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虛法師簡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倓虛法師簡介,倓虛法師（18751963）法號隆銜，俗姓王，名福庭，是佛教天台宗近世傳人，當代中國佛教界著名法師之一。中年出家，隨近代天台宗高僧諦閒法師修學，在興辦佛教教育，建設佛教道場方面有突出貢獻。1925年，諦閒老和尚向倓虛傳天台宗第44代法卷，倓虛法師成為天台宗第44代傳人。曾代表中國佛教界出席在日本召開的東亞佛教聯合會。創建營口楞嚴寺、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復興瀋陽般若寺、復興瀋陽永安寺、天津大悲院、西安大興善寺等，在北京彌勒院開辦佛學院並主持北京古剎法源寺。主要著作有《陰陽妙常說》《金剛經講義》《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義》《大乘起信論講義》等，已出版24種。因其佛學造詣深厚，功德卓著，以他為代表的佛學學派被稱為湛山學派。
目錄
原文
倓虛法師事跡
在清末民初那一段時間，華北（包括東北在內）的佛教非常衰微。並不是華北沒有寺院，也不是寺院中沒有僧寶，而是僧寶不弘法，才造成了佛教的衰微。華北的佛教，歷來都以北京為中心，在倓虛法師所着的《影塵回憶錄》一書中，有一段民國初年北京佛教情況的記載：據佛教會登記調查，全北京城，大小有一千一百多處廟，在這麼多廟子裡，沒有一處請法師講經的，而且聽經的時候，他們連聽都不聽。因為清朝以來，北京的舊風氣，都是以經懺和交際為主，如果能經懺佛事拿得起來，再能交上某督撫，或提督或王爺，就成功了。所以，他們的生活都很舒服，然而卻沒有人發心來弘法。 首善之區的北京如此，偏遠之地的東北可想而知。一直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出身於四明山觀宗學社的倓虛法師到東北「辦僧學」，東北廣大地區才有了弘法的法師。要了解倓虛在東北弘法的經過，須先自他早年出家說起。
早年出家
釋倓虛，俗姓王，名福庭，出家後法名隆銜，法號倓虛，他是河北省寧河縣北河口北塘莊人，清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出生。
寧河縣位於天津百里之遙的海濱，由於靠海，所以土地鹼性重，不能耕作，居民世代以曬鹽為生。後來由於人口增多，鹽灘不夠曬，一部分人改行捕魚，一部分人泛船貿易，往返於山東、奉天一帶販賣糧食。倓虛的父親王德清，就是以泛船貿易，到各地做買賣為生。
倓虛的母親張氏，在未生倓虛前已生了七、八胎，都沒有養大，三十六歲時又生了倓虛，倓虛是他父母唯一存活的兒子。到了十一歲時，才進入私塾讀書，本來當地人家的孩子，多數不入塾讀書，小時候遊蕩，大一點就隨大人幹活。倓虛是獨子，他母親怕他隨着村童去打魚摸蝦出意外，才送他入學塾中。倓虛的天分不高，常因背不出書捱老師的打。他人又老實，不敢逃學，只有常常裝病不到學塾去。就這樣，斷斷續續讀了四年書。
十四歲時，母親送他到一家字號益隆智記的鋪戶學買賣，學了半年，他覺得乏味，就辭職回家。在家賦閒了兩三年，看了不少的章回小說，如《西遊記》、《封神榜》等。十七歲時，他母親為他娶了親。那時是光緒十七年盛暑，當地鬧時疫（霍亂），村中死了很多人，他一家人命大，沒有被傳染。婚後數年間，他迷上了外道，想學「長生不老」之法。什麼金丹道、西華堂、歸依教，以至於基督教、天主教他都入過；什麼煉丹、運氣、點竅也都學過，最後他發現全是騙人的，所以都放棄了。
二十歲到三十歲這段時間，他做過買賣，到軍營中當過差（記帳），逃過難，做過工，還擺過卦攤。其間經過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侵、日俄戰爭等事件，直到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他才有一分安定的工作，那是在營口一所宣講堂任宣講員，後來轉任督講。
在以上十年間，他家庭中也發生了極大的變故，他二十歲時父親逝世，二十六歲時母親病故。在此期間，他的長女、長子也相繼出生，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他把家眷也遷到營口。他在宣講所那幾年，有暇就看醫書，在中醫藥方面頗有心得。家眷遷到營口，生活擔子加重，為了生活問題，他離開了宣講所，湊錢開了一家中藥鋪，字號是東濟生。他在藥鋪里，一方面行醫，一方面看善書，也研究佛經。
他那些年朝夕研讀的，是《楞嚴經》。還有幾個志同道合，一同研讀《楞嚴》的朋友，其中最熱心的是劉文化。劉文化曾特別到北京嘉興寺去請《楞嚴》回來大家閱讀，到後來他就有了出家的心愿。四十歲時，曾到北京附近的懷柔縣紅螺山資福寺，向寶一老和尚請求出家，但別人對寶一說：「他是營口的名醫，有妻子兒女。」寶一和尚沒有接受。到了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他已經四十三歲了，感覺到人命在呼吸間，世網縈纏，終無了期，便毅然放下一切，假藉回家修墳墓，就這樣離家到了天津。
他到天津的清修院，找到一位他在紅螺山認識的清池和尚，要求出家，清池以他已研究佛經多年，應該拜一位尊宿為師，就帶他到淶水縣的高明寺，求純魁禪師代他已入寂的師兄魁印禪師收倓虛為徒弟。這位俗名王福庭的中醫先生，就在高明寺剃度出家了。剃度後，仍隨清池回到天津清修院，他雖然年已四十多歲，但未受過戒，仍是沙彌身分，在清修院打鼓撞鐘，收拾佛堂，打掃院子。
倓虛出家那一年的秋天，寧波觀宗寺的諦閒法師傳戒，倓虛認為機會難得，於九月間南下寧波，在觀宗寺受具足戒，受戒後就留在諦閒法師所辦的佛學研究社，學習天台教法。他在社學習期間，發憤忘食，十分努力。很受到諦老的重視。事實上，諦老也因為弟子多是南方人，北方佛法衰微，他希望能培育出幾位北方弟子，以復興北方的佛教。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北京的佛教居士們發起「戊午講經會」，推徐蔚如居士專程南下，請諦閒法師到北京講《圓覺經》。諦老以倓虛是北方人，帶着他去，語言溝通上方便些。另外同去的，還有仁山法師和戒蓮法師。諦閒在北京，一部《圓覺經》講了三個多月，蔣維喬和江味農兩位居士記錄了一部講稿，諦老為之題名為《圓覺經親聞記》。七月間，諦閒師徒南返，當時的交通總長葉恭綽、鐵路督辦蒯若木合贈了二仟銀元，其它居士也各有饋贈，諦閒後來以這筆錢把觀宗寺的「佛學研究社」，改為「「觀宗學社」，成為當時一所很有名的僧教育機構。這次的北京之行，倓虛也和葉恭綽、蒯若木、蔣維喬、江味農、徐蔚如等諸大居士締交。以後他的弘法事業，得到這些人的護持與支持。
倓虛回到觀宗寺，在觀宗學社又苦學了兩年。民國九年（一九二○年）秋間，三年修學期滿，辭別諦老行腳參訪，與觀宗寺派往北京請藏的禪定和尚同行。禪定為了籌募請藏時要繳的印費，偕倓虛向當時的段執政祺瑞募化了一千元。以後請藏的事有禪定辦理，倓虛應北京佛教籌賑會主任馬冀平之請，到河北省井陘縣城(現河北省石家莊市井陘縣天長鎮)的顯聖寺講經一個月(井陘是倓虛大師講經生涯的開端)。請經結束，回到營口，探視先前一同研究《楞嚴經》的朋友和妻兒。後來他的妻子也皈依念佛，翌年第四個兒子王維翰也發心出家，就是後來在北京極樂寺任住持的大光法師。這都是這次回家的度化之功。 他和禪定和尚到北京時，原本是禪定介紹他到奉天的萬壽寺協助方丈省緣辦僧學，結果到了營口，他早先宣講所的朋友和一同研究《楞嚴經》的朋友，如王
志一、陸炳南、於春圃等，都鼓勵他留在營口弘法，大家支持他建立一所楞嚴寺，以為他們當年共同研究《楞嚴經》的紀念。因緣誠然不可思議，他那班朋友都沒有什麼經濟力量，但無意中得到一位信佛的善士姜軼庵資助，以六千元買下一塊七十畝的土地，這樣建寺的事就有了頭緒。但以建築費一時尚無着落，他先到奉天萬壽寺去辦僧學堂。在東北他又認識了幾位居士，都捐了錢，陸炳南等人在營口也找到一些慈善人士捐助，這樣楞嚴寺就開始興建了。前後經過了十年之久，一所具有相當規模的《楞嚴寺》竣工了。倓虛不去任住持，他推薦了時任寧波天童寺方丈的禪定和尚，到營口楞嚴寺充任十方選賢的首任住持。 另一方面，他在奉天萬壽寺佛學院任主講，前後三年，講完《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等十部經，其間到過東北如哈爾濱、海城等大城市去講經，還收了許多皈依弟子。東北以往沒有講經的法師，他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這使他在東北聲譽日着。
極樂寺擔任住持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放寒假後，他在萬壽寺主講三年已滿，應哈爾濱信眾之請，講《楞嚴經》。這時，佛教的大護法朱子橋將軍，擔任東北護路總司令兼哈爾濱特區行政長官，開會歡迎他。當時哈爾濱有一位時任中東鐵路稽查局長的陳飛青居士，早在一年多前就和倓虛商議過，要在哈爾濱建一所寺院。這時他到了哈爾濱，機緣成熟，建寺的工作已經開始，他就出任了這座「極樂寺」的首任住持，並負起繼續興建的責任。
極樂寺的興建，在朱子橋、陳飛青、以及北京的葉恭綽等大護法的支持下，工程進行得很順利，到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八月就全部竣工了。不但如此，還在山門內兩側空地上建了十多間瓦房，辦了一所極樂寺佛教學校。
倓虛在極樂寺擔任了六年住持。其間，營口的楞嚴寺還沒有竣工，在長春又興建了般若寺。奉天萬壽寺的佛學院、北京彌勒寺的佛學院也都請他去講經。他就在這幾個地方往來忙碌。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四月間，還在極樂寺傳了一次戒，請寧波觀宗寺的諦閒老和尚到了東北，擔任得戒本師和尚。倓虛在觀宗寺的觀宗學社受學時，諦老以他系北方人，在社中品學兼優，對他十分重視，目的就是希望他將來能在北方弘揚佛法。如今他果然達到了老和尚對他的期望，自然十分歡喜，親寫了一統嫡傳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傳給他，倓虛於此繼承了天台宗的法嗣。
傳戒結束，送走了諦閒老和尚，他六年住持期滿，準備退座，與地方諸大護法開會，推多年在極樂寺協助他辦事的定西法師繼任住持。定西法師就是與他在營口一同研究《楞嚴經》的於春圃居士，依寶一老和尚出家，初名如光，後來改名定西。
協助般若寺修建
交卸了哈爾濱極樂寺的住持，倓虛又到長春去忙般若寺的興建。般若寺興建的起因，是早在他數年前到長春講經時就種下了。那次他在長春講《金剛經》，地方護法居士丁樹敏、張子元、馬靖東等發起建寺。以建寺之緣由於講《金剛經》，所以就定名為「般若寺」。但由於籌款不易，工程斷斷續續。中間一度因為長春開馬路，原先建的為社會局賠款徵收，又選了一塊地重建。直到倓虛去住持後，工程才加速進行。同時有一位早年在奉天萬壽寺作學僧的澍培法師，在般若寺協助照應。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軍占領東北，倓虛以般若寺工程未了，一時不能脫身。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二月，他接到朱子橋由西安發來的電報，促他到西安去弘法，他藉機把般若寺的住持交由澍培法師繼任，偕同一位景印涵居士經北京到西安去了。 那時西北的佛教有兩位大護法，一位是辭官不作、專辦賑濟事業的朱子橋居士，一位是陝西當地人，曾任過財政廳長的康寄遙居士。那時西北的佛教十分衰微，由於朱、康兩位居士的提倡，加以倓虛到西安講經，還和當地的一位華清法師在大興善寺辦了一所佛學院，所以西安的佛法一時有興旺起來的跡象。他在西安停留了半年多，由於是年七月諦閒老和尚在觀宗寺圓寂，他接到通知稱九月發龕，要他務必參加，他就離開西安到寧波去了。
開創青島湛山寺
到寧波奔過諦閒老和尚的喪，葉恭綽居士在上海設齋歡迎他，席間葉居士請他到青島去興建一所寺院。青島早年是一個小漁村，後來闢為商埠，就日益繁榮。德國人占駐後，大力建設，使青島成為國際商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葉恭綽和陳飛青兩位居士到青島避暑，見青島市面繁榮，耶穌教和民俗外道盛行，獨獨沒有中國寺院。他和當地人士開會討論，要在青島興建一所寺院，他並當場認捐一萬元。當時的青島市長胡若愚還撥了一塊公地。葉居士那時曾函約倓虛到青島去負責籌建，倓虛以長春般若寺工程未完而辭謝了。這一次在上海見面，葉居士舊話重提，倓虛推辭不得，就承擔了下來，這就是他到青島去開創湛山寺的因緣。 青島的湛山寺，規模極其龐大，自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動工，直到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才告一段落。這其間，有無數的佛教信士發心施助，眾志成城。最感人的，是一位軍人出身的王金鈺居士。他獨任了興建大殿的費用，還把他青島市區一幢高級住宅，捐給湛山寺作為精舍。還有佛學家周叔迦居士，他們弟兄幾個捐建了湛山寺的藥師塔和藏經樓。一位台灣人林耕宇居士，獨立建了山門，並捐款數十萬元，做了寺內各大殿的台階、欄楯等環境工程。可是到了湛山寺工程完成的時候，大陸內戰也糜爛不堪，翌年三十七年三月底，倓虛離開青島，經上海到了香港，從此未再回過湛山寺。萬法無常，於此可見一斑。
赴港設立華南佛學院
他赴港的因緣，也是由葉恭綽居士而起。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大陸許多學僧逃難到香港，無所歸依，有些被誘入了基督教的道風山宗教研究院。後來，樂渡法師發現早年寶靜法師創辦的「弘法精舍」空置未用，樂渡與精舍董事王學仁、黃杰雲、林楞真等，一同找到了在港隱居的葉恭綽居士，相商在弘法精舍設立佛學院，以收容在港學僧，請倓虛法師主持。後來由葉恭綽和樂渡分别致電青島，倓虛始由山東飛錫南下，在弘法精舍中設立了「華南佛學院」。
佛學院由葉恭綽、王學仁、黃杰雲、樓望纘、林楞真五位居士組成董事會，每月支持佛學院經費港幣一千元。倓虛任院長兼主講，原預定收學僧十名，後來以大陸湧入香港的學僧過多，都想進入佛學院，這樣就增加到二十一名。倓虛要求董事會每月又增加了三百元的經費。學僧們種菜打柴，以補經費之不足。是年，倓老已是七十六歲的高齡，除授課外，每星期日到東蓮覺苑講《法華經》。他為每次節省一毫洋的渡船費，買二等站票渡海，精神令人感動。
一九五二年，第一屆學僧畢業，老和尚向董事會辭院長職。董事會懇留，佛學院又續辦了第二期，也招收了二十多名學僧，到一九五四年畢業，是年老和尚已八十歲，再向董事會辭職。各董事懇請老和尚常住弘法精舍，佛學院改為研究性質，學僧在院以自修為主。
創立中華佛教圖書館
一九五八年，老和尚創立了「中華佛教圖書館」，搜購得七部《大藏經》及散裝經書二萬餘冊，全日開放，任人借閱。這時老和尚已八十四歲，每星期日在圖書館講《楞嚴經》，風雨不誤，而聽眾座無虛席。
圓寂
一九六三年春間，一部《楞嚴經》講完，又應四眾之請，繼續講《金剛經》。講到夏曆五月，感到身體疲憊，氣弱胃呆，飲食減少。《金剛經》講到第十七分就停講了。夏曆六月初一，度過了他八十九歲的生日，二十二日下午，在大眾念佛聲中，結跏趺坐入寂。是時為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一日。世壽八十九歲，僧臘四十六年。[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處，有些雖然信仰他教亦能獲得，但畢竟佛教要高超、殊勝多了。
佛教詳盡地剖析宇宙人生的問題，目的在使人對人生能獲得正確的認識。
而佛教的人生觀，嚴格說來，是既不屬於悲觀，也不屬於樂觀的，我們可以勉強稱它做：『中觀』。
什麼叫『中觀』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嘆人生，也不渾渾噩噩地虛擲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掃除一切人生的疑懼、苦悶和誤解，而正確地認識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認為眾生是一體的，休戚與共的，小我生活於大我之中。因此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對命運操縱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當，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勞，努力奮鬥，為了明日，必須獻出今天，沒有辛勤的耕耘，哪會有豐碩的收穫呢?
佛教的戒律，對人的行為並不是死的束縛，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極方面可以止惡防罪，在積極方面能夠鼓勵救人濟世。舉『不殺生』為例，它的真正精神與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殺，而是要去勸人戒殺，一個立志學菩薩道的人，自己殺生固是破戒，就是見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盜』、『說謊』，更要勸人不要偷盜、說謊，苦口婆心的，不厭其煩的勸人改邪歸正。
嚴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違犯五戒在社會上就不能立足，同時為國法所不容，最後只有身系囹圄，飽嘗鐵窗滋味。而佛教更認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違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將墮入地獄、畜生、餓鬼等三惡道了。(這三類眾生的報應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稱為惡道。)我們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夠了，人能不殺生，社會上就沒有殺人命案;能不偷盜，就沒有小偷、強盜;能不邪淫，就不會有男偷女娼，破壞家庭倫理的事;能不妄語也就不會有欺、詐、騙等事;能不飲酒，則身心愉快，頭腦清晰，不會因一時糊塗而闖禍。(酒有害身體，早經醫學一再證明。)如此，這個社會不是寧靜、安樂的社會嗎?因此我說佛教有淨化社會人心的功用。
佛從不生氣，或處罰弟子，在佛教經典中，絕對找不到佛發怒而用洪水、瘟疫來處罰人類的。
佛對弟子一直和顏悅色，諄諄教誨，他真的是『有教無類』——不論老、少、貧、富、貴、賤，同時包括宇宙間每一類眾生在內。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時機，對不同資質的眾生說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