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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列國故事之亂臣賊子，東周列國故事。[1]
故事內容
鄭莊公正和大臣們商量着去朝見天王的時候，衛國[在河南省淇縣東北，是周公封給他兄弟康叔的，先頭是伯爵，後來封為侯爵，到衛桓公已經是第十三代的君主了]的使臣來了，說衛桓公去世，公子州吁即位。鄭莊公起了疑，叫祭足去探聽內里到底是怎麼回事。祭足說：「外頭早就傳開了，說衛侯是給州吁謀害的。」鄭莊公當時皺緊了眉頭子，說：「了不得啦！州吁謀害了國君，還得打到咱們這兒來。咱們不得不早點防備呀。」大臣們聽了，都不明白衛國有了內亂，怎麼會打到鄭國來吶？
原來衛桓公有兩個兄弟，一個就是公子晉，一個叫州吁。州吁有些武藝，喜歡打仗。他瞧見哥哥衛桓公是個老實人，軟弱無能，不像能做大事的，就瞧不起他。他和他的心腹石厚天天商量着怎麼去搶君位。公元前719年(周桓王元年)，衛桓公動身上洛陽去朝見天王，州吁在西門外擺下酒席，給他送行。他端着一杯酒，對衛桓公說：「今天哥哥出門，兄弟敬您一杯。」衛桓公說：「我去去就來，兄弟何必這麼費心？」說着也斟了一杯回敬。州吁倆手去接，成心裝作接不着，那酒盅就掉在地下了。他趕緊揀起來，轉到衛桓公背後，拿出匕首從背後扎過去。衛桓公就這麼給他殺了。周圍都是州吁的人，還有誰敢說話？
州吁殺了國君，拜石厚為大夫，只說衛侯是得急病死的，就這麼去向諸侯報喪。可是衛國的人都說國君是給州吁和石厚害死的。古時候的國君也怕大伙兒派不是。要是國內的老百姓和國外的諸侯不服，君位就怕保不住。州吁和石厚這就挺擔心，總得想法子叫人家佩服才好哇。他們認為頂能哄人佩服的事就是打個勝仗，趁機會還可以擄掠些糧食來。要打仗可總不能一點理由都沒有，就是成心打哪一國，去搶些糧食來，也得有個名義才說得過去。他們就在這些國里挑開錯兒啦。石厚晃着腦袋，說：「有了！鄭伯窹生殺了他兄弟，趕走他母親，不該受責備嗎？」州吁直點頭，挺正經地說：「對！咱們得講道理。像窹生那麼不孝順母親，不愛護兄弟的傢伙，非重重地治他一治不可！」
州吁想約會陳國[在河南省開封市東，是周武王封給虞舜的後人胡公的]和蔡國[在河南省上蔡，後來遷到新蔡，是周武王封給他兄弟叔度的]共同出兵。石厚說：「頂好能約上宋國[在河南省商丘縣，是周武王封給商朝的後人微子的]和魯國[在山東省曲阜縣，是周武王封給他的兄弟周公旦的]一塊兒出來，才打得過鄭國。」州吁說：「陳國和蔡國向來順從天王，這會兒天王跟窹生有了意見，他們要想討天王的好兒，准答應咱們去打鄭國。可是宋國和魯國怎麼能幫助咱們吶？」石厚說：「現在的宋公是宋穆公的侄子。宋穆公自己的兒子公子馮[ping二聲]倒躲在鄭國，宋公老害怕鄭伯幫助公子馮去搶他的君位。咱們約他去打鄭國，就是幫他去滅公子馮，他還能不順意嗎？說到魯國，大權全在公子翬[hui一聲]手裡。只要多送他點禮，他沒有不答應的。」
事情正同石厚說的一模一樣，宋、魯、陳、蔡，都按着州吁規定的日子，出兵幫衛國來了。五國的兵馬把滎陽的東門圍了個結實。鄭國的大臣急得沒有法子。有的要講和，有的要打。鄭莊公說：「這五國裡頭，除了宋國為着公子馮這件事以外，哪一國跟咱們也沒有仇。州吁奪了君位，不得民心，要打個勝仗，好叫老百姓服他。只要稍微給他一點面子，就能退兵。」他就叫公子馮上長葛[鄭國地名，在河南省長葛縣]去躲着，另外打發人去向宋公說：「公子馮躲到我們這兒來，我們不好意思殺他。他這會兒又逃到長葛去了，殺他不殺他，都不礙我們的事，請宋公自己拿主意吧。」宋公出兵本來為的是要消滅公子馮，一聽這話，就把軍隊開往長葛去了。陳、蔡、魯三國的將士看見宋國兵馬走了，也都想回去。
鄭莊公就派公子呂去跟衛國人交戰，囑咐他：「總得給他們留點面子。」公子呂領着一隊人馬出去應戰。石厚就上來招架。另外三國的將士全都抱着胳臂肘，在旁邊看熱鬧。公子呂對付對付石厚，就往西門跑去。石厚帶着人馬追到西門。公子呂的軍隊進了城，關上城門，不出來了。石厚叫士兵們把西門外的穀子全割下來，運到衛國去，大模大樣地總算打了勝仗。四國的兵馬就這麼散了。
州吁、石厚「得勝回朝」，滿以為給衛國爭了臉面，國內的人都該服他們了。哪兒知道老百姓背地裡全都說開了，恨他們無緣無故地發動戰爭，害得人們不能好好地過日子。有的簡直就要派人上洛陽告訴天王去。州吁對石厚說：「他們還不服我，怎麼辦？」石厚說：「我父親當初在朝廷里人人佩服，後來因為他……」他本來想說「因為他看不過您的行為」，一想不對，趕緊閉上嘴，另外想出了一個說法：「後來因為他老了，才住在家裡休養。要是把他老人家請出來，大伙兒一定沒有話說，您的君位也就穩了。」州吁也想着有個德高望重的老大臣出來支持他，說不定比打鄭國更有意思，他就叫石厚去求他父親去。
石厚見了父親石碏[que四聲]，就問：「新君怕人心不安，君位不定，想問您有什麼好主意？」石碏說：「諸侯即位應該得着天王的許可。只要天王答應了，還有什麼說的？」石厚點了點頭，說：「錯是不錯。可就怕天王不答應。總得有人從旁說個情才好哇。」石碏說：「給你們說情的人總少不了吧，等我想想。」他一邊摸着銀白色的鬍子，一邊說：「陳侯跟天王挺親密，跟咱們也有交情。你們先上陳國去，請陳侯在天王跟前說說，過後你們再去朝見，還怕不行嗎！」
石厚把他父親的好主意告訴了州吁。兩個人高興得拍手叫好，就帶了些禮物，君臣倆親自跑到陳國去。石碏也寫了一封信，暗地裡打發人送給他的好朋友陳國的大夫子鍼[zhen一聲]，求他幫忙。
州吁和石厚到了陳國，陳桓公[陳國第十二代的君主]叫子鍼招待他們，請他們在太廟裡相見。子鍼早把太廟擺設得整整齊齊的，還安排了好些武士預備伺候這兩位貴賓。兩位貴賓由子鍼招待着到了太廟門口，只見門外擱着一塊牌子，上頭寫着：「不忠不孝的人不許進去。」州吁和石厚倒抽了一口涼氣，進去也不好，不進去也不好。石厚問子鍼：「這牌子擱在這兒是什麼意思？」子鍼說：「這是敝國的規矩，沒有什麼別的意思。」他們才放下心，大膽地進去了。到了廟堂上，州吁和石厚剛要向陳桓公行禮，就聽見陳桓公大聲地說：「天王有令：逮住殺害衛侯的亂臣州吁和石厚！」他剛說了這一句，旁邊的武士早把他們倆抓住了。子鍼拿出石碏的那封信，向着大伙兒念起來，大意說：
外臣石碏磕頭寫信給敬愛的陳侯：我國不幸，鬧出了謀害國君的大禍。這全是州吁和石厚干出來的。這麼不忠不孝的人要是不治罪，往後亂臣賊子准得更多。我老了，沒有力量處治他們，只好想法子叫他們上貴國來。請您本着正理，把他們辦罪。這不光是給衛國除害，也是給天下除害！
臨到這會兒，州吁和石厚才知道他們上了石碏的當。陳桓公就想把他們倆當場殺了。子鍼說：「先別殺。石厚是石碏的親生兒子，咱們不好意思殺他。還是通知衛國讓他們自己瞧着辦吧。」陳桓公就吩咐人把那兩個人各關各的，一面打發使臣去通知石碏。
石碏自從告老回家，早就不過問朝廷里的事了。今天接見了陳國的使臣，才上朝堂去見大臣們。大伙兒知道了那兩個亂臣已經給抓住了，都說：「這是國家大事，請國老作主。」石碏說：「他們倆犯的是死罪，咱倆只要派人上陳國去殺他們就是了。」有位大臣說：「亂臣賊子人人都可殺得。我去殺州吁吧。」大臣們都說：「好！主犯辦了死罪，從犯就減輕刑罰吧。」他們這麼說，為的是要討石碏的好。大伙兒替石厚央告了又央告。他們認為上了年紀的父親總有點疼兒子的心，就是不好意思當着大伙兒護着自己的親骨肉;只要大伙兒真心實意地替石厚求情，他準會順水推舟地同意他們的。石碏可發了脾氣，瞪着眼睛說：「州吁的罪全是沒出息的小子弄出來的。你們替他求情，這明擺着是光顧人情，不講道理了！你們當我是個什麼人。……誰殺石厚去？……誰殺石厚去？」問了兩聲，沒有人言語。朝堂上像死了似地沒有一點聲音。石碏氣得呼呼的，就像得了氣喘病。大伙兒都拿眼睛看他的嘴，只見他老人家的嘴挺急地哆嗦着，哆嗦着，到底迸出聲音來了，說：「沒有人去？好！那我老頭兒自己去！」他的一個家臣說：「國老別生氣。我去就得了。」這麼着，兩個人就依照衛國大臣們的意見去處治州吁和石厚。
他們到了陳國，謝過了陳桓公，就分頭去干，一人殺一個。州吁見了來人，大聲吆喝着說：「你是我的臣下，怎麼敢來殺我？」那個人說：「你不是先殺了國君嗎？我不過是學你的樣兒！」州吁什麼也說不出來了。石厚見了來人，央告着說：「我是應當死的。求你讓我見見我父親再死，行不行？」那個家臣說：「行！我帶着你的腦袋去見他吧！」
石碏和衛國的大臣們治死了州吁和石厚，立公子晉為國君，就是衛宣公。衛宣公因為上回衛國約會了四國攻打鄭國，怕鄭伯來報仇。這回打發使臣去聘問，也算是向鄭國賠不是的意思。
評：州吁和石厚謀害國君，無故發動戰爭，稱其為亂臣賊子並不過分。其實州吁和鄭莊公之弟段都是有寵於父或母，而州吁之所以能暫時登上國君的寶座是因為他哥哥衛桓公較之於鄭莊公實在是天壤之別(鄭莊公知道州吁篡位且崇尚武力，很可能要靠軍事進攻轉移國內民眾的不滿，能夠預測到衛國的進攻實在不愧為老牌的政治家)。其實細細看來，石厚和鄭莊公往往想到了一塊，如靠戰爭轉移國內民眾的注意力、「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聯合或瓦解多國的聯軍、小戰輒止等，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可以看作是政治家慣用的伎倆。
石碏的「大義滅親」在歷史上很有名，被歷代的史家推崇，這裡細評一下。誠然，「大義滅親」是沒有錯的(它體現了法律的公平公正)，但是值得探討的。
其一，從歷史的角度講，要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種「家天下」的統治模式，而家天下意味着這個「家」和與這個「家」親近的人就是統治階級，他們與一般的平民百姓在地位上是根本不平等的。統治者表面上推崇這種「大義滅親」實際上更多的是擺擺樣子，顯示一種表面上的公平公正，所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實際上很少有因為犯死罪而被殺頭的。試想此例中，石碏如果答應了那個大臣從犯從輕處置的意見，石厚是肯定不會死的，而這一點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看，直接破壞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性。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一直是「情大於法」的現象：要知道從立法到執法到審判再到監督都是要靠人來執行的，法律條文本身就不可能像自然學科那樣嚴密、其本身就可能存有矛盾，在整個法律實施的過程中相關人員的哪怕一個不同的理解、認定或解釋造成的結果可能就是生與死的差別;即使排除私心、嚴格按照法律執行其結果都是必然存有一定爭議的(尤其是對於複雜的前面沒有可借鑑的案件來講)，更遑論一心偏袒某方呢？比照當代，「我爸是李剛」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這是法律在中國人心中實際位置的一種直接的體現，而值得擔憂的是長此以往法律的公平公正還能實現嗎？法律還能稱之為法律嗎？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以追求法律的公平公正為根本，不應去追求表面的所謂「大義滅親」之類的東西。
其二，現在很多國家的法律對親人之間的對犯罪的隱晦是允許的、是有相應規定的，不為「大義滅親」之舉在這些國家是合理合法的。故「大義滅親」這四個字即使在當代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其三，以此為例，順帶提一下儒家思想的兩點：「親親」、「君君臣臣」。此例中，如果以「親親」為標準，石厚是不用死的;如果以「君君臣臣」為標準，石厚弒君，是必死的。這裡就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本身對於這個事件是有着雙重標準的，是不能自洽的。所以中國歷代的統治者以儒家思想來治國，一方面給了標準，另一方面也給自己留下了實施統治的餘地。所以，實際上，由於世事變幻、社會的不斷前進，想靠某一種思想來指導實際，來解決一切問題是很困難的，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怎樣處理好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才是關鍵(我以為理論必須與時俱進，根據實踐的結果不斷作出改進;實踐必須把握住理論的精髓和原則，使理論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雖然這是極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