訂立了《防汛事宜》共十條;嘉道年間著名水利專家、玉環同知王鳳生編著了《詳定江漢堤工防守大汛章程》十一條等，均為應對洪澇災害提供了技術和法律依據。
【古代防洪預警】
古人在應對洪澇災害上是十分注重水文的觀測和預警的。我國有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等七大水系，因為河流泛溢影響着水運、灌溉以及日常生活用水，所以治水關係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所以歷朝歷代都很重視防汛抗洪和汛情通報工作。
所以報汛，也是尤為重要的一環，向上級反映汛情，在過去被稱作是「汛情奏報」，也稱「報汛」，在先秦時，就已經形成了「報汛制度」。
《秦律十八種·田律》中，記載着秦國的規定：在莊稼生長期下雨，要及時報告降雨量。至秦國往後，我國曆朝歷代都有相應的報汛制度，有的朝代還會要求地方政府從立春便開始報汛。明清時期，報汛制度已十分完善了。據明萬恭《治水筌蹄》記載，「凡患害急緩，堤防善敗，聲息消長，總督者必先知之。」
【古代報汛驛站】
古代官府還設置有報汛驛站，專門傳達汛情通報，報汛又被稱作「水報」，與戰時的「兵報」一樣重要。古人會採取「羊報」「馬報」「狗報」「步報」等多種報警手段。
「羊報」，最初是黃河遇險時報汛之法，差役帶着水簽，乘充氣羊皮筏從上游劃下，將觀測到的水位刻在標籤上，陸續投擲報汛。
「馬報」顧名思義，即乘快馬報汛，明清時稱為「六百里飛馬」。
「狗報」是由訓練過的狗來代替人傳遞汛情。
「步報」是由人工步行傳遞汛情。
出現汛情，除了立刻奏報上級和朝廷，還要及時告知災區民眾，做好引導和疏散工作。可是在通訊並不發達的古代，要想做到及時疏散也是難事一件，明朝治河專家潘季馴總結出一套方法：如出現險情，要立即懸旗、掛燈、敲鑼，發出緊急搶救信號，提醒搶修，安排群眾轉移。
除此之外，報汛官員為了充分、全面地掌握災情，朝廷還設置有專門的「水官」、「司空」、「都水監」、「水部郎中」、「河道總督」等，這些都是古代專職防洪官員。朝廷在強調及時上報汛情的同時，還要求專職水官和地方官員及時奏報災情，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災情奏報制度。
【抗洪工作的賞罰】
戰國時期秦國的《田律》明確指出，及時報告汛情的同時，還規定要報告在各種災害中農田受災的頃數。秦國對上報路徑和時間也立有規矩：距離近的縣，由走得快的人專送報告，距離遠的縣由驛站傳送，必須在八月底以前送達。
災情奏報，歷朝都有嚴格要求。北宋開寶四年（公元971年），黃河在澶淵段決口，淹沒數個州縣，因為主政官沒有及時上報。宋太祖趙匡胤接到消息後，立刻下令將分管官員斬首棄市，一切參與其中的官員責任撤職查辦。
【抗洪措施與工具】
到了汛期，古代人往往採取疏浚與封堵的辦法，主要將城市的內河溝渠，通過護城河將城市內囤積的水及時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來暫時蓄水，這樣可以避免江河暴漲形成倒灌。
還要在進城處設置水門，對船隻的往來進行管控，又可以將河水與城市分割開。
江河通往內河處要架橋，能及時疏散道路上車馬與行人。等大汛到來時、壘起沙袋，插上木棍堵住涵洞，作為防洪的屏障。在排水溝渠處設置單向的擋水窗，當城中水位高時在水壓作用下自動開啟窗子，當江水過高時在頂托作用下，可以自行阻斷。這種巧妙利用城防天然結構的設計，在古時很多，這些防護工程在平時的護理檢修也十分簡單。
疏通河道，加固堤壩等一切治水措施都只能起到預防作、無法徹底絕洪水發生。但在應對洪災上，古代也是方法奇多，絕不含糊，在加強城市防洪方面向來都是未雨綢繆，歷朝歷代都把修築堤壩、連通河道、疏浚塘湖作為頭等大事。
【水災過後的救助】
古代官府對抗洪救災工作也是尤為重視的，災後積極安撫災民，重組家園，做好善後工作。也會開倉賑災，減免租稅。《明史·河渠志一》中記載着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黃河開封段東月堤決口，大面積受災，明太祖朱元璋便下令「遣官塞河，蠲被災租稅」。意思就是要及時整治疏通河流，做好災民的安撫，減免稅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