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之中的「雅」與「俗」（上）(雅心)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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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之中的「雅」與「俗」（上）》是中國當代作家雅心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博弈之中的「雅」與「俗」（上）
文藝開時代風氣之先，有關文藝中的「雅」與「俗」，我就文學與藝術兩個方面、分兩次來談。本篇隨筆，僅從「俗文學」視角管窺文學中的「雅」與「俗」。
我國的俗文學，家族龐大，遠古的歌謠、神話，先秦的寓言，漢代的樂府民歌，晉代的志怪小說，唐代的傳奇，宋代的話本、南戲，諸宮調，元代的雜劇，明清的章回小說、俗曲、笑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新秧歌劇，以及少數民族的史詩等，都是俗文學家族的成員。民族化、大眾化是俗文學的本質特點，通俗性是俗文學的一大特色。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談到：「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文學，也就是大眾文學。」
廣義上講，「俗」與「雅」是相對的，談「俗」，必讓人想到「雅」，而「俗文學」也成為對「雅文學」而言的一種範疇和概念。「雅」「俗」之辯、「雅」「俗」之爭綿延了中國幾千年，觀點眾多，難以統一。之所以出現「辯」與「爭」，根源是將二者放置在了「對立」的關係之中，一旦關係對立，便會出現爭論與思辨。那麼，文學中的「雅」與「俗」是對立的關係嗎？如用俗、雅的審美觀對文藝作品進行評價，劃分標準只能是「非雅即俗」嗎？文藝作品中「雅中之俗「與「俗中之雅」的邊界該如何把握？這三個問題是我從文學範疇，對 「雅」「俗」博弈之思考。
一、「雅」「俗」的對立博弈與融合互補
在美學史、文學史上，「雅」與「俗」既是對立、博弈的關係，也是融合、互補的關係。
對立、博弈，反映的是「雅」「俗」在表象含義上的對立性。《毛詩序》云：「雅者，正也。」「雅」在古代最初的本義是「正」，而「俗」，《說文解字》中云：「俗，習也。」這裡的「習」，指習俗。「雅」與「俗」的對立最早發生在音樂領域，「雅」指周朝王畿地區的曲調與當時的俗樂鄭聲相對，後「雅樂鄭聲」成為了儒家的傳統審美標準和文藝標準。春秋、戰國以後，直至魏晉、唐宋元明清各代，「雅」的範疇不斷發展、其審美內涵得以不斷豐富，形成了以「雅」為核心的概念群，如「高雅、典雅、清雅、古雅等等。「雅」的審美內涵被抽象的定義為「超曠清逸，高尚脫俗」。而「俗」，同「雅」一樣，由習俗逐漸發展為「大眾的」、「通俗的」、 「庸俗」、「低俗」等含義。
融合、互補反映的是「雅「「俗「」在內在關係上的聯繫性。回望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的體式，某種程度上說，都是由俗文學「升格」為雅文學的。我們看西周至春秋的《詩經》、戰國的《楚辭》這兩部詩歌總集，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雅俗並存」。仔細辨識，其「雅」的成分無一不是由「俗」轉化而來。《詩經》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風》中所錄詩歌多來自民間，而《雅》分為《大雅》和《小雅》，其中《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唯《大雅》多為西周王室貴族作品，而《楚辭》更是來源於楚國民間的祭歌。
由西周春秋的《詩經》到戰國的《楚辭》，由漢魏六朝的樂府民歌直至唐傳奇、宋元話本、宋詞、元曲以及明清的戲曲與小說等等，眾所周知的《孔雀東南飛》、《木蘭辭》、《西廂記》、馮夢龍的「三言」、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吳承恩的《西遊記》、曹雪芹的《紅樓夢》、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都是俗文學作品，確切的說都是傳統的俗文學作品，它們無不起源於民間，可謂出身於世俗風塵，來源於阡陌里巷，無疑應當歸屬當時的俗文學範疇，只是由於時代的發展及文學的流變改變了它們的分野，「今」逐漸成為「古」，「俗」也逐漸成為「雅」。至近代，俗文學（近代俗文學）在通俗小說（特別是武俠小說和世情小說）領域有較大的發展，出現了張恨水、宮白羽、金庸、梁羽生等通俗小說家。由於近代「雅」「俗」文學有意識地相互吸取對方長處，創造出很多「通俗型的雅文學」或「雅致型的俗文學」，這種形態構成了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另一種重要表現形式，趙樹理的小說就屬於這種類型。
可見，文學中的「俗」與「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兩者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一方面，雅文學不斷從俗文學中吸取營養，另一方面，俗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取代雅文學的地位，或「升格」為雅文學。所以，「俗」「雅」之間並不是對立與博弈的關係，反而是融合與互補的關係。
二、雅俗的相對性
「雅」「俗」的融合互補使雅文學與俗文學的邊界變得模糊，但是對「雅」「俗」表象含義中存在的博弈與對立的理解容易使我們在對具體文藝作品評價時，陷入「非雅即俗」的劃分標準之中。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沒有考慮到雅俗的相對性問題。
何謂相對性？相對性是指在衡量某種事物時，採用的標準並不是絕對的、唯一的，而是相對的、變化的，由于衡量的標準變化了，結論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改變。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中有一段話利於我們對「雅俗之間相對性」的理解，「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於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這段話的前半段王國維做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判斷，無論楚辭、漢賦、魏晉六朝五言、唐詩、宋詞、元曲，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文學樣式，所以，不能夠說後人不如前人。後半段，王國維闡述了如下觀點：元曲源於民間通俗文學，開始時文學地位比較低下，在明清兩朝沒有得到正史和學者的承認和重視，《元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都將元曲斥於之外。但是，元曲和唐詩、宋詞一樣，都是一個時代文學成就的代表，應該賦予其較高的文學地位。
這段話很好的說明了雅俗的相對性問題。即，相對於明清戲曲小說之輝煌成就，元曲略顯黯淡，但是，相對於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元曲的地位卻是獨樹一幟的，容不得小覷。這就是，參考的標準變化了，對所衡量的事物的結論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還要注意的是，雅俗文學不僅在時間上表現出相對性，而且在空間上也表現出相對性的特徵。例如美國作家赫維.艾倫的《飄》、賽珍珠的《大地》這樣的文學作品，在美國就是俗文學，在中國卻已然接近雅文學了。
本篇隨筆，讓讀者理解「雅」「俗」的對立博弈與融合互補以及「雅」「俗」的相對性，只是我寫作目的之一。我以為，過多的講述「雅」與「俗」之間的辯證關係，對今人看待雅與俗，只是起到了客觀上對文藝理論知識普及的作用，而對如何將雅之風氣在文藝作品創作實踐中進行表達以及對如何處理在文藝創作中「雅中之俗」與「俗中之雅」的邊界問題，意義並不深遠。因為，對於「雅」與「俗」美學理論的探討一旦離開了文藝作品創作本身，就陷入了純粹的理論研究範疇。關於在文藝作品創作實踐中如何處理「雅中之俗」與「俗中之雅」的邊界，實現「雅」與「俗」的高度統一，我藉助清代戲曲家李漁「俗中之雅」的觀點，以「追求有深度的通俗」做為雅俗審美的最終判斷。
作者簡介
雅心，浙江省常山縣天馬一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