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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翻譯，自東晉歷南北朝二百餘年中，共譯出佛經一千零八十餘部，三千一百餘卷，譯經緇素凡九十六人，除上述諸師外，余如法顯、曇無竭、智猛、求那跋陀羅、菩提流支、般若流支、闍那崛多等，皆有貢獻。此一時期譯經事業的成就，計四阿含經、華嚴經全部譯出，法華經第二譯本出，涅槃經初出。他如大集，寶集部份譯出，般若大小品皆經再譯，律藏，大乘論及其他數十部大乘經亦皆譯出，成績可謂至豐至偉。
原文
東漢末季，西域沙門相繼東來，弘傳世尊之教。然而佛法弘揚，須藉經典為媒介，故我國早期佛教，恆視譯經為一重大事業。我國上自晚漢，下迄中唐，前後七百年間，佛經翻譯的工作未嘗間斷。今日大藏經所傳，數逾八千餘卷，是皆為古德篳路藍褸之下所遺留的智慧結晶。
佛經的翻譯，可略分為三個時期；自東漢至西晉可稱為前期；自東晉至南北朝可稱中期；自隋統一至唐中葉可稱為後期。宋元以降，雖亦偶有譯者，然不過補苴而已。
國人之知有佛經，早在西曆紀元之前。魏書釋老志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是為國人聞佛經之始，然此僅為口傳，並無筆譯事實上，釋迦世尊的經教，最初結集的時候，都是闇誦口傳，並無筆錄記載。至佛滅數百年後，隨教所彼，各土漸有佛經寫本。我國最早的譯經，相傳為迦葉摩騰譯的四十二章經。而佛教史上最早的譯經事業，除摩騰外，當以安世高，支婁迦讖來華為始。
安世高，安息國（今波斯地）人，早歲出家，博探經藏。弘化四方，遍歷諸國。以漢桓帝初來華，至洛陽，未久通華語，宣譯眾經，改梵本為漢語。其後二十餘年間，譯出安息守意經等三十九部。高僧傳稱其所譯之經：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
支婁迦讖，月支人，漢桓帝末抵洛陽，於靈帝光和中平間，譯出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等十四部。
在前期譯經事業中，除安、支二公外，尚有支謙及竺法護者，貢獻亦多，支謙本月支人，從支婁迦讖弟子支亮受業，漢獻帝末年，避亂入吳，孫權拜為博士，自吳黃武初至建興中，譯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等經數十種，江左譯經風氣，實由謙啟之。
竺法護者，系出月支，世居敦煌，八歲從外國沙門竺高座遍歷西域諸國，通三十六國言語文字，西晉泰始二年，大寶梵本，自敦煌至長安，復入洛陽，再至江左，沿途傳譯，未嘗間斷，曾譯出光贊般若、維摩、正法華、無量壽等經一百五十餘部，其時佛典廣為流傳，護力居多。
自後漢歷曹魏孫吳，以迄西晉，二百五十年中，共譯出佛經七百餘部，一千四百餘卷，譯經緇素計三十餘人。除前述數人外，尚有安玄、嚴佛調、支疆梁接、竺叔蘭等譯經師多人。此時期內，譯出的佛經數量上雖頗可觀，但多是零品斷簡，少有整部全品的。因之所譯的經典，文體既未能確立，內容亦不成系統。故而譯經事業真正大規模的開始，乃在鳩摩羅什大師來華之後。
鳩摩羅什大師，為印度大乘佛教建設者龍樹菩薩的四傳弟子。父為天竺國相，母是龜茲國王妹。羅什夙慧聰穎，七歲即誦偈兩萬三千言。洞解毗曇（即小乘論），九歲隨母之印度，從槃頭達多學雜藏及中長阿含四百萬言，博覽四圍陀五明諸論，及外道經書，陰陽星算等。並師事專弘大乘的須利耶跋陀及須利耶蘇摩兄弟，受誦中論，百論，及十二門論。其後龜茲王迎之還國，羅什乃在龜茲廣說大乘諸經，四遠宗仰，東土亦聞其名。符秦建元十八年，秦王符堅以道安法師之請，遺將呂光迎之，龜茲留不遣，光滅龜茲，挾之以歸。此時符秦已亡，光在西涼自主，羅什見羈於涼十有八年。姚秦弘始三年，涼降於秦，秦主姚興迎什至長安，待以國師之禮，為辟逍遙園，四事供養，請譯經典，並使沙門僧肇等八百餘人咨受襄譯。弘始四年譯出坐禪三昧經，阿彌陀經；五年更譯大般若經。譯此經時，羅什手持梵本，口自傳譯，姚興親執舊經，以相仇校，與諸宿舊義學沙門僧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然後書之。此後並譯大智度論、妙法違華經、維摩詰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成實論等前後共三十五部，三百餘卷。
羅什大師譯經，意義與文不悖，而文字典麗，發揮幽致。師為人神情朗徹，傲岸出群，且篤性仁厚，泛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住長安十二年，於弘始十四年寂於長安大寺，年七十。
與羅什大師同時，而在江左譯經的，為佛馱跋陀羅。馱為北天竺人，少以禪律馳名，姚秦弘始六年至長安，羅什倒屐相迎，每以疑義共相贊決，後因細故為羅什高座弟子憎道恆輩所擯，馱飄然南下，渡江至廬山，應慧遠大師之請，譯達摩多羅禪經，後至建業，與法顯共譯摩訶僧祇律、泥洹經。至劉宋永初二年，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實肇華嚴之端緒。
羅什與佛馱跋陀羅之後的譯經大師，首推真諦三藏。真諦為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於梁太清二年抵建業，梁武帝迎於寶雲殿，竭誠供養，諦欲傳譯經教，值侯景之亂未果。後梁元帝即位，諦於金陵正觀寺與慧金等共譯金光明經七卷，之後並譯出大乘起信論，大乘唯識論，俱舍論，四諦論等多卷，至陳宣帝太建元年圓寂。
自東晉歷南北朝二百餘年中，共譯出佛經一千零八十餘部，三千一百餘卷，譯經緇素凡九十六人，除上述諸師外，余如法顯、曇無竭、智猛、求那跋陀羅、菩提流支、般若流支、闍那崛多等，皆有貢獻。此一時期譯經事業的成就，計四阿含經、華嚴經全部譯出，法華經第二譯本出，涅槃經初出。他如大集，寶集部份譯出，般若大小品皆經再譯，律藏，大乘論及其他數十部大乘經亦皆譯出，成績可謂至豐至偉。
在後期譯經事業中，出了一位佛教翻譯界空前絕後的偉人，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師。
大師洛陽人，生於隋開皇十六年，幼年聰悟不群，十三歲出家，二十歲受具足戒。因感於眾師講經，各擅宗途，聖典亦顯隱有異，莫知適從，發誓遠遊西方，以釋眾疑。乃於貞觀二年，私髮長安，經涼州，出玉門，涉流沙，展轉西行。經高昌，阿耆尼等國，度蔥嶺，越大雪山，遍歷西域印度諸國，前後十七年，將梵經六百五十餘部，經中央東亞細亞東歸，於貞觀十九年正月抵長安。其時僧俗出迎者數十萬眾，太宗皇帝迎慰甚厚，詔於長安弘福寺從事翻譯，並特為制三藏聖教序。大師乃網羅賢者，大開譯場，前後十九年間，共譯出重要經論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綜計隋唐之世，共譯出佛經三百六十餘部，約三千卷，出大師之手者幾居其半。其中最有價值者為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六百卷，大毗婆娑論二百卷，成唯識論十卷。尤以成唯識論，名雖為譯，實如自著，為樹立法相宗的綱維。
佛經翻譯事業，自安世高支婁伽讖始，至玄奘大師達最高潮。大師之後，尚有實叉難陀重譯八十卷法華，義淨譯有部宗毗奈耶百餘卷，菩提流志完成大寶積經，不空譯密部經咒一百四十餘種，般剌密帝譯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般若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其後自唐貞元至宋太平興國約二百年間，譯經事業完全中斷。宋太平興國八年重起譯場，先後有法護，施護，法賢，惟淨等譯大乘中觀論，大乘寶要義，大乘集菩薩學論等五百餘卷。再以後雖偶有譯者，已微不足道了。
尚有一與譯經事業有關，且因此影響我國文化至鉅之大事者，即國人西行求法事。
我國地理環境，東南臨海，西北障山。北橫大漠，所居者為文化落後之遊牧民族，故我國文化，向以單調保守稱。魏晉以降，佛法輸入，乃使國內賢智之士，然於六藝九流之外，尚有學問。而具有崇正信仰之古德，為求正知正見，不惜冒險犯難，西行求法。如本節所述之玄奘大師，是其著者。然魏晉之際，國人西行求法者，實以穎川朱士行始。
士行少懷遠悟，脫落塵俗，於曹魏甘露年間出家，是為漢地沙門之始，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乃誓志捐身遠求大法。以甘露五年發跡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闐，得梵本正書九十章，遣弟子弗不檀送歸。後由竺叔蘭，無羅叉譯出，即今本放光般若。
士行而後，西行求法者，代不乏人，自魏晉至中唐，前後五百餘年間，西行古德可考者不下百人之多。如晉之法顯，姚秦之智猛，劉宋之曇無竭，北齊之道邃。至唐之玄奘，達西行求法之最高潮。奘師而後，尚有會寧、窺沖、大津、義淨、慧超、不空等。以篇幅所限，茲不贅述。[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處，有些雖然信仰他教亦能獲得，但畢竟佛教要高超、殊勝多了。
佛教詳盡地剖析宇宙人生的問題，目的在使人對人生能獲得正確的認識。
而佛教的人生觀，嚴格說來，是既不屬於悲觀，也不屬於樂觀的，我們可以勉強稱它做：『中觀』。
什麼叫『中觀』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嘆人生，也不渾渾噩噩地虛擲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掃除一切人生的疑懼、苦悶和誤解，而正確地認識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認為眾生是一體的，休戚與共的，小我生活於大我之中。因此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對命運操縱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當，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勞，努力奮鬥，為了明日，必須獻出今天，沒有辛勤的耕耘，哪會有豐碩的收穫呢?
佛教的戒律，對人的行為並不是死的束縛，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極方面可以止惡防罪，在積極方面能夠鼓勵救人濟世。舉『不殺生』為例，它的真正精神與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殺，而是要去勸人戒殺，一個立志學菩薩道的人，自己殺生固是破戒，就是見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盜』、『說謊』，更要勸人不要偷盜、說謊，苦口婆心的，不厭其煩的勸人改邪歸正。
嚴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違犯五戒在社會上就不能立足，同時為國法所不容，最後只有身系囹圄，飽嘗鐵窗滋味。而佛教更認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違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將墮入地獄、畜生、餓鬼等三惡道了。(這三類眾生的報應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稱為惡道。)我們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夠了，人能不殺生，社會上就沒有殺人命案;能不偷盜，就沒有小偷、強盜;能不邪淫，就不會有男偷女娼，破壞家庭倫理的事;能不妄語也就不會有欺、詐、騙等事;能不飲酒，則身心愉快，頭腦清晰，不會因一時糊塗而闖禍。(酒有害身體，早經醫學一再證明。)如此，這個社會不是寧靜、安樂的社會嗎?因此我說佛教有淨化社會人心的功用。
佛從不生氣，或處罰弟子，在佛教經典中，絕對找不到佛發怒而用洪水、瘟疫來處罰人類的。
佛對弟子一直和顏悅色，諄諄教誨，他真的是『有教無類』——不論老、少、貧、富、貴、賤，同時包括宇宙間每一類眾生在內。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時機，對不同資質的眾生說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