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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貢泉 冀貢泉，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著名的法學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為新中國的法律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生平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中秀才。光緒三十年參加學台「徵文」考試，被錄取入山西大學堂。光緒三十一年參加山西省官費留日考試，名列第一。民國2年(1913)，因蔡元培離開教育部，冀回到太原，任山西法政學校校長等職。帝制失敗後，又兼任了山西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民國16年(1927)，山西參加了北伐戰爭。冀出任山西司法廳長、國民黨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長。民國18年自請裁撤了司法廳，將全體人員編名法院，他自己卻隻身引退，到山西大學教學去了民國21年，冀被任命為山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冀終於「七七」事變前，以父病為名，辭職歸里。
民國26年(1937)秋，日本侵略軍進逼山西，冀攜帶老父、幼子撤至漢口。
1939年赴美國，任《華僑日報》主編。
民國36年(1947)，看到國內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冀懷着迎接新中國誕生的喜悅心情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法律系主任。冀貢泉著述頗豐，著有《倫理學》、《法學通論》、《法律哲理》、《中外條約述要》等。翻譯作品有《羅斯福總統言論集》。
1949年後，歷任中國政法大學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山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協委員、省文教委員會主任、省政協副主席等職。曾參加起草《婚姻法》和釋放日本戰俘的工作。 1967年8月，病逝於北京北池子寓所，終年85歲。
其子冀朝鼎、冀朝鑄也為祖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原聯合國副秘書長冀朝鑄的父親冀貢泉先生(1882—1967)，1882年出生於我市建昌村，是一位中外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愛國民主人士。解放後曾任中國政法大學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文教委員會主任、省政協副主席(1—3屆)。
1939年至1947年，冀貢泉先生在美國旅居了8年。他那鮮為人知的經歷，始終同祖國的命運、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緊密聯繫在一起。現記述如下，藉以紀念這位值得尊敬和懷念的愛國者。
奉周恩來派遣赴美工作
冀貢泉赴美國是受周恩來指示而行動的。
1939年，冀貢泉長子冀朝鼎由美歸國。冀朝鼎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獲得洛克菲洛基金會提供的一筆資金，進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此次回國就是為了搜集資料。當時，冀貢泉在漢口租界開業做律師。父子相見，當然非常高興。沒多時，日軍進逼漢口，冀貢泉一家急忙包了一架水上飛機飛往重慶。周恩來同志原來準備安排冀朝鼎去延安工作，那知冀朝鼎突然得了急性闌尾炎，急忙住院治療，錯過了去延安的機會。周恩來同志改變了決定，召見了冀貢泉和冀朝鼎，要他們去美國，做擴大反法西 斯統一戰線的工作。
據聯合國副秘書長夫人汪向同在《我的丈夫冀朝鑄》一書中披露，當時周恩來同志交給冀家父子的任務有兩點：一是在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戰爭期間，促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壯大；二是促進中美人民友好，並促使美國人民支持中國人民抗日，建立新中國。
冀貢泉很高興地接受了任務，攜夫人張陶然、長子冀朝鼎、四子冀朝理、五子冀朝鑄和女兒冀青離重慶，經昆明、西貢、新加坡、法國，輾轉萬里，於1939年1月初抵達美國紐約。從此，開始了旅居美國的新生活。
擔任《華僑日報》主編
冀貢泉到美國不久，就同在美國的中共地下黨員徐永瑛和唐明照接上了關係，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精神，共同創辦了《華僑日報》，由冀貢泉擔任主編。這份報紙成為我黨在美宣傳抗日的重要陣地，在當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今一些健在的華裔老人提起當年的《華僑日報》，仍記憶猶新，倍感親切。
當時冀貢泉全家生活相當艱難，冀貢泉在《華僑日報》的收入很微薄，不足維持生計。據冀朝理和冀朝輔(志楓)介紹，他們的母親張陶然女土擅長繪畫，曾通過賣畫獲得一些收入，用於補充家庭開支。冀朝鑄夫人汪向同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當時的生活：「一家五口，在紐約曼哈頓東城下區第十二街租了一套公寓，每月房租35美元。小小的朝鑄看到破舊的公寓樓里，蟑螂螂滿地爬，牆上的白灰一塊一塊地往下掉，驚奇地說：「誰說美國很富，美國窮得很啊！」
人物軼事
冀貢泉與魯迅
——心靈的交流
1959年11月，時任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冀貢泉和其子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銀行副董事長冀朝鼎出席了全國政協的一個晚會。在這裡，他見到了魯迅先生的遺孀許廣平。他們談起了魯迅。談起當年與魯迅先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時的交往。冀貢泉先生回憶他和魯迅先生在教育部時，是「同司同室」，「同司」是社會教育司，當時由夏曾佑任司長；同室則是兩人在社教司一間大統屋內辟出一單間同桌辦公。許廣平見到魯迅先生當年的「老同事」，感慨萬端，遂請其「寫些回憶錄作紀念」。冀貢泉先生「慨然俯允」。回去後夜不能寐，回想當年與先生在一起的歲月，心緒萬千，寫成《我對魯迅壯年的幾點印象》一文。
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東風》上，這是一篇回憶魯迅北京教育部時期的重要文獻。文中，冀貢泉談到他對「魯迅壯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書，不把時間浪費在閒談上。」、「不苟言，不苟笑。」、他愛提「人定勝天」這句話、「他對民主的態度，是非常熱烈的。」、「他的生活勤勞樸素」……在冀貢泉心目中的魯迅，是「直、諒、多聞的益友」，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君子。」
1963年6月16日，冀貢泉先生在回憶自已82年間的生活歷程的時候，也說到自己和魯迅先生的這段交往：「u2018辛亥革命u2019那年，從日本回到上海，南京臨時政府已經成立，我給教育部的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提了個建議，他要我到南京（時在1912年，在教育部擔任了一名部員）。接識了周樹人先生（魯迅先生是1912年2月在教育部任職的）。後轉北京仍任部員。他也到了北京，他也是留日本學生，我們時相過從，認為知已。魯迅日記有三處提及我，我很受他的影響。常認為工作開始的時候，遇到這樣的朋友，是一生的大幸。」冀回憶魯迅當年「根本不喜歡同人們攀談，除非有公事要商量。」、但兩人「同桌辦公」。「恰好我們倆人都喜歡讀書，我們每天對面坐下來各讀各的書。記得好象他是經常讀的一本西文書（德文，他在日本學醫，懂德文），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
從魯迅先生的日記可知，1913年4月27日，魯迅等「同人」曾在「勸業場」小有天飯店「公宴冀公貢泉」，那大概是為冀返歸故里餞行的。可以說，兩人交往的時間也就是一年多一些。而就是這一年，兩人卻結下了終生的友情。以至在50年後，仍使年過八旬的冀貢泉感慨不已，讓他的夫人張陶然女士把這段歷史記下來，把他對魯迅先生的敬仰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