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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1665 42 華生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編輯 華生，1953年生。1986年被評為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現任中國僑商聯合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僑聯副主席，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東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文名 華生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 出生地 江蘇南京 出生日期 1953年 職 業 大學校長，經濟學家 畢業院校 東南大學，武漢大學 主要成就 任中國僑聯華商會副會長 主要成就 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獲孫冶方經濟學獎 代表作品 《中國改革：做對的和沒做的》、《中國股市假問題與真問題》、《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等 職 稱 教授 所在公司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所任職位 名譽院長 籍 貫 江蘇揚州 [2]

個人履歷編輯 1986年被評為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現任中國僑商聯合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僑聯副主席，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東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生教授是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三項重要變革（價格雙軌制、國資體制、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動者之一。 1984年9月在首屆全國中青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他因與同伴提出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並被國務院採納成名。 1985年中，以華生為首的研究團隊創造性地提出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建立國資管理體系，競聘企業經理人，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的改革方案，在向國務院專題匯報後，在全國組織了試點，推動了1988年我國第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成立。 1998年2月，華生首次提出A股含權和股權分置改革問題，認為中國股市需要儘早糾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產權，用贖買流通權的辦法讓非流通股恢複流通。 2005年，中央決策啟動股權分置改革並取得成功。他多次在股市的頂部或底部發出市場轉折的信號，被廣泛認為是對中國證券市場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人物生活編輯 1968年到蘇北淮安下鄉插隊務農，曾當過工人、車間主任； 1978年至1982年在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學習，獲學士學位；

1982年至198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財政系學習，獲碩士學位； 1984年9月，在浙江德清縣莫干山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理論研討會上，當時仍在攻讀碩士學位的華生與同伴一起，在國內最早提出並系統論證了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並作為會議代表之一向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同志做了匯報，後被國務院採納，這項改革是對我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歷史性突破，華生因此一舉成名； 1985年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曾任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全國青聯委員，同時參加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後師從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獲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86年，時年33歲的華生被評為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同年，他又提出建立獨立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企業經理人實行競聘、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的改革方案，並組織了在長春、武漢、南京、重慶等地的試點工作；1987年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1991年至1995年應聘在英國劍橋大學研究與任教，其間參與組建了我國駐英使館指導的留學人員科技企業；90年代中期回國出任原國家教委批准設立的牛津劍橋國際高科有限公司董事長；1998年2月，華生教授在我國權威經濟理論刊物《經濟研究》上發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權和股權分置改革問題，認為中國股市在表面繁榮背後存在日益增大的制度風險，需要儘早糾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產權，用贖買流通權的辦法讓非流通股恢複流通。2000年以後，華生兼任燕京華僑大學校長。 2001年7月1日在股市接近最高點時發表《漫漫熊市的信號》一文，準確預見了長期熊市的來臨；2005年初，中央決策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後，《中國證券報》在股改的各個主要階段，先後五次以頭版通欄發表華生的長篇論文，成為推動股權分置改革權威的理論聲音；2005年5月10日，當股指即將逼近1000點時，華生教授發表《市場轉折的信號》一文，斷言熊市正在死亡，市場即將見底轉折；2006年5月10日，即股改一周年之際，又發表《迎接證券市場的新時代》一文，預告了股市新時代的到來；2007年4月26日，與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結婚；2007年5月10日，發表《市場過熱的信號》一文，批評過度樂觀情緒，預見了市場的長期調整。華生教授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深入研究與準確預測，使他被廣泛地認為是對中國證券市場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2008年5月，中共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常委決定任命華生出任珠海分校校長，並於5月20日在珠海分校正式宣布人事變動決議，2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對外宣布人事變動。 但五個月後的10月20日，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鍾秉林到珠海分校召開中層幹部會，宣布華生不再擔任珠海分校校長，由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陳光巨代理珠海分校校長，全面主持分校工作。 主要貢獻編輯 華生教授是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三項重要變革（價格雙軌制、國資體制、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動者之一。1984年9月在首屆全國中青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他因與同伴提出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並被國務院採納成名。1985年中，以華生為首的研究團隊創造性地提出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建立國資管理體系，競聘企業經理人，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的改革方案，在向國務院專題匯報後，在全國組織了試點，推動了1988年我國第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成立。1998年2月，華生首次提出A股含權和股權分置改革問題，認為中國股市需要儘早糾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產權，用贖買流通權的辦法讓非流通股恢複流通。2005年，中央決策啟動股權分置改革並取得成功。他多次在股市的頂部或底部發出市場轉折的信號，被廣泛認為是對中國證券市場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主要作品編輯 華生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央國家機關優秀論文一等獎，2011年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近年來出版了《中國改革：做對的和沒做的》、《中國股市假問題與真問題》、《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等專著。 主要榮譽編輯 華生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央國家機關優秀論文一等獎，2011年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個人焦點編輯 華生校長介紹之一 華生：不是坐而論道的經濟學家 身負「黑五類」家屬的帽子，從15歲到25歲，近11年下農村進工廠的這段經歷，形 華生 華生 成了他對中國社會、農村發展問題的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也樹立了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段刻骨銘心的日子，使他看問題的視野和角度與眾不同。他說，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學院派的條件，是既從書本也從實踐中學習的經濟學家。 2007年10月15日，當股指衝破6000點並創下歷史新高的時候，一些理性的投資者們卻擔心市值過高而出現更多的泡末。很多投資者甚至包括一些業內人士都想到了一個人——華生。 儘管華生不是股市的神明，但2001年和2005年，兩次準確地預言了股市走向之後，他對股市的分析判斷似乎成了更多投資者的風向標。事不止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華生和他的同伴們就先後提出了價格雙軌制、建立國有出資人制度、競聘企業經理人的建議，這些思路深深影響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有些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進入21世紀，華生對股權分置的精闢觀點和獨到深入的分析再次贏得了市場的認同。應該說，這三次的重大學術成就，也是他人生之路的真實寫照，充滿了艱辛和曲折。生於1953年初的華生，具有他們那一代人的典型特徵。上山、下鄉、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出國留學、下海經商到研究資本市場，華生的經歷似乎是中國改革開放濃縮的一個個人背影。閱讀華生，也是還原那一代人真實的歷史，並還原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那些閃光的碎片。 「其實我不很自信。」 10月19日下午1∶30分，在北京北四環邊的辦公室里，《數字商業時代》的攝影師在為華生拍照，一再提醒他表現出更多自信的笑容時，他卻做出了如上表述。「也許是青少年時代『黑五類』經歷的影響，我現在還記得自己當時怯生生地看着公社大院的神情，所以好像成了習慣，擺不出什麼樣特別自信的神態。」華生說。1966年，13歲的華生從江蘇步行來到北京。那個時候，他根本沒有資格參加全國的大串聯活動，因為他頭上有一頂「黑五類」子女的帽子。1968年，上完初二15歲的華生加入了上山下鄉的行列，並且到農村插隊，這一干就是5年。期間，他當過一年的生產隊長。在當時的環境下，尋找讀物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更多的是馬列全集、資本論等，於是，人們常常能夠看到坐在田梗上的華生，手裡拿着這些厚書在聚精會神地閱讀。 華生 華生 五年以後，他轉到當地工廠當工人，擔任過車間主任。這又是一個五年的時間，直到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1978年華生才離開工廠，真正走進大學校園。然而，正是這段經歷，卻對於他發現社會、發現社會資本形態有着極為重要的幫助。直到今天，提到當年的境遇，華生沒有太多的怨言，而認為正是當年的經歷才使自己有豐富的思想，正是改革開放才使他有好的機遇。「15-25歲，正是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階段，所以我覺得這段經歷對我非常有幫助，使自己不會坐而論道，不會不切實際。不管是西方的東西，還是對社會的了解，你有求知慾，你要了解所有東西，但是，你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國的土地上，這個經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從學校到學校，從機關到機關，那麼你的思路不會這樣。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你會這麼想問題？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和那些年的生活背景有重要的原因吧。 近距離接觸華生，你會發現，他是一個親和、用平實的語言闡述經濟現象時能讓所有人讀懂的經濟學家。當時可以說是在田梗上讀完了馬列全集、資本論。 《數字商業時代》(以下簡稱DT)：你個人的歷程和你們這一代人都很相近嗎？有什麼特點？ 華生：我們這一代人大概都有類似的經歷吧，我也許只是更典型些，所有的事都趕上了。文革的時候我13歲。1966年，因為那時候「黑五類」家庭出身的不准參加大串聯，所以我從江蘇步行來到北京。1968年，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很快插隊到農村，一干就是五年多。後來又到當地工廠工作了五年多。1968~1978年將近11年的時間我都在農村，直到1978年恢復高考考上大學。 大學畢業後考上研究生，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後在財貿所和經濟所工作。應該說，很小的時候就因為是「黑五類」子女，生活很艱難，那個時期給自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後來讀大學、研究生畢業以後，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從個人到家庭才有了根本轉變。 DT：你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下選擇經濟學的？ 華生：選擇經濟學其實是有原因的。1968年我下鄉的時候剛讀完初二，初中沒有畢業，基本上是下鄉時在農村開始讀書的。那個時代也沒什麼書可以讀，書太少了，全都是一些馬列著作、資本論之類。因為基本的生活環境是在農村和工廠，所以很自然就對農村、工廠和社會存在的問題進行一些思考。 DT：在農村和工廠這段時間，你有時間讀這些書嗎？你自己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什麼？ 華生：當時可以說是在田梗上讀完了馬列全集、資本論。雖然學了很多東西，讀了很多書，比如經濟學、西方哲學、社會主義起源等，都是沿着這個線索去學的，但當時的思想不是很成熟，對西方世界的了解還是有片面性。那個時候思考的更多的是這個國家、社會究竟應該往什麼方向發展，但並沒有形成很清晰的想法。 DT：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經歷對你進行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哪些幫助？ 華生：我上山下鄉的時間太長了一點兒，15~25歲的黃金年齡都是在那裡度過的，但對我還是有非常大的幫助。一是沒有完全浪費時間，在田梗上讀了很多東西，另外最主要的是對中國經濟、社會有一個深刻的體驗和認識。這也是我上個世紀80年代很快融入到改革開放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改革開放初期，我參與了一些經濟改革方面的討論，而且提出一些建議。我們曾經提出的幾個想法針對中國特點，富有中國特色，後來基本上都變成了決策。我想這些與我們這代人的經歷有關。因為長期和農民工人打交道，和他們的感情相通，想法也相同，所以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就會有很深刻的認識。 不管是對西方，還是對中國社會，你有求知慾，都想要了解所有這些東西，但是，必須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國的土地上。 DT：1968~1978年正是你15~25歲的黃金年齡，這期間你在農村、工廠，那麼，在你進入大學校園後，你的人生觀會有改變嗎？ 華生：好像沒有，但還是在發展、形成吧。讀大學、讀研究生，包括後來出國留學以後，視野更開闊了，認識問題會更全面些。 DT：你之前閱讀了很多關於資本方面的書，真正對經濟有感覺是在什麼時候？ 華生：1977年開始，氣候慢慢變暖，我就開始了解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1979年，我在南京大學學報第一期發表了一篇經濟學的論文。文章是1978年考上大學之前在工廠寫出來和投寄的。這和當時直接進校門的大學生不一樣，畢竟已經成年，有了多年的實踐和積累。那個階段還是大鍋飯時期，這篇文章我現在看了也有點驚訝，當時談的不是工廠管理，談的是資金要有償使用，應當採取資金利潤率去考核企業。 DT：1978年恢復高考，你進入大學，正好趕上中國經濟改革的大環境。你個人是怎麼和這個大的經濟環境結合起來的？ 華生：我那個時候主要是惡補數學和英語。因為我在高考的時候這兩門功課都不及格。別的知識都很好，尤其是社會知識，但就是這兩門功課不行，數學不及格，英語26個字母都寫不全，所以不守規矩，去數學系聽數學，跟英語班學英語。貪婪地求知。大學，研究生，後來還去英國讀書。所以說我是一個隨着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成長的受益者。 DT：你剛才談到受益的角度，如果從參與的角度來談，你又參與了哪些事情？ 華生：如果沒有改革開改，沒有恢復高考，我可能還在當地縣裡的工廠里，也上不了大學。大學畢業後考研究生來到北京，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有機會參與了改革開放的一些前沿的東西。這有一些偶然因素，因為我的導師們都是知名的經濟學家。當時百廢待興，會議很多，這樣就參與了一些改革開放的理論研究等工作。 從參與的角度來說，記得1982年來北京不久，就參與了中央銀行(當時叫人民銀行)改革研討會，與人行的領導對話，那個時候確實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跟領導也敢爭論，後來我的導師還去致歉。當時運氣比較好，正好遇到改革開放的好時機。 再有就是首屆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會即莫干山會議，我的論文入選之後，被邀請去開會。在那次會議上，我們五個研究生同學搞了個放調結和的價格雙軌制，受到會議的肯定，如果沒有大家的思路碰撞，也產生不出雙軌制，因為我們的想法不是從家帶去的。 20世紀80年代是時代的機緣，有人說是聲望的頂峰，無論是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還是在學術界的影響力，確實都有，那是一個歷史階段。 DT：當時你有兩件很自豪的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價格雙軌制，你是在一個什麼樣的背景下參與這件事情的？ 華生：價格雙軌制是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舉行的首屆全國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年會上提出來的。當時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中央領導同志的一些同志感受到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正面臨一個大的突破，需要一些對策性的意見，因而用徵集論文的方式網羅人才參與。記得王岐山、馬凱都是會議的核心組織者。我們都是因論文入選參會。當時我入選的論文寫的不是價格方面的問題。 會議價格組圍繞價格改革的思路掛牌通宵辯論，吸引了其他各組來觀戰助戰。論戰先是圍繞以調為主(大步調整或小步快調，田源、李劍閣為代表)，和以放為主(張維迎為代表)展開，爭了一二天，沒有結果，後來我和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傑幾個人，也都是研究生，提出計劃內調整、計劃外放開即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方案。 當時大家都是二十多歲、三十歲出頭的熱血青年，也不知會議有什麼背景，憑入選論文參會，滿腔熱情地為改革建言，大家都毫無顧忌，沒有偏見，得理不讓人。時至今日，大家一提莫干山，都記得當年挑燈夜戰，掛牌辯論的場景。 DT：後來你還提出過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的問題，這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來的？ 華生：雙軌制是1984年搞的，1985~1986年提出的資產經營責任制。因為莫干山會議後，我就較多地參加了關於改革的會議，被推着要從改革的全局上思考一些問題。在這個背景下，1985年底我們寫了一份報告《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報告的主要內容，1986年初分期發表在《經濟研究》雜誌上。 DT：你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是命題作文還是自願的？ 華生：不是命題。那個時候是團隊作戰，最後由我執筆。報告在1985年很快出來了，之後拿給領導看。當時我們就提出：國有資產的管理要有責任人。因為根據中國的情況，承包只是短期的做法，不是一個長期的出路。搞股份制也要有投資人，國有資產到底怎麼管？我們建議要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建立對國有資產管理的評估、考核和受益分享，同時競聘企業經理人，不搞行政任命。 這個改革，直到今天還沒有完成。當時提出國家要把所有對國有資產管理的職能劃到一個部門，這個部門要對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負責任，就是說國有資產要有責任人。 國家要以出資來參與企業利潤分成，這是今年國有資本要搞的事情，還沒開始。當時提出的全面競聘企業經理人，而且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下設，預算可以按照經濟區域劃分，不按行政區域劃分，這些到今天都還沒有做到。 DT：這之後，是不是參與度就更高了？ 華生：後來我參與了國務院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當然會議就更多了。那時候國務院經常打電話到社科院值班室，通知我們幾點幾點到國務院會議室去開會，對當時那樣的年輕學生、學者來說，確實是難得的學習和參與的機會。 DT：那段時間可以說是你上大學以來的第一個人生頂峰吧？你當時都見過哪些國家領導人？ 華生：20世紀80年代是時代的機緣，有人說是聲望的頂峰，無論是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還是對學術界的影響力，確實都有，那是一個歷史階段。當時並沒有覺得很了不起，因為你根本沒有時間、也來不及考慮這些事情。 那個時候很單純，沒有想過別的。我見過那麼多領導，但說和某位領導拉拉關係，以後謀個一官半職的，這個想法那時根本沒有。在國務院開會，領導當然都會見到，但是都很自然，氣氛寬鬆，只是研究問題。 當你該想怎麼賺錢的時候，你會想到的是這個制度有什麼問題，你的思維調不過來，因為你本來不是幹這個的。 DT：後來你為什麼出國了，有其他原因嗎？ 華生：就是去牛津大學學習，這是很正常的。我1987年初開始出國，1988年回來半年，1989年1月出國，後來又去劍橋大學工作，成了眾多海外學子的一員。90年代中回來以後，發現國內變化很大。 DT：出國之前你在社科院工作，回國後為什麼沒再回社科院？ 華生：因為我被除名了。我是1989年1月留學的，當時被除名有多種原因，說不清楚的，找個理由就被開除了。好像是1990年或1991年被開除的。社科院還把除名通知書寄給牛津大學校方，牛津大學看到這個東西，哭笑不得。 DT：這是你後來下海的主要原因嗎？ 華生：回來之後我的房子被收了，工作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我要吃飯要謀生，不得不下海，因為你什麼都不是了。 DT：之前你有想過下海經商嗎？ 華生：什麼都想過，就是沒有想過經商，因為我不適合經商。別人懷疑我，我也懷疑自己，我從來不會經商，因為我是學術思維，得理不讓人。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我還是下海了，否則你就出國。雖然我有英國的華僑身份，但我不願意出國，不願意長期留在國外。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你的根就決定了你在國內，回到自己的國家才能發揮作用。當然有海可以下也是因為改革開放，如果是計劃經濟，人離開單位就不能生存了。 DT：當年下海的時候幾個人，你們主要做些什麼業務？ 華生：當時我下海的時候就兩個人：我和我的一個同學，後來才慢慢做起來。一開始我們主要從諮詢、第三產業做起，因為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也因為沒有錢，當時我們引進ISO9000，中國需要這個，這是英國最先發明的，後成為國際標準。我們也曾經開過餐館，但倒閉了。 推動國內引進ISO9000、ISO14000等國際標準，我們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算是開拓者吧。這應該和留學經歷、海外背景有關。後來有人問我下海的經驗，我說很重要的就是開頭別有錢，這樣你犯不了大錯誤。 DT：到後來你的企業規模有多大？ 華生：幾年下來就有了一定規模，員工也很多。吃飯生存已經不是問題，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但是要把企業做大，做成一流企業，我的思維就不行了。遇到問題我總會想，這個政策好像有問題，不應該這麼定。思維總是在這方面有局限。當你該想怎麼賺錢的時候，你會想到的是這個制度有什麼問題，你的思維調不過來，因為你本來不是幹這個的。 DT：當時有很多經濟學家下海，也有很多被淹死的，你怎麼能夠倖免？ 華生：這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成功的企業家特別是一流的企業家都有他的卓越之處，這是天賦的，我認為自己肯定不屬於這種，但也還有一點兒素質。如果完全沒有，做起來也不行，必須具備那種敏感，那種把握，那種決策能力。所謂商場如戰場。 另一方面，這和我過去在農村、工廠的經歷有很大關係。雖然是書生，但還不完全是書呆子吧，知道現實世界是怎麼樣的，知道大家都是怎麼想的。 除了這兩點以外，我還有海外知識和信息的背景，這也是我能倖免的一個因素吧。 DT：你下海這幾年的時間，一直沒有關注資本市場嗎？ 華生：開始前兩年，我幾乎不讀書不看報，光顧着生存了。後來大致從1997年左右，我才開始慢慢關注股市，並且做些這方面的分析研究。 DT：後來你的公司交給別人打理了嗎？你的下海經商經歷，對你研究資本市場有幫助嗎？ 華生：是的，有一批同學打理。我們公司的領導班子都是同學，包括大學、研究生、博士的同學，像個同學會。 這段下海經歷對我很有幫助。我經歷了教科書上所說的經典的發展模式：個人—合夥制—有限責任—股份公司—上市公司。我還當過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DT：到底是什麼原因，又使你開始關注、研究中國股市，尤其是在股權分置方面，你有大量的思考呢？ 華生：大概和我在英國的經歷有關。我對金融有研究，既有實踐也有理論，但我在英國倫敦的金融市場買股票，卻賠得很厲害。回國後留了兩隻英國的股票。沒想到這兩隻股票反而讓我賺了錢。 回國以後，我發現大家都在炒股，我是做研究的，所以不光是想着大家賺不賺錢的問題，更多的是研究股市結構和制度問題。之所以能提出股權分置，這和我在西方的經歷也有關係，因為能做不同市場的比較，否則你怎麼能看到它的缺陷？有比較，有分析，再抓住主要矛盾，這樣就在1998年初發表了股權分置的文章，提出這個制度缺陷必須改革。 DT： 2001年6月你寫了一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號》，事實證明你的判斷是對的。你當初是基於什麼判斷得出這個結論的？ 華生：我當時對熊市的判斷，主要是跟股權分置的理論有關係。在大家還不接受的時候，我就認為，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產權界定不清楚，是一個重大的制度問題，而國有股減持一推出，實際上是不承認這個差別，因而必然會損害流通股股東的利益。這樣流通股價要大跌，就是股市要大跌。我認為這個錯誤如果不改，將會給中國股市帶來一場浩劫。雖然我的這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號》話說得很絕對，但我確實有這個理論信心和勇氣，因為畢竟從1997年開始，在沒有人重視和承認時，我一直在研究這個股權分置問題，研究了四五年。 DT：當時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有沒有一些障礙，或者一些質疑？ 華生：當時這篇文章寫出來的時候，很多媒體都不發，寄給南方一家有名的報紙，也不發。實在沒辦法，我在自己主辦的刊物《時代財富》上發了。出來以後，誰也沒有轉載。有一次我出差，在飛機上看到《中國民航報》上轉載了這篇文章，我還很欣慰，自己安慰自己，看來還有人識貨。 DT：那麼2005年《市場轉折的信號》一文，你又是怎麼得出結論的？ 華生：當時我的判斷依據還是部分的和我對股權分置的判斷有關係，因為股改拉開了序幕。當試點方案推出來的時候，被整個市場認為是災難，其實恰恰相反。我認為，股權分置改革拉開序幕，是市場轉折的標誌，是牛市悄悄來到我們身邊。實際上這兩次的觀點不是說誰能神機妙算，只是說如果理論和方法正確，對市場趨勢的判斷就會準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