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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理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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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理論，自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面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問題，發展社會學提出了三種不同的發展理論，即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這三種理論具有不同的知識與時代背景，在不同的時期先後占據了發展理論研究與應用的主導地位。不過在此演變的過程中，前者並未被後者徹底代替，也沒有因為後者的出現而最終消失，相反，仍然在發揮着一定的影響和作用，大致說來，它們之間有一種前後承轉的關係。[1]
理論介紹
第一 現代化理論
現代化理論處於發展理論的第一階段，它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興盛於60年代。現代化理論並非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而是一個基於某種基本觀點的一致的理論流派。現代化理論在對歐美現代化發展進行概括抽象的基礎上，試圖將歐美的發展經驗推廣到發展中國家。它認為，發展中國家由於自身內部原因，而未能實現從傳統到現代化的轉化，仍處於傳統社會階段;而要實現這種轉化，必須引進西方文化價值觀。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對立與轉化是其分析的基本出發點。[2]
現代化理論運用關於歐洲社會變遷與社會進化的經典理論來解釋和指導廣大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發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許多欠缺和不足。誠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着一些共同之處，但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時代所帶來的差異更令人矚目。理論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的，而進行現代化實踐的卻是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理論和實踐的脫離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在運用西歐自18世紀以來的現代化發展經驗來解釋和指導當代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社會現代化發展時，首先遇到的就是理論的適用性問題，即能否用解釋西方社會歷史變革的理論來說明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問題。現代化理論對此作出了完全肯定的回答，而在這一肯定回答的背後隱藏着現代化理論中的一些不言而喻的基本觀點:
(一)西方文化中心論
(二)社會進化論
(三)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和過渡
(四)發展的內因論
(五)發展道路的同一論
總之，脫胎經典社會學理論和結構功能論的現代化理論，基於傳統社會與現代化社會的簡單二分法，不僅沒能很好地解釋西方社會的發展，而且在研究廣大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時暴露出了更大的不足與欠缺。
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現代化理論的研究者開始認真考慮批評者的意見，對其原有的理論進行修正，並進行了一些新的研究。經過修正後的理論被稱為"新現代化研究"。修正後的"新現代化研究"較之以前的"經典的現代化理論"有以下幾點不同之處。
首先，"新現代化研究"拋棄了傳統與現代的簡單二元對立，認為它們不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傳統對現代化的發展來說不再僅僅是一種阻力，也有一些有利的方面;其次，"新現代化研究"拋棄了高度抽象的類型學研究，而代之以具體的個案研究，重視歷史對某個特定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的作用;再次，"新現代化研究"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可以尋求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是其關注歷史和具體研究的邏輯結果;還有，"新現代化研究"關注外部因素對當地現代化的影響。
儘管現代化理論有各種缺陷，但它畢竟使人們注意到價值觀念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從而也影響着人們對於社會變革的反應。它首先將大批學者吸引進入聯合國及其他發展機構中，將廣大的非西方不發達國家作為其理論的實驗基地，這對於拓寬發展研究的領域，總結髮展的經驗教訓，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二 依附理論
依附理論處於發展理論研究的第二階段，與現代化理論利用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的過渡與轉化解釋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不同，依附理論主要是用"中心"和"外圍"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來解釋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為什麼不發達的原因。如果說現代化理論是一種內因論，那麼，依附理論便是一種外因論的欠發展觀。依附理論的出現與發展取代了現代化理論在發展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不久，依附理論又被世界理論取代。因此，可以把依附理論視為從現代化理論向世界體系論過渡的中間理論。
依附理論以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特別是其關於資本剝削與資本擴張的理論以及列寧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理論為基礎，借鑑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例如:謬爾達爾(Gunnar Myrdal)、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等人的理論觀點而形成的。
依附理論彌補了現代化理論單純從社會內部看問題的片面性，它從西方發達國家與非西方不發達國家之間的掠奪與被掠奪的不平等關係着眼，為我們看待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當代依附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弗蘭克(Andre G.Frank)、阿明(Samir Amin)、桑托斯(Santos)等人。
依附理論和現代化理論相比較，在三個方面是相同的。(1)研究旨趣相同，二者都關注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探討其發展的途徑，道路和模式等;(2)理論範式相同。二者都採用二分法對西方發達國家和非西方不發達國家進行概括，在現代化理論中是"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二分，在依附理論中是"核心"與"邊陲"、"中心"與"外圍"的二分;(3)研究方法相同。二者都是在從地區性發展問題的考察中歸納出抽象的理論，並將其推廣到其他地區。
但依附理論和現代化理論的分歧也是很明顯的，其中一些根本分歧如下:
1. 理論和現實背景不同;
2. 分析角度不同;
3. 對不發達國家的落後狀況的解釋不同;
4. 對發展途徑的分析不同;
5. 對西方化認識的差異;
6. 對發展道路的認識不同;
7. 對發展前景的認識不同。
依附理論的缺陷:
首先，依附理論批判了現代化理論"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自己卻又陷入了簡單的"發達"與"欠發達"、"核心"與"邊陲"的二分法之中;
其次，依附理論批判了現代化理論在價值觀念即文化方面的內因決定論，同時又陷入了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外因決定論。
再次，依附理論基於"核心"與"邊陲"的二分，在其外因決定論的前提下，認為發展與依附是不相容的。非西方不發達國家如果要發展，就必須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
還有就是依附理論的普遍性問題。依附理論並不具有普遍性，它與現代化理論一樣有失偏頗。
第三 世界體系理論
世界體系論是發展理論的第三階段，這一理論是沃勒斯坦(Immamuel Wallerstein)及其同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提出的，被稱為"抓住了新一代社會學家的想象力"。世界體系理論用體系觀點來分析整個世界及其組成部分的發展與變化，它不像現代化理論那樣只注重單個國家的現代化，也不像依附理論那樣將世界簡單地劃分為中心與邊陲，並從二者的關係中來分析發達與欠發達這一過程的兩個方面，而是將整個世界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探討其總體的發展規律，並從其總體的發展過程中分析作為部分的國家和社會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中期，東亞的日本、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同一階段的發展速度，而且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東亞的社會取得了全面進步。這是現代化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不能解釋了。另外，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因一系列事件而遭受挫折。越戰的失敗、石油危機等給美國以沉重的打擊，70年代後期出現了經濟"滯漲"即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並存的局面，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這就迫使人們進一步重新審視這個發生了變化的世界。現實呼喚着新理論的產生，在這種情況下，世界體系論便應運而生了。
在世界體系研究中，沃勒斯坦探討得最多的是世界體系本身的整體發展規律。通過對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分析，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體系整體發展規律，即兩種既相互聯繫又彼此不同的形式:周期性節律和長期性節律。
世界體系理論是發展研究中的最新理論，它着重研究作為整體的世界體系發展的總體態勢，並從中探求單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儘管它與現代化理論和依附理論相比有諸多的進步之處，但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
發展理論的再思索
"二戰"後，發展理論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們產生於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受不同的理論傳統的影響，也建構出了不同的理論模式，並先後在發展理論總占據主導地位。但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發展研究中不見了主導理論，這三種理論處於並存互動的狀態，繼續從各自的視角進行探討。
發展傳播學
發展傳播學
一、產生背景:國家發展和現代化
發展傳播學研究的是國家發展與傳播之間的關係問題。
二戰後，國家發展成為許多獲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心事務。它們試圖利用多種手段來促進國家發展，大眾傳播媒介就是其中一種。
發展傳播學的理論視野某種程度上是建立在現代化理論基礎上的。概括起來，現代化可以看作是經濟領域的工業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社會領域的城市化和價值領域的理性化的互動過程。這種轉變的根本動力產生於人類在科學革命推動下所獲得的空前增長的知識。在發展中國家開始現代化的早期階段，人們普遍認同這一模式:國家發展等於現代化、現代化等於經濟增長。而歷史證明，將現代化狹隘地理解為經濟增長，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人們開始傾向於重新定義現代化。發展傳播學研究的中心議題是:大眾傳媒在國家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
二、基本觀點
(一)丹尼斯?麥奎爾:媒介的社會責任優先於媒介的權利和自由。
1、媒介必須把國家的發展目標(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2、追求國家文化和信息的自主;
3、支持國家的民主化進程。
(二)威廉?哈森:具體化5個方面
1、所有大眾傳播工具都應由政府進行調動，完成支援國家建設這一偉大任務;
2、媒體因此應該支持政府，而不應對它挑戰。因此可以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對新聞自由進行限制;
3、信息(或真相)因此成為國家財產，它是一種稀有的國有資源，必須被用來為進一步深化國家目標服務。
4、一個暗含、並不經常被表述的觀點是:當大多數實行發展理念的國家仍不得不面對包括疾病、文盲以及種族在內的種種問題時，個人言論自由及其他公民權在這些問題面前顯得似乎有點不着邊際(批評者認為這種理念為舊式極權主義提供適時的理論基礎)。
5、這種提倡媒體應接受指導的理念進一步表明，在控制外國記者進出國境，以及穿越國境的新聞流動進行控制方面，每個國家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三、具體理論和人物
(一)信息傳播對發展中國家的作用
(施拉姆:《大眾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信息對發展中國家的作用》，1964)
1、大眾傳媒傳播信息能有效促進國家發展的觀點，強調信息傳播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傳播可以對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可以加速社會變革的進程，也可以減緩變革中的困難和痛苦。"
2、發展中國家在信息傳播方面也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嚴重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消除這種信息不平衡的現象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
3、信息傳播在國家發展中有守望環境、參與決策和提供教育的功能。
4、最引人注目之處是提出了大眾傳媒在國家發展中具體可以發揮的功能，這包括:
1)擴張視野，使傳統社會的人民把眼光放在將來以及現在的生活形態，並通過媒介喚醒國家意識，促進國家的整合。
2)把公眾的注意力集中於國家的重要發展項目。
3)提高人民的抱負，拒絕被命運擺布。
4)為國家發展創造有利的氣候。
5)與人際管道溝通。
6)賦予人與事以地位。
7)擴大上下溝通的政策"對話"。
8)執守社會規範，使人不敢輕易逾矩。
9)形成文化口味。
10)改變比較不重要的態度，疏導強固的態度。
●評價:對大眾傳媒在國家發展中的功能持完全樂觀的態度，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但過高地估計了大眾傳媒的作用。
(二)大眾傳媒是"現代人格"的放大器
(美國社會學家丹尼斯?勒納《傳統社會的消失:中東的現代化》，1985年)
1、在現代社會中，大眾傳媒作為高度組織化和專業化的社會機構，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它是現代社會舉足輕重的社會機構。
2、大眾傳媒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有:傳媒信息、普及教育、參與政治、輿論監督。
3、特別強調人的現代化。將現代性人格定義為"移情性格"，即考察世事不限於個人狹隘經驗，能設身處地從他人的角度出發。工業化使人擺脫傳統社會長期造成的惰性心理，勇於接受與自己以往的經驗截然不同的新思想、新事物，關注個人經驗範圍以外的事情，敢於嘗試社會賦予自身的新角色。
4、最重要的論點:大眾傳媒不僅能刺激"移情性格"的產生，還能將這種人格傳播至全社會，即在國民中普及此種人格，故稱為現代人格的"奇妙的放大器"。
(三)媒介塑造現代性人格(英格爾斯)
1、國家落後不僅僅表現為經濟狀況，也表現為一種心理狀態。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首先(核心)是人的現代化。發展最終要求人的素質方面的改變。
2、英格爾斯最突出的貢獻是從心理學家角度提供了傳統人和現代人的概念。他認為，傳統人(害怕革新，被動接受命運，敵視新觀念，與外界隔絕等)的性格特質輕易不會改變，嚴重阻礙現代化進程，因此必須首先解決人的現代化，培養皿中的現代化人格。
3、人的現代性形成與大眾傳媒的使用密切相關。傳統人傾向於將大眾傳媒視為危險之物，認為它敗壞了良好的風尚和道德，衝擊了傳統價值觀，因而抱有敵意;而現代人則願意積極同信息來源保持接觸。較現代的人對新的現代大眾傳播工具較信任，不太現代的人則重視傳統的消息來源。由此他得出結論:一個現代人應當經常與大眾傳媒接觸。
(四)大眾傳媒的創新擴散功能
(羅傑斯《創新擴散》，1962;《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1966)
1、提出曾經是發展傳播學研究主導範式的創新∶擴散模式。他將傳播視為社會變革的基本要素。
2、創新的擴散過程包含四個環節:①創新發明;②擴散，即傳播推廣創新發明的渠道;③時間;④創新發明的對象:社會成員。
3、傳播活動貫穿於創新擴散模式始終。首先傳播(主要是大眾傳播)為廣大社會成員提供創新事物、採納創新事物的方法、途徑和利益等;其次傳播是個人之間、領袖與民眾之間交流的渠道，可以用來勸服人們接受創新與變革，人們利用這些渠道進行討論，最後做出決策;最後傳播可用來成功地教授人們採用創新事物所必須具備的技術。
4、創新擴散"四階段論"(1977):知曉、見解、決策、證實。
5、關於個人層次的現代化，他將大眾傳媒視為中心環節，五個投入環節(原因):讀寫能力、教育程度、社會地區、年齡和世界主義精神，經由大眾媒介這個轉換器的作用，即可產生五個產出環節(結果):移情性格、務實和治家的創造性、政治知識、成就衝動和進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