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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盼遂(1896~1966),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1]。名銘志,字盼遂,河南信陽市淮濱縣蘆集鄉(曾隸屬於河南息縣)劉套樓村人[2]。他師從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等大師,一生淡泊質樸,痴於藏書,有活字典之稱。19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文革中收藏的大量價值連城的善本古籍被焚毀或送去燕山造紙廠造紙,部分被康生取走。1966年8月劉盼遂與妻子被批鬥身亡,時年70歲。


中文名 : 劉盼遂

逝世日期 : 1966

出生日期 :1896

名 :銘志

目錄

1簡介 2主要階段

簡介

劉盼遂(1896~1966),原名銘志,河南信陽人。早年師從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等大師,一生淡泊質樸,痴於藏書,有活字典之稱。北師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28年畢業後執教於北京女師、清華大學、燕京、輔仁大學。19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文革中收藏的大量價值連城的善本古籍被焚毀或送去燕山造紙廠造紙,部分被康生取走。1966年8月與妻子被紅衛兵批鬥致死。

主要階段

劉盼遂早年就讀於山西大學[3]。曾任山東第二女子師範、曲阜第二師範教員。1925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考試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師從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等先哲。1928年畢業後,先後執教於河南中州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河南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1920年代末,劉盼遂先生曾與王重民、孫楷第、張西堂、謝國楨、王靜如、羅根澤、孫海波、肖鳴籟、齊念衡、莊尚嚴、傅振倫等組織「學文」學社。1946年起,開始擔任北京師範大學(當時稱北平師範學院)教授。

劉盼遂先生一生從事對古代文獻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經學、小學、 史學、文學、鐘鼎、甲骨、校勘、目錄等方面造詣精深。尤精於小學,即音韻、文字、訓詁等學問,曾出版《文字音韻學論叢》、《段王學五種》等著作,對古音分部和段王學的整理與研究,遠邁前賢,達到新的領域。他還善於將小學的學問運用於箋釋、校勘、辨偽、輯佚、考古等方面,著有《論衡集解》,此書被葉聖陶先生贊為「建國後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顏氏家訓校箋》、《顏氏家訓校箋補證》、《世說新語集解》、《天問校箋》等著作,以及《穆天子傳古文考》、《嫦娥考》等論文,在學術界也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人們研讀、徵引的重要根據。

在三十年代李唐族源的爭論上,劉盼遂先生曾發表《唐代白氏為蕃姓之史料二事》和《李唐為蕃姓考》、《李唐為蕃姓續考》、《李唐為蕃姓三考》等,力主 「李唐為蕃姓」之說。這些文章根據新舊《唐書》、《資治通鑑》、《酉陽雜俎》、《太平廣記》等眾多文獻中有關史料證明其 「李唐為蕃姓」之立論。其立論之依據前後共達17條,讀者不得不為其紮實的史料功夫稱嘆。

他還曾與郭預衡共同主編《中國歷代散文選》。曾任河南通志館編纂,參與編寫了《長葛縣誌》、《太康縣誌》、《汲縣誌》。在清代學術史研究方面,著有《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譜附伯伸先生年譜》、《段玉裁先生年譜》、《經韻樓集補編》。他還著有《〈論衡〉注刪要》、《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論衡校箋》、《後漢書校箋》,《唐寫本世說新書跋尾》、《「世說新語校箋」敘》、《「世說新語校箋」凡例》,《說文師說》、《中國文法複詞中偏義例續舉》、《反切不始於孫叔然辯》、《黃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兌》,《甲骨文殷商廟制徵》、《由周迄清父子之倫未全確定論》、《赤子解》、《中華人種西來新證》、《齊州即中國解》、《義山錦瑟詩定詁》、《"永樂大典"漫談》等論文。

劉盼遂先生做學問可以用「朴」字概括,樸實無華,而又博大深邃,可謂繼承了乃師王國維的風格。而他做人也可以一個「朴」字概括,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社交活動,也從不在背後隨便品評他人。他在清華的老同學謝國禎也曾善意地勸他多參加些活動,而劉先生則講了句很有趣味的話:「謝多情,劉寡慾!」頗有《世說新語》的味道。但劉盼遂也不是不懂情趣的人,春秋假日,他常帶學生野外郊遊。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好好先生,卻在1966年8月下旬被紅衛兵揪斗致死。對於劉盼遂先生的死,謝國楨先生寫有一篇《記清華四同學》,談到劉盼遂之死時,他說:「六六年秋……余於八月二十一日晨,訪君(按:指劉盼遂)於其保安寺寓廬,時夜雨初過,君院中所植盆荷正開,荷葉迎風,花紅映日……而余家中……蕙蘭,含苞待放,清香撲鼻,乃邀君至余家看蘭花,酌以清酒,君飽餐而歸。當時余有句云:『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蘭蕙茁新葩;握手言歡從此去,建國門外即天涯。』孰知竟成讖語。八月二十三日余受衝擊,君遂以自沉,卒年七十有一。是月之晦……過君保安寺之舊居,則見夕陽在牆,板扉洞開,出入無人。猶聞笛聲,《廣陵散》自此遂絕,無異讀潘岳之《懷舊賦》也。」可謂字字含情,句句孕淚,悲憤之情含而不露,讀之令人心酸。

斯人已逝,但無可否認,劉盼遂作為近現代少有的古典文獻學家,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精神將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另外,劉先生還是一位藏書家,其豐富的藏書也是一份珍貴遺產。劉先生在文革被打死的時候,家中的豐富藏書被洗劫一空。康生聽說劉先生死了,立即派戚本禹到先生家裡去抄家,實際上是去挑書。劉先生所藏的幾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圖書全部被挑走。文革後,這些書有一部分還了回來,放到了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其中一部宋版的《十三經註疏》被國家圖書館拿走占有,只給了劉先生的兒子5000元了事。不過2002年6月,劉先生那一批二千八百餘冊的藏書,由北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轉贈給北師大圖書館,實在令人欣慰。

更令人高興的是,北京師範大學聶石樵教授花了20餘年,悉心整理出版了《劉盼遂文集》。該文集搜羅到的文章涵蓋了劉盼遂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文字,展示了他遍征古代文獻,出入語言文字與文學、歷史諸多領域的研究成果。正如聶石樵教授在前言中的精闢概括:《文集》體現出劉盼遂在小學、經學、史學、文學、校勘、目錄方面的專心潛研。他繼承了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而又將其發揚光大,不僅以小學通經,更以小學通史、通一切古籍,從正經、正史到戲曲、小說,乃至敦煌曲詞與民俗方言,均在其研究的範圍之內,反映了民國學人在學術認識上的現代性,也昭示了古典文獻學在新的時代里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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