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鮮為人知的那些事

包拯鮮為人知的那些事，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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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鏈接包拯

包拯是北宋仁宗時代的名臣，是歷史上著名的好官、清官。《宋史·包拯傳》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這個記載，不僅說明包拯剛毅為官，使「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而且為政多創舉，如他改革了訴訟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狀，得通過「門牌司」層層上遞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這個機會訛詐百姓。包拯裁撤門牌司，人們可以直接接觸辦案官員，使「吏不敢欺」。

包拯的剛正不阿、一心為公、兩袖清風、明察秋毫等品質與為政行為，不僅在歷代影響都很深遠，對今人亦不無啟迪。

激濁揚清剛直

包拯，字希仁，安徽廬州人。北宋天聖進士，先後任天長縣令、權開封府、監察御史、龍圖閣直學士、樞密副使等職，人稱「包青天」。監察御史掌管監察百官、巡視郡縣、糾正刑獄、肅整朝儀等事務，包拯任監察御史，曾直面天顏三諫反對超擢張堯佐。

張堯佐是宋仁宗寵妃張貴妃之父張堯封的堂兄，志大才疏，為人淺薄，卻憑藉張貴妃的這層裙帶關係，在仕途上春風得意。最初，張堯佐被委任為「三司使」。包拯極力反對，向皇帝諫議說，像張堯佐這樣的人，就連小官也沒有資格做，更不用說「三司使」這樣顯赫的大官了。但是，宋仁宗一心想討張貴妃的歡心，不但不理會包拯的諫議，反而又加封張堯佐為節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繼續上諫，堅持怒責張堯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聞，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張堯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進諫，痛加陳詞，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當面辯論起來，終於迫使皇帝罷了張堯佐的官。張貴妃老大不高興，一再在仁宗耳邊吹風，為其伯父張堯佐說情。宋仁宗告訴她說：「包拯進諫時，唾沫直濺到朕的臉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還在當御史！」

宋祁是北宋文學家。天聖二年進士，官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曾上疏認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費」，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費是道場齋醮、多建寺觀、靡費公用，主張裁減官員，節省經費。並與歐陽修等合修《新唐書》（《新唐書》大部份為宋祁所作），書成，進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景文，與兄宋庠並有文名。宋祁本是殿試時的狀元，宋庠為探花，但章獻太后劉娥不同意，謂弟不可以先兄，將宋庠定為狀元，而置宋祁為第十名。世人稱譽兄弟倆為「雙狀元」，分別稱為「大宋」、「小宋」。

宋祁詩詞語言工麗，因他的《玉樓春》詞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世稱「紅杏尚書」。王國維曾贊「『紅杏枝頭春意鬧』，着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人間詞話》）。

但宋祁的生活作風極差，奢糜享樂，痴迷於蓄妾納妓。他在任益州知州時，每頓飯必不少於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葷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葷半素的菜。他還養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別為他搖扇、捶背、敲腳。在他下榻的床邊，每夜都有一名丫環通宵守候，照顧他的隨時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計地將她納為小妾。他道德敗壞，醜聞很多。後來，宋祁回到朝廷，被任命為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包拯多次向皇帝上書揭發宋祁的醜行，終於使朝廷罷了宋祁的官。

「三司使」張方平也是被包拯參倒的。張方平早年多作古文，善論時事，享名一時。他對眉山蘇洵及其子蘇軾、蘇轍都十分欣賞，並積極為之延譽。曾推薦蘇軾為諫官。包拯參張方平的理由是抨擊其假公濟私。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京城開封發生一起因房屋歸屬產生的糾紛案。當時京師有個叫劉保衡的富商開了一家酒場，但卻經營不善，欠下官府一百餘萬文酒麴錢。主管國家財政的「三司使」張方平屢次派人督催劉保衡還債，劉保衡自然不敢與官府抗衡，不得不變賣家產以還債。劉保衡的房屋甚是豪華氣派，張方平在劉保衡拍賣家產時，以較低的價格買下了他的房屋。

這件事後不久，平地再起風雲，劉保衡的姑姑到開封府告狀，說劉保衡並非劉氏後代，而是一個無賴地痞，無權賣掉劉氏祖宗基業。開封府派人調查後，發現劉保衡姑姑所說的情況屬實。如此一來，當初購買劉保衡房屋的三司使張方平就成了風口浪尖的人物，嫌疑極大。包拯當時任御史中丞，立即上書彈劾張方平，指責他身為三司使，卻乘人之危，賤買所管轄富民的住宅，寡廉鮮恥，實在駭人聽聞，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處之以高位。張方平因此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職務。

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利用職權，「興販私鹽一萬多斤」。案情揭發後，張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審理。按法例，販賣私鹽的罪行輕重，是依照查獲私鹽的數量來定刑的。數量越多定罪越重。張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販賣私鹽，數量雖多，但是轉手迅速，從來不留倉儲，被查獲的數量並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時，也無計可施。包拯主張不能過分拘泥成法。他說，張可久身為轉運使，竟然目無法紀，公然販賣私鹽，如果以「見捉獲斤兩條貫定斷」，則「議罪必輕」，因此要求「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管」，加重處罰。」在包拯的堅持下，張可久受到嚴厲制裁，被流放到邊遠的荒蠻之地去了。」

有一個叫任弁的官，也撞在了包拯的槍口上了。任弁在擔任汾州知州時，役使一百多名兵士為他做私家工作，占用的工役達二萬三千六百多個，折合細絹一千六百餘匹。根據宋朝的法律，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罪行，不僅要做出賠償，罰銅十斤，還要充軍到三千里外的邊疆去。仁慈寬厚的宋仁宗體恤任弁對朝廷有功，御筆一揮，免去了他發配充軍三千里外的刑罰。包拯上書據理力爭，他說，作為知州這樣的大官，利用職權，公器私用，知法犯法，不能隨便減輕對他的懲罰。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包拯還留下了一則七斗王逵的故事。王逵在任地方官時，橫行不法，隨意增派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萬貫。他把搜刮來的錢財，大量賄賂京官，謀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殘忍，並且隨意殺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轉運使時，百姓聞風逃散，紛紛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但王逵一直受寵於上，平步青雲，甚至升到淮南轉運使的高職。包拯為民請命，七次上書朝廷罷免王逵，而且言辭一次比一次猛烈。在包拯的不斷彈劾下，民怨甚大的王逵終於被削職了。

在官場，敢于堅持原則激濁揚清，是最可貴的品質。這一點，包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可謂戰果纍纍。

論人處事公道

宋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這就是歷史上着名的「慶曆新政」。此時，包拯剛剛從地方調進中央，雖然他年紀不小了，但在大佬雲集的朝廷中尚書於小字輩。

這場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着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改革派與保守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把包拯從端州拉到監察御史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在朝中大臣們的眼裡，包拯當屬於保守派序列。

「慶曆新政」以革新吏治為第一目標，其重要舉措之一，就是由新政的執行者范仲淹等向各地派出按察使，專門監督地方官吏。按察使一句話，就能決定地方官是上中央還是下監獄，正所謂大權在握、為所欲為。

包拯上奏章一篇雄文：《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快，關於「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敗的爭論達到白熱化。宋仁宗開始意識到，改革派官員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樣有人渾水摸魚。在中央機關資歷甚淺的包拯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使保守派大臣們喜出望外。

但接下來包拯做的事情，讓保守派們瞠目結舌：1045年新春，范仲淹罷相離京，新政失敗，保守派彈冠相慶。誰料這當口上，包拯一篇《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洋洋灑灑，大談范仲淹用考試選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應該維持下去。

保守派們想錯了。殊不知，在包拯的眼裡，沒有派系，只有公道人心；沒有黨爭，只有實事求是。沒有利益集團，只有社稷江山。

為官兩袖清風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由天長縣調任肇慶知端州。包公在肇慶做官時的一些故事，至今仍廣為傳頌。如倡導開鑿水井、興建星岩書院、愛護百姓嚴懲貪官污吏、包公擲硯等。

聞名遐邇的「文房四寶」之一端硯就產自肇慶。端硯已有1350多年的悠久歷史，早在唐朝時候，端硯就聞名全國了。宋代時，端硯是朝廷欽定的貢品，當時的權貴、大臣、學士們都以家中存有幾方端硯為榮。因此，歷任知府為巴結權貴、討好上峰，都要向民間工匠和作坊無償索取比進貢數量多幾十倍的硯石，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包拯到任後，翻閱前任文卷，發現上任知州額外徵收端硯太多。按朝廷進貢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塊。可去年的登記中，寫的都是「三十又六方」。這三十六方比朝廷的要求高出數倍!包拯於是下令：按朝廷規定，進貢之端硯每年只做八塊。包拯令出必行，歷年來為制硯不堪其苦的硯工們和老百姓的愁眉終於得以舒展了。

包拯在肇慶知端州三年，政績彪炳，深得民心。端州人民在城內建包公祠紀念他，在鼎湖區硯洲島建包公廟奉祀他。他在端州任內寫有一首言志詩，刻藏於包公祠內。詩曰：「清心為治本，有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鈎。食充燕雀喜，草盡兔狐愁。往哲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其意是：廉潔奉公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嚴守正道是自身的要求。道德品質優秀的人，終究要成為國家的棟樑。要剛毅正直堅貞不屈，像鋼鐵那樣直而不鈎。要糧倉充實民康物阜，燕雀喜啾啾。要開荒修渠擴耕地，讓狐兔無處而發愁。歷代聖哲給我留下了寶貴的訓示，我決不會給後人留下愧與羞！

包拯在端州確實做到了兩袖清風。離任時，就連他平時在公堂上用過的端硯，也造冊上交了。

相傳包拯離開端州的那天，當船行至西江羚羊峽時，忽然狂風大作，烏雲滿天，波浪翻滾，船隻不能前行，包公大驚，立即命隨從仔細搜查船艙，看是否有非分之物。隨從知道包拯的脾氣，趕忙拿出一塊用黃布包着的東西，戰戰兢兢地雙手送到包拯的面前，說是肇慶市父老臨別時贈送以表心意的，包拯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方雕刻精緻的端溪名硯。他雖然十分喜愛，但心想：這是端州人民的寶貝，我不能帶走。於是二話沒說便把它扔進洶湧澎湃的西江。

說也驚奇，江面立即風平浪靜，陽光普照。在包拯擲硯的地方，慢慢地升起了一片綠洲，後人稱它為「硯洲」。

斷案明察秋毫

包拯年輕時，曾當過天長縣（今屬安徽）縣令。一日，有個農民到縣衙告狀，說他的耕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宋代為保護農業，曾頒布法令，嚴禁屠宰耕牛。）但是由於兇手是趁着夜間休息的時候作案的，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因此判斷起來非常困難。

包拯問：「你來告狀，別人知道嗎？」那人回答：「不知道。」

「耕牛被割去舌頭，鄰居知道嗎？」「我沒有跟別人說過，別人也應該不會知道。」

包拯心裡一下有了計策，對告狀的農民說：「聽我的吩咐，你回去偷偷地把牛殺了，把肉賣出去。但切記一定不要聲張。我會有辦法找到那個割牛舌的人。」農民雖然心裡有些疑慮，但仍然按包拯的囑咐去做。隔了沒幾天，有個人跑到縣衙告那個農民私宰耕牛。包拯知道這個人就是割牛舌的兇手，看到他自投羅網，心裡很高興。他聽完訴狀，大喝道：「大單刁民，你為什麼要割掉耕牛的舌頭？」

那人萬萬沒有想到包拯會查出自己，頓時呆若木雞，只得供認出割牛舌的經過。

原來，此人是牛主人的仇人，想害牛主，便偷偷地割了牛舌頭。他以為牛沒了舌頭便不能吃草，牛主人只能將牛殺死，這樣就要觸犯私宰耕牛的法令，想藉此陷害牛主人。聰明過人的包拯，將計就計，找到了割牛舌的人，並依法治了他的罪。

此案的順利告破，使包拯贏得了斷案入神的美名，由此也可看出包拯的智慧。智慧型的領導，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是受人尊敬的。

1061年，包拯官至樞密副使（副宰相職），成為中樞重臣。這一年，他63歲時。一年後，包拯一病不起，宋仁宗親自到了包拯家裡，探視病情。這是君臣倆的最後一面。1062年5月，包拯病逝於開封，舉國哀慟。

歐陽修曾以這樣的文字評價包拯一生：「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着在朝廷」。可謂是對包拯的中肯之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