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稟篇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初稟篇》是東漢思想家、文學批評家王充創作《論衡》中的一篇文章。
作品原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為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
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媼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
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資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強，強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為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強自為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栽櫱，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有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硃草之莖如針，紫芝之栽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
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為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
《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效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之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雲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佑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吉，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烏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於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何。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1]
作者簡介
王充（27～約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出身「細族孤門」，自小聰慧好學，博覽群書，擅長辯論。後來離鄉到京師洛陽就讀於太學，從師班彪。常游洛陽市肆讀書，勤學強記，過目成誦，博覽百家。為人不貪富貴，不慕高官。曾做過郡功曹、州從事等小官，因政治主張與上司不合而受貶黜。後罷官還家，專意著述。晚年漢章帝下詔派遣公車徵召不就。漢和帝永元年間，病死家中。王充代表作品《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是中國歷史上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