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老爺(山川)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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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老爺》是中國當代作家山川的散文。
作品欣賞
喬老爺
喬老爺自然姓喬。
喬老爺軍人出身，在部隊當報務員，喊他「喬老爺」是因為《喬老爺上轎》上映。
那個年代，歸州城裡時興喊外號，沒有外號也要起個外號，起外號的熱心人很多，無償授予別人外號，外號且形形色色，譬如「兩噸半」、「土匪」、「皮條」、「打杵」、「油光石」、「秤砣」等等。
在我們單位，年長者被稱為「師傅」，約定俗成，漸成行規，這也是社會文明的體現，可惜好景不長，不知不覺間風行外號，明顯帶有文革遺風。
我的師傅姓寇，外號就叫「日寇」，他因此義憤填膺。起初我還以為他當過兵，甚至懷疑他是否東洋戰俘，因為他喜歡軍人行頭，綠上衣還自縫兩口袋；我認得另一位師傅姓劉，沉默寡言，身材壯實，貌似電影裡的日本兵，遂被「好心人」授予「鬼子」。其實，他倆都是地道的中國人，與東瀛四島毫無瓜葛，外號讓他們差點成了敵人。對比他倆的悲慘遭遇，喬老爺的外號還算恭敬，同事呼喊他也樂於應聲，但我從沒喊過一聲「喬老爺」。我不喜歡喊別人外號，也不喜歡同事間喊外號，更不喜歡自己落個外號，這也是我做人的底線。
我奉命調進歸州城第一天，進電報房見到的第一人就是喬老爺。他梳着毛式大背頭，着裝顯得很隨意，上着白色汗衫，下穿過膝短褲，腳靸軟底拖鞋，叉着腿站在機台邊發報，他的腿細得像麂胯胯。我們進去時門響了，他扭頭瞥了一眼，沒有開口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是我的班長，也不知道他就是喬老爺，更不知道他是個左撇子。旁人就扯我衣襟說喊班長，我頓了頓低聲喊了一句，他好像沒聽見也不應聲，估計是真的沒聽見。他頭上戴着黑耳機，左手顫抖着敲打電鍵，右手握着支鉛筆抄寫，一副地下工作者模樣。忙完一陣終於回頭，一副慈眉善眼面相，眼珠略有些泛黃，上嘴唇比下嘴唇短，四爺說過那叫地包天，地包天卻沒包住天，一笑牙床露出來了，牽着一道道皺紋。他說話的聲音有點滄桑，望都不望就問我：你是新來的小某？知道莫爾斯電碼嗎？我笑而不答，也無從回答，那時的我混沌未開，只知道有個莫斯科，認得26個英文字母。他終於轉過身來，捋一捋毛式大背頭，順手把鉛筆夾在耳輪上，從頭到腳看我一眼，咬牙切齒地說：摩爾斯這個狗日的美國佬，就是他發明這該死的電碼……聽他一說我倒吃了一驚，因為他的面孔變得怪異，一開口嘴裡就有些「帶渣」，難不成他的腦殼有毛病？
後來我得知，他果然有「毛病」，單位一些人說他「神經兮兮」。對喬老爺的「毛病」，我的師傅不置可否，只是悄悄告訴我，他發報把手搞壞了（報務員行話：發電報講手法，稍不慎手法壞了，點劃不能流暢，或是無法發報），又說喬老爺用的左手，之所以他用左手發報，是因為在部隊搞壞了右手。聽到這裡，我的兩手不由自主出了汗，我想倘若右手不「壞」，他豈不是可以左右開弓。事實出乎我的判斷，他果然可以左右開弓，無論發報還是抄報，左右手均能勝任，只不過左手發報順暢，左手發報右手就會抄報，但有時也用左手抄報，機台場面顯得有點混亂，和他交接班總要收拾一番，無論是左手還是右手，一手字碼寫得漂亮極了，尤其是「2」和「7」，宛如行雲流水，看他抄報就是一種享受，我想就憑此也得讓他當班長。
可是，喊他班長的人很少，大家習慣稱他喬老爺，喬老爺對此也不在意。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單位至今流傳他的故事，說出來令人津津樂道。有人說，但凡領導個個怕他，但又拿他實在沒法，他講話提意見從不顧忌，巷子裡趕豬——直來直去，既不講究方式方法，也不選擇語言詞彙，更不考慮對方接受程度，經常讓領導下不來台。有次支部開門整風納諫，各班派代表給領導提意見，喬老爺代表電報房發言，張長李短數落事例，說東道西激動起來，激動起來腦殼失控，當即直呼領導大名：某某某，老子日你先人！
這是真事，也是笑料，令人不忘。多年後，喬老爺光榮離崗，享受離休幹部待遇，在歸州城裡悠閒度日。他的模樣一點沒變，仍是過去的裝束，冬天脖子上多條圍巾，夏天手裡多把蒲扇，跟在老伴身後逛街，遇到他我自然恭敬請安，提及往事忍俊不禁，他承認那時自己失控，腦殼一熱就把持不住。
除此以外，喬老爺還有潔癖，特別講究清潔衛生。我們電報房在二樓，他的寢室也在二樓，與電報房相隔幾廂板壁，他的寢室從不鎖門，床鋪摺疊整整齊齊（恐是軍人習慣），用品用具擺放有序，寢室乃至門外走廊，地板整天擦得放光。他當班長時期，電報房清潔衛生經得起檢查，門上的紅條條永遠是「最佳」，無論機台還是地板，你怕是摸不到灰塵。只要他在電報房當夜班，一有空就用拖把拖地板，從電報房一直拖到門外走廊，一路拖至對面長途台門口，再一路拖下樓梯，拖出一片新天地。
喬老爺不抽煙只喝茶，只喝老家煸的茶，動輒捧着茶杯消閒。有年冬天的一個傍晚，我在電報房值晚班，喬老爺捧着茶杯進來，伸手拍一拍我肩頭，說閒得無聊他想值班，讓我出去玩一會兒。咋玩？看電影沒買票不說，腳還凍得像狗啃一般，哪有電報房的白炭火盆？我不敢鄙喬老爺面子，他是個農村半邊戶，工休才回老家一次，平時和我一樣孤軍奮戰，筷子敲碗上食堂，提桶水洗臉燙腳，也沒有什麼業餘愛好，又不喜歡逛街日白，除了上班再無其他興趣。我當即下樓去「玩」，穿過迎和門上后街，街上冷冷清清，路燈昏昏沉沉，偶爾有人影晃動。我順后街一直走，走過公安走過政府，走過大招走過小招，走至西門口往下轉，從迎賓旅社上前街，一路走至南門口。城門洞有盞路燈，燈光像死貓眼睛，燈影下有兩人走棋，為別腿馬爭論不休，爭論聲越來越大，夜幕中引來一聲怪叫，原來城牆根睡着女瘋子。下棋人熄了火，兜着棋子散去，我也趕忙走開，左轉是一摞石階，摸索着拾級而上，穿過人民廣場，電影院裡還有聲響，聽不清放的什麼電影，我順院牆走過城門洞，轉了一個大圈上樓，喬老爺正在火盆邊撥火，諾長時間一份電報都沒收發。他讓我坐下來烤火，把他的茶杯遞給我，剛泡的一杯毛尖茶，杯子是金屬蓋玻璃杯，外面套着塑料膠絲網，這在當時是頂級奢侈品，只有一定級別的幹部才有。我看了看他的心愛之物，琢磨着是喝還是不喝，猶豫時間其實很短暫，他拿杯子的手伸着，說：你喝不喝？不喝扔了！「扔了」兩個字尚未出口，杯子日的先飛出窗口，啪嚓一聲砸在樓下院子裡，我嚇了一跳，跳起來跑向窗口，他的幹部杯已經癟了。他怔了怔起身下樓，捏亮電報房的電筒，撿回那個不鏽鋼杯蓋，還有那個塑料膠絲網，說是還可以再用。
我當報務員那時，文革遺風導致紀律鬆弛，電路、機台扯皮是常事，電路兩邊的報務員，視通信紀律為兒戲，各自逞強、互不相讓，遭殃的是普通老百姓，他們惜字如金的電報，不管是加急的「母病危」，還是特急的「父病故」，電報在機台上有時會睡一整天。遇上機台、電路扯皮，宜昌個個是「老大」，就電路而言也的確是「老大」，歸州城是個小縣城，相比較屬於「鄉下」，幸虧有喬老爺罩着我們。前面說過，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他在部隊就是報務班長，見的場面和人物多了去了，豈能容得宜昌老大欺辱？遇到機上扯皮，他當強力後台，命令全線開火，常常一個上午乃至一天停止收發報，歸州城的電報堆一大沓，宜昌城的電報也發不過來，一直扯到雙方領導拿着電話下令。即便如此，喬老爺絲毫不做讓步，仍是一方五份輪換着發，倘若對方壞了規矩，不由分說一通「嗒嘀」（莫爾斯符號9：滾蛋的意思）招待，發得手指酸疼，就讓送電報的老郭代勞。老郭是線務員出身，爬杆子掉下來傷了腰，改行從事電報投遞，他咬着一根長杆兒煙袋，一邊吸煙一邊敲打電鍵，慢騰騰敲打那個「9」，那個場景至今恍若眼前。其實，喬老爺爭這個贏，大多是為我們護短。他的寢室離電報房不遠，嘀嘀嗒嗒的電報聲聽得見，遇到宜昌一方欺負人，他靸着鞋就會來電報房，不由分說一連串「9」，然後命令休戰，呼叫不回應，電話不讓接，就為賭這口氣。
喬老爺當了兩年班長，調去鄉下做了支局長，沒人給我們撐腰、護短，機上扯皮一邊倒，宜昌報務員不戰而勝。
新班長是我的師傅，也就是大家喊的「日寇」，他終於當上這個班長，他很在乎這份榮譽，這是他畢生最大官銜，因而非常敬業且認真，只可惜他為時已晚，班長已非國家幹部，待遇和我們一個樣。新班長不容機上扯皮，任憑對方如何刁難，我們只能忍氣吞聲，心情猶如翻滾的吒溪河，因而倍加思念喬老爺。喬老爺其實也思念我們，偶爾回歸州城開會，總要來電報房串門，碰到機台上有電報，也不客氣上機就發，發完後饋贈對方一串「9」，也算他過一過乾癮。
喬老爺自打去了鄉下，再沒調回電報房，直至他按政策光榮離崗。他享受離休幹部待遇時，我正在辦公室當主任，經常為大樓門衛人選操心，我斗膽去請教喬老爺，沒想到他願意來當門衛，致使門衛級別陡升了好幾個檔次。
我的上級成了我的下級，我作為上級自然要關照下級。喬老爺表面不動聲色，內心其實有道坎過不去，這道坎自然是面子。面子這東西對我們很重要，做門衛（如今喚作保安）雖然沒有低人一等，但進進出出的人素質各異，面對喬老爺履職反應不一，甚至有人出言不遜，說他把錢看得太重了（其實也沒有多少錢），這就傷了喬老爺的自尊心。他終於忍不住向我「辭職」，理由也很簡單：回老家過年。我知道這是個「垛子」，顧及他的面子和他道別，這一別有如當年離開電報房一樣，再也沒有機會天天見面，即或後來在街上遇見他，我畢恭畢敬上去請教，喬老爺愛理不理應一聲，沒有半點深談的意思。我終於領略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含義，他畢竟和我不是同代人，不是同代人就肯定有代溝，有代溝就可能話不投機，話不投機自然無話可說。
望着他踽踽而行的背影，我靠着行道樹久久目送，樹上騰地飛起一隻鳥，扇得樹葉撲簌簌響，我在心裏面說：您家保重，我的喬老爺！ [1]
作者簡介
山川，1980年代從事業餘文學寫作，現為全國郵政作家協會、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