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王僧虔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南史·王僧虔傳出自於《南史》，《南史》由唐朝李延壽撰，中國歷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紀傳體，共八十卷，含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年）。記載南朝宋、齊、梁、陳四國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與《北史》為姊妹篇，是由李大師及其子李延壽兩代人編撰完成的。[1]
原文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僧虔少時，群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侄。
時兄僧綽為人所害，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為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甲族由來多不居憲台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宜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亦可試為耳。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轉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使御史中丞孫復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為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
升明二年，為尚書令。時齊高帝輔政，朝廷禮樂多違正典，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雲是楚王冢，大獲寶物，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雲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危矣。」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貽官謗邪？」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儉每覲見，輒勖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諡簡穆。
譯文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王僧綽的弟弟。王僧虔年少時，許多人一同聚會，賓客中有人給他相面說：「王僧虔做官要做到公，其餘的人趕不上。」等到王僧虔二十歲時，很擅長隸書，宋文帝見到了他書寫的素扇讚嘆說：「不僅僅是筆跡超過王子敬（王羲之第七子，東晉著名書法家），而且典雅的風度也在他之上。」他當了太子舍人，退避沉默，很少交際。吳郡的顧寶先卓越多奇才，自以為技能高妙，王僧虔便書寫了飛白拿給他看。顧寶先說：「下官現在被飛白折服了。」孝武帝初年出京為武陵太守，帶子侄們同行，當時他的哥哥王僧綽被人殺害，哥哥的兒子王儉中途得病，王僧虔廢 寢忘食照顧他，同行的賓客對他進行慰問開導。
王僧虔說：「亡兄的後代，不能疏忽，如果這個孩子不能救治，就應當調轉船頭辭職。」還朝後擔任中書郎，又調任太子中庶子。世家大族向來大多不做御史，住在烏衣巷的王氏分枝，官位稍低。王僧虔做了這個官，便說：「這裡是烏衣諸郎的住處，我也試着在此居住。」孝武帝想獨自擁有好書法的名聲，王僧虔不敢顯露痕跡，常常使用拙劣筆跡書寫，因此被孝武帝接納。調任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部，請假回家，賓客因為阮佃夫官居要位，受到寵幸，勸王僧虔應該好好以禮接待。王僧虔說：「我立身一向有自己的原則，哪能委屈心意奉迎這些人？他如果看我不順眼，我便拂衣而去。」
阮佃夫說給宋明帝，便讓御史中丞孫敻上表彈劾王僧虔，因而免官。不久以平民擔任侍中。元徽時期，任吏部尚書，不久做了散騎常侍，調轉為右僕射。升明二年，做尚書令。當時齊高帝輔政，朝廷禮樂大多不合正典，王僧 虔上表請求校正聲樂，高帝就讓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朝接受天命建立，文 惠太子鎮守雍州，有個盜賊掘開了一座相傳是楚王古墓的陵墓，大獲寶物，有人得到了十幾片竹簡拿給王僧虔看，王僧虔說這是蝌蚪文的《考工記》，是《周官》所缺失的部分。武帝即位，他因為得了風疾，打算請求解職，結果調任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等到這次授官，王僧虔對哥哥的兒子王儉說：「你在朝中擔當重要職務，我如果又被授給這樣的職務，一門當中有兩個台官，實在危險。」於是堅持推辭，皇上寬容地答應了。賓客詢問其中的原因，王僧虔說：「我的榮譽和地位已經過分，卻無以報答國家，哪能容許再接受更高的爵位，讓別人去說閒話呢？」王儉當了宰相以後，建起了一座長梁齋，規格稍微有些超過，王僧虔看了很不高興，竟不肯進入齋門。王儉當天就把它拆毀了。王儉每次見他，他就用前人的優秀言行、忠貞知足的道理勉勵他。永明三年王僧虔去世，當時年齡六十歲。被追贈為司空，侍中職務依舊。諡號為簡穆。[2]
作者簡介
李延壽，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學家，今河南安陽市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後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 《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還獨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書》對兩書評價頗高，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