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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化是指某種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行業需求為導向,以實現效益為目標,依靠專業服務和質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 「產業化」的概念是從「產業」的概念發展而來的。「產業」這個概念是屬居於微觀經濟的細胞與宏觀經濟的單位之間的一個「集合概念」,它是具有某種同一屬性的企業或組織的集合,又是國民經濟以某一標準劃分的部分的總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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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1.農村經濟總量穩步增長。初步測算,全市2008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241.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3.5%。其中:農業增6.7%、林業增1.6%、牧業增1.7、漁業增4.0%,服務業增4.0%。 2.糧油實現恢復性增產。2008年全市糧食播種面積54.5萬公頃,比上年增加0.4萬公頃,增長0.7%;油料作物面積1.0萬公頃,比上年增長10.2%。由於這一年氣候較好,雨水充足,病蟲害較少,糧油產量增長較快。全年糧食產量228.3萬噸,比上年增加13.7萬噸,增長6.4%,其中稻穀產量68.8萬噸,增長18.7%,玉米產量60.5萬噸,增長6.4%,紅苕產量35.1萬噸,減少5.8萬噸,下降14.2%;油料產量20.0萬噸,增加3.1萬噸,增長18.2%。 3.農村經濟結構繼續優化。隨着各級政府對農業的投入增咋加,加上政策、市場的共同拉動,2008年全市農村經濟結構繼續優化,畜牧業產值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重進一步提高,由上年的58.6%上升為61.1%,提高2.5個百分點,農業占31.9%、林業占1.3%、漁業占4.5%、服務業占1.2%。 4.畜牧業發展較快。以省政府將列為「全省丘區發展現代畜牧業試點市」為契機,不斷擴大「六方合作+保險」機制覆蓋面,充分調動廣大農民、業主和企業的養殖積極性,使全市畜牧業生產繼續保持較快的發展勢頭。初步統計2008年全市出欄生豬652.2萬頭,比上年增長5.2%;山羊322.1萬隻,比上年增長2.8%;小家禽4131.8萬隻,比上年增長4.3%。肉、蛋、奶產量分別達到63.7萬噸、10.3萬噸和1.1萬噸,比上年分別增長4.6%、4.4% 和65.3%。與此同時,生豬生產後勁增強,年末全市能繁母豬存欄量達到42.0萬頭,比上年增長2.0%,仔豬存欄達到80.8萬頭,比上年增長1.8%。 5.農民收入創歷史新高。據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2008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441元,比上年增加595元,增長15.5%,收入水平和增加額均創歷史新高。其中,農民人均工資性純收入增加169元,增長10.9%;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增加375元,增長18.0%;人均財產性和轉移性純收入增加52元,增24.1%。從農民增收的渠道來看,畜牧、農業、務工收入是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2008年資陽農民人均從畜牧業獲得的純收入比上年增加190元,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額的貢獻率為32%,對農民增收的貢獻最大;農民人均從農業獲得的純收入比上年增加146元,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額的貢獻率為24.6%,貢獻居第二位;農民人均外出務工收入比上年增加109元,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額的貢獻率18.3%,貢獻居第三位。 6.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提高。2008年全市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達到2834元,比上年增加415元,增長17.2%。其中:食品消費支出增17.2%、衣着消費支出增11.9%、居住消費支出增23.6%、設備及用品消費支出增31.5%、文化教育及娛樂消費支出增0.3%。 7.農民生產性投入增多。2008年農民人均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為1580元,比上年增長6.3%,其中:農業生產費用支出增6.8%、牧業生產費用增7.6%、林業生產費用支出增28.3%、漁業生產費用支出減28.6%。

方式轉變

增加農民收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中之重。中央「一號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糧食產業,促進種糧農民增加收入。這是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鼓勵種糧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能力,轉變農業增長方式,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重大舉措。中國農學會副秘書長陳建華在時分析,要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就必須讓農民能夠通過種糧增收,關鍵則在於提高種糧效益。但怎樣才能使種糧效益提高呢?在對種糧實行補貼和減免稅等政策支持的同時,根本途徑就是走農業產業化之路,實現一升一降,即提升農業生產效率,降低農業生產風險。實現這一升一降並非易事。比如,提升生產效率要求按市場規律合理配置生產要素,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土地能否自由流轉。中國的改革發端於農村,肇始於土地。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本特徵的農村改革,對中國農村發展、解決溫飽問題以及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在新的歷史發時期,農村土地問題再次凸顯,成為制約我國農業生產效率的核心問題。只有建立完善的征地制度,實現土地可依法自由流轉,才能保證運用市場機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合理配置,使增加農民收入和提高生產能力實現良性互動。 對於土地的徵用和流轉問題,廣東省海豐縣梅星村村委會主任徐生輝說,法律雖然明確規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徵用,但 [1]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在一些基層地區實際上基本沒有區分。這樣一來,由於公益性徵地的補償標準很低,征地範圍被擴大後,農民在失地之後普遍得不到足夠補償;經營性用地通過政府強制徵用,農民得到的補償也很少,這就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規則。一些地方的不合理征地既造成了耕地的流失,又影響了土地的合理流轉。

內容補充

農業產業化也可以稱作農業生產、經營、服務一體化,起源於二戰後農業振興時期的美國,而後傳人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它主要是依靠經濟和法律關係將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後等環節有機地聯繫起來,其核心是一體化結構體系的建立和運作。我國農業產業化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是在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應運而生的。鑑於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適應了我國農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因而在其產生以後發展迅速,它是我國農民在農業生產經營實踐中產生的一種新型的促進農業發展的新機制,是農業經營機制的又一制度創新。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