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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寅洋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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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洋擾（朝鮮語：병인양요）是指公元1866年（按干支紀年為丙寅年）法蘭西帝國武裝侵入朝鮮王朝的歷史事件。這次戰爭的原因是朝鮮發生「丙寅邪獄」，9名法國籍天主教傳教士被朝鮮政府處決，引發了法國駐華代理公使伯洛內的強烈抗議，於是他與法軍中國海艦隊司令羅茲決定出兵「膺懲」朝鮮，並獲得法國政府批准。戰爭主要在當年10月進行，法軍雖然成功登陸朝鮮江華島，但遭遇了朝鮮的頑強反抗後撤退。法國在撤退時掠奪了無數金銀、書籍而去，這些戰利品的歸還問題長期是韓法外交的一個爭論點。[1] 19世紀以來，法國在工業革命的刺激下，開始了更大範圍的擴張活動，企圖在全球爭奪原料產地和傾銷市場。拿破崙三世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以後，標榜民族主義和擴張政策，法國資產階級的侵略欲望也更加強烈。他們先後入侵中國和越南，並脅迫日本締結不平等條約，對遠東地區的滲透逐漸深入，朝鮮半島也就逐漸浮現在法國人的視野里。 事實上，法國對神秘的朝鮮垂涎已久。早在1787年，就有由兩艘軍艦組成的法國遠東探險隊闖入朝鮮濟州島和郁陵島，對朝鮮南部沿海的航道進行測量。而朝鮮與法國的宗教關係則早於政治關係。1836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潛入朝鮮傳教；1839年，朝鮮發生「己亥邪獄」，法國於7年後以此事件中法國傳教士被殺為藉口問責於朝鮮，卻不熟悉朝鮮海岸，法國艦隊司令瑟西耳（Jean-Baptiste Cécille）遂在忠清道洪州外煙島留下一封致朝鮮宰相的書信後離開了，這是朝鮮與法國之間最早的外交文書。 翌年（1847年），法國艦隊在拉別耳（Augustin de Lapierre）的率領下，先以迫害傳教士為由炮轟了越南沱㶞（峴港），接着以接收回信為由北上朝鮮，卻在古群山島觸礁，無功而返。 此後因1848年法國相繼發生革命和政變，政局動盪，故無暇顧及遠東。 法蘭西第二帝國建立後，在籌劃入侵印度支那的同時，也對朝鮮產生「興趣」。1855年10月19日，法國海軍和殖民部指示印度支那艦隊司令蓋蘭（De Guérin）對朝鮮進行詳細調查，以備將來殖民擴張之用。從1856年7月16日開始，蓋蘭從永興灣出發，繞着朝鮮半島東、南海岸到西海岸的德積島，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偵查，並在安邊鶴浦、元山島、泰安半島、外長古島等地下陸與朝鮮人接觸。他的結論是：「現在朝鮮非常孱弱，其宗主國中國也無力給予保護，只要歐洲大國下決心就能輕易占領。俄國正想利用這個機會占領朝鮮。近來俄國的軍艦在對朝鮮進行勘察。能夠阻止俄國占領朝鮮的策略就是法國要先下手為強，而征服朝鮮最為有利的地點就是永興灣。這裡土地肥沃且可以安全停泊艦船。只需步兵6000人、騎兵300人、輕炮兵一個中隊就可以輕易占領永興灣。」 當時法國的首要目標是印度支那，因而並未立刻染指朝鮮。但由於法國對朝鮮的野心已經逐漸浮出水面，所以1856年美國駐華公使伯駕在對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書中就提出了「英占舟山，法占朝鮮，美占台灣」的瓜分計劃。1866年的「丙寅洋擾」，不過是法國長期覬覦朝鮮的必然結果罷了。
朝鮮教案
主詞條：丙寅邪獄 此時的朝鮮王朝長期同外部世界隔絕，在西方素有「隱士王國」之稱。還是朝鮮哲宗在位的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消息傳入朝鮮，在朝鮮社會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和恐慌，史稱「英法陷北京之報至，上下大驚，移老稚婦女及重器於外，大徵兵士，以備陰雨，而市民往往胸掛十字架，示其為天主教徒，欲以媚西人而免禍」。 這樣的局面也使朝鮮王朝的統治者產生強烈的危機感，天主教徒自然而然地被保守人士視為將來洋人入侵的「內應」。 1864年，朝鮮高宗繼位，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攝政。他對內強化中央集權和國防建設，對外則繼續奉行閉關鎖國路線。他還重申天主教為「邪教」，大力鎮壓天主教，於1866年春掀起「丙寅邪獄」，先後殺死了8000多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張敬一（Siméon-François Berneux）等9名法國傳教士。
戰前醞釀
當時在朝鮮傳教的法國傳教士共有12名，其中李福明（Félix-Clair Ridel）、權神父（Stanislas Féron）、姜神父（Adolphe-Nicolas Calais）3人衝出了大院君的天羅地網，潛伏山野或信徒家中，到了4月，他們利用朝鮮朝廷忙於王妃揀擇的機會秘密接上頭，決定讓李福明赴華求救於法國。6月29日，李福明和11名朝鮮教徒從忠清道新昌縣龍塘里浦口秘密乘小船逃離朝鮮，7月7日抵達中國芝罘（今煙臺），然後馬不停蹄地奔向天津，向駐紮大沽口的法軍中國海艦隊司令羅茲（Pierre-Gustave Roze）控訴了朝鮮迫害天主教徒、屠殺法國傳教士的經過，並請求他儘快發兵救援還困在朝鮮的兩名傳教士。羅茲答應其請求，並報告給法國駐華公使伯洛內（Henri de Bellonet）與法國海軍和殖民部。 伯洛內一面將朝鮮發生丙寅邪獄的情況電告本國政府，力主膺懲朝鮮；一面在7月14日（法國外交檔案記載為7月13日）特地通知朝鮮的宗主國中國清朝政府，內稱： 「照得本大臣近接朝鮮來函，言於本年三月間，高麗國王突發一令，將該處法國主教二人及傳教士九人並本地傳教士七人、其習教只男女老幼無數近行殺害。如此殘暴，自取滅亡。因其系屬中國納貢之邦，是以本國命將興師，以討有罪，理合知會貴親王。且有此妄行，本國自應與被殺教眾聲罪致討，是該國殘殺之日，實即其國喪失之日也，理所必然，故特明言。所有本國各路兵船，不日即可齊集朝鮮，暫取其國，後來再立何者為王，以守此土，仍聽本國諭命施行。再，本大臣曾有數次於貴衙門，請發路照於傳教士前赴朝鮮，均經推脫。據言雖高麗於中國納貢，一切國事皆其自主，故天津和約亦未載入，是以本大臣於存案牢記此言而未忘。茲當本國於高麗交兵，自然中國亦不能過問，因與彼國原不相干涉也。為此照會。」 根據法國外交檔案記載，跟照會開頭一段「我很遺憾地向貴親王正式通報朝鮮這個小王國所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暴行。雖然該王國在很早以前就是中華帝國的屬國，但是因為這個野蠻的暴行而將永遠地從中華帝國分離出來了」（J』ai la douleur de porter officiellement à la connaissance de V. A. I. un horrible attentat commis dans le petit Royaume de Corée que des liens de Vassalité rattachaient autrefois à l』Empire de la Chine, mais que cet acte de barbarie sauvage en sépare à jamais.），但被翻譯為「因其系屬中國納貢之邦，是以本國命將興師，以討有罪，理合知會貴親王」，與原意有所偏差。主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在7月16日致函伯洛內，勸其息兵，但無回音；同時主張讓禮部將法國即將出兵之事告知朝鮮。清朝的禮部尚書萬青藜也給來華奏請冊妃的朝鮮使臣柳厚祚寫私信通報法國即將出兵朝鮮的消息，並稱中國內亂未平（指捻軍及陝甘、雲南等地回民起事等）、自顧不暇，故告誡朝鮮「切不可來中國請兵」。 8月16日，朝鮮政府收到清禮部咨文，並於4天後回咨禮部，力陳丙寅邪獄之正當性，接着說：「弊邦與法國隔以重溟，不通書契，抑有何舊怨夙嫌，不思所以全歸之方，忍行此誅殛之舉乎？蓋藩臣無外交，關市譏異言，尤系守邦之彝典。小邦粗知義分，恪守侯度，而今此法國之執言尋釁，誠圖慮之所不及也」，並感謝清政府的「排難解紛」。 正如咨文中所言，朝鮮在鎮壓天主教時確實對法國的報復始料未及，接到中國禮部咨文後的朝鮮眾臣「不能寢食，計無所出」，儘管開始準備軍器、軍糧、將帥，但認定「以若朝鮮萬無可當之勢」，對局勢十分悲觀。 此時因為法國的新殖民地交趾支那（越南南圻）的西寧地方發生反法暴亂，所以羅茲領兵南下鎮壓，但聽說暴亂已經基本平息，便又在9月6日回到了芝罘。9月8日，法國政府批准了遠征朝鮮的計劃，不過又表示法國在遠東最重要的利益是交趾支那，要求羅茲對朝鮮慎重行事，不要把法國政府牽扯進去，只能調動自己麾下的兵力遠征朝鮮。當時羅茲和伯洛內之間圍繞遠征指揮權的問題發生糾紛，法國政府的仲裁結果是伯洛內越權，他發給清政府的照會無效，並將遠征朝鮮一事完全交給羅茲負責。 在獲得法國政府有條件的授權後，羅茲率3艘軍艦於1866年9月18日從中國芝罘開赴朝鮮，由李福明神父充當翻譯兼嚮導，另有3名朝鮮天主教徒同行。因為他之前南下交趾支那而耽誤了一段時間，所以他初次遠征的目的在於探路和偵查。9月19日，他們來到了忠清道牙山灣的楓島（豐島），而後北上至仁川海域的芍藥島（勿淄島）拋錨，其中2艘軍艦於9月23日通過了江華海峽並進入漢江口，9月26日闖入汝矣島下游的西江地區，他們甚至可以窺見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的城牆，離開時他們開炮示威，9月30日返回芍藥島，與留在該島的軍艦會合，翌日啟程返回芝罘。 通過此次遠征，法國人成功測繪了漢江口和江華島海域的地圖。不過由於朝鮮方面嚴陣以待，所以他們並未獲得更多關於朝鮮的有價值的情報，只是在離開前從偷偷跑來的朝鮮天主教徒那裡得知了舍門將軍號事件以及朝鮮政府對天主教徒的迫害再度升溫而已。 羅茲在向法國海軍和殖民部的報告書中判斷僅憑自己麾下的兵力難以占領漢城，但可奪取漢城的門戶——江華島、封鎖漢江口，從而迫使朝鮮政府屈服、停止迫害天主教徒（朝鮮王朝時期全羅道和平安道等地的糧食和租稅經海上的「漕運」，自漢江口運往漢城）。10月5日，羅茲向各國駐華公使宣布他將封鎖漢江口。 另一方面，中國禮部咨文的傳來和羅茲所率法國軍艦的首次侵入也給朝鮮帶來不小的震動。朝鮮人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恐慌再次被喚醒，民間紛紛傳言「北京已行之事，將不免復在吾東矣！」 因此在法國軍艦進入漢江之際，漢城就「人心洶洶」，逃亡者多達3400多戶人家。朝鮮政府一面嚴陣以待，一面派人問情，但都問不出所以然，對方（李福明）只表示他們是來朝鮮遊山玩水的法國人。為此大院君在漢城四大門張貼榜文，宣布了「若有為國家發謀出慮者不次擢用之意」，有個叫李禹赫的市廛商人自稱可以說退洋船，還有個叫李正天的大院君門客自稱可以用葛繩編網套住洋船，大院君居然相信並允許他們這麼做，反映出他當時的焦頭爛額。法國軍艦退出漢江不久後的9月30日，奏請使柳厚祚一行從中國回來，卻歪曲清朝禮部尚書萬青藜的原意，散布清朝將在法國侵略朝鮮時「一併討滅（法國），兩國（清朝與朝鮮）挾攻」的風聲，於是人心稍定。 同時柳厚祚一行還帶來了他們與多名中國官紳之間關於法國問題的筆談，其中江蘇人劉培芬提供的情報最有價值，他說法國軍糧只夠支撐1個月，提出「守而勿戰，見其必勝，然後戰，慎勿輕進」的持久戰方針 ，大院君後來的決策很可能受此影響。
江華登陸
羅茲動員了7艘軍艦（含66門大炮）、1500人左右的兵力（含600名海軍陸戰隊）遠征朝鮮，其艦隊由以下軍艦構成： La Guerrière（護衛艦） Le Primauguet （輕巡洋艦） Le Laplace（輕巡洋艦） Le Déroulède（通報艦） Le Kian Chan（通報艦） Le Tardif（炮艇） Le Breton（炮艇） 1866年10月11日，這7艘軍艦在羅茲的率領下從芝罘出發，越過黃海進攻朝鮮，李福明神父依舊充當翻譯兼嚮導。10月14日（農曆丙寅年九月六日），羅茲讓其中3艘軍艦停泊於芍藥島，旗艦「蓋里埃勒（女戰士）」號等4艘軍艦駛向江華海峽，展開漢江口封鎖作戰。當日中午，法軍於甲串津登陸江華島，未遭遇任何抵抗，然後在甲串安營紮寨。10月16日，法軍進攻江華府城，江華留守李寅夔、中軍李龍會不戰而逃，兩名朝鮮人在避難時中槍身亡。 10月17日，一支50人左右的法軍侵入江華島對岸的通津境內搶掠，通津府使李公濂和當地民眾都逃之夭夭。 法國方面向朝鮮人恐嚇道：「爾殺我九人，故要殺爾九千人！」 不過法軍只是搶劫，並未屠殺，史載「此賊入境，財帛婦女見則掠奪，軍器及鐵物盡載渠舟，火藥庫盡為沖火，而人民不為殺害；要害處則渠皆防守，湖海之路俱絕，而稅船亦為所奪；人家神主及佛像見輒燒毀，而莫敢如何矣」。
朝鮮應對
大院君在聽說法軍入侵的消息後，急忙設置畿輔沿海巡撫營，以李景夏為巡撫使，李容熙為巡撫中軍，梁憲洙為巡撫千總。與此同時，大院君還安排總戎使申觀浩（申櫶）負責巡察防守沿江上下，並且遣使八道，招募義兵。 10月19日，李容熙、梁憲洙領兵2000餘人抵達通津前線，並傳檄「洋舶都主（指羅茲）」，表示朝鮮仁至義盡，而且斥責法國不但不反省自己的傳教士非法傳教，反而侵略朝鮮，聲稱「十萬大兵，今茲臨海，欲伸奉天行討之義，先馳詰朝相見之約。師曲師直，勝敗決矣。汝勿退避，俯首聽命！」 當日，羅茲向朝鮮發出答覆通牒，要求朝鮮懲辦對丙寅邪獄負責的三名大臣，並遣使議定條約，否則將給朝鮮帶來滅頂之災。 除了軍事上的調兵遣將外，大院君還加強輿論控制，堅持斥和攘夷的路線。羅茲的第二次遠征給朝鮮造成了更大的「洋警」，官民紛紛逃難，漢城十室九空 ，主和論一度甚囂塵上。朝臣們「日會政府，講究兵事，別無良籌，只以中國、日本皆莫能支，畢竟許和乃已等說，紛紛不已」，很多人說「以中國之大、日本之強，尚不敵而許和，況我國乎？不如通和！」還有某位原任大臣（致仕大臣）讓他的兒子給大院君捎話說：「御洋之道，和一字外無他策，須遣承旨勞問，厚給糧饌等物，使自退去似好」。 為了堵住主和論者的嘴、鼓舞軍民奮起禦侮，大院君在板子上寫下「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十二大字並揭於雲峴宮廳壁（辛未洋擾時被刻成「斥和碑」）；同時起用保守派大儒李恆老，利用他來營造斥和攘夷的輿論；更於10月22日致公開信於議政府，輪示諸臣，大院君在信中寫道：「人字下有死字，國字下有亡字，自古天地之常經。洋賊之侵犯列國，亦自古有之，於今幾百年，此賊不敢得意。伊自前年中國許和之後，跳踉之心，一倍叵測，到處施惡，並受其毒，惟獨不行我國者，實是箕聖在天陰騭也。到此之地，所恃者禮義也，所知者眾心成城也。今日上下若有疑怯，則萬事瓦解，國事去矣！我有四件畫定矢心者，諒此血誓，隨我躡後焉。」大院君所發下的四條「血誓」是： 不耐其苦，若許和親，則是賣國也； 不耐其毒，許其交易，則是亡國也； 賊迫京城，若有去邠（「去邠」指中國古代周族首領古公亶父（周太王）為了避免戎狄的侵擾，從豳（邠）遷徙到岐山的典故，此處借指遷都），則是危國也； 若有怪術六丁六甲、喚鬼喚神，設或逐賊，日後之弊，甚於邪學（天主教）。 10月24日，大院君以國王高宗的名義向朝鮮全國臣民下達教書，先表達罪己之意，繼而痛斥天主教禍害朝鮮，教徒引狼入室，最後號召「各陳備御之策，鼓發眾庶之心，期底廓清妖氛，同我太平」「雖白挺短鋤，奔突擊賊，使不得敢肆其凶鋒，則勇氣自倍，賊不敢嚮邇」。 就這樣，在大院君的堅持與決心之下，朝鮮再無人敢公言主和，人心隨之大為凝聚，攘夷熱情也逐漸高漲，光是漢江下游就有4000餘人志願入伍抗敵。
兩次戰鬥
10月26日，羅茲派圖阿爾大尉去率領2個分隊70人的兵力去江華島對岸偵查，走到文殊山城時遭到駐守該城的巡撫營哨官韓聖根的伏擊，但是法軍憑藉優勢火力反擊朝鮮軍，韓聖根敗走，法軍攻入文殊山城並縱火焚毀南門城樓及公廨54間、民宅29戶。朝、法方面各戰死3人，負傷2人，另有1名朝鮮百姓死亡、1名朝鮮士兵被俘。其後法軍乘勝追擊，因出現大霧而不得不撤退。這是丙寅洋擾期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戰鬥，朝鮮政府宣傳此役為朝鮮獲勝，甚至傳言殺死60名法軍，以致當時有人激動地說：「廣州銃手之能殺六十名，盡不愧乎別破陣之名（駐紮文殊山城的部隊來自京畿道廣州的炮兵部隊「別破陣」），而安得如此百萬眾，橫行於歐羅巴世界，大雪天下之恥也！」 丙寅洋擾期間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戰鬥是鼎足山城之戰。當時，李容熙駐紮通津，按兵不動，「俯江華而不敢渡」。 據說李容熙本人也整天下圍棋度日，令軍中失望。 巡撫千總梁憲洙反對消極避戰，遂主動請纓進軍江華島，李容熙便撥給他500餘人的兵力，讓他迎戰法軍。11月6日，就在梁憲洙準備渡海之際，大院君因軍隊部署尚未完畢而命令梁憲洙回軍，梁憲洙則不聽命，毅然於11月7日領兵分三批趁夜渡海（期間有18名士兵和1名船夫逃跑），搶據江華島的鼎足山城，並且得到當地百姓的大力協助。翌日，李福明從朝鮮天主教徒崔仁瑞那裡獲悉梁憲洙入據鼎足山城的消息，趕緊告知羅茲。羅茲派奧利弗大校率150人（一說160人）的兵力去消滅梁憲洙的部隊。11月9日中午，這支法軍在李福明的引導下進入鼎足山城，在東門和南門同時遭到朝鮮軍的伏擊，雙方交火之際「聲震山嶽」。 經過1個小時左右的戰鬥，法軍丟下部分器械而敗走。此役朝鮮軍死亡1人，負傷4人（重傷2人），但關於法軍的傷亡人數則在朝、法雙方的記載中有較大出入。奧利弗大校向羅茲的報告為負傷29人，李福明向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報告為負傷32人，兩報告均無戰死者；而梁憲洙稱擊斃法軍6人，江華島村民稱法軍死亡六七十人，連羅茲都被打死了（此說在朝鮮流傳頗廣），更有甚者說法軍陣亡一百二三十人。很顯然，朝鮮方面誇大其詞，而應以法方記錄為準。
法軍撤回
本來，羅茲對朝鮮軍事實力極其輕視，在派兵攻打鼎足山城時連大炮都沒讓帶。 但是朝鮮人的英勇反抗讓羅茲意識到這個國家無法輕易征服，他向朝鮮提出的包含懲凶、締約要求的通牒不會有回答，而且人數眾多的朝鮮主力部隊遲早會登陸江華島，加上天氣轉寒，將會使法軍面臨更加險惡的處境。因此，羅茲在11月初就計劃撤退，並對江華島展開更大規模的破壞和搶劫，又沉沒朝鮮船隻200艘。法軍在鼎足山城之戰失利的消息傳來後，羅茲決定立刻撤退，臨走前在朝鮮王朝的陪都——江華府城放了把大火，將長寧殿、萬寧殿、行宮和無數官衙民房付之一炬。此外，法軍還將府庫中的金銀財寶盡數搶走（總計20萬法郎），又從外奎章閣掠奪了包括朝鮮王朝實錄、朝鮮王室儀軌在內的340冊珍貴書籍（即外奎章閣圖書，2011年法國以永久出借的形式將其歸還韓國），給朝鮮造成重大損失。史載「國家視江華為天險，儲峙糧械、珍貨甚殷，至是盡焉」。 1866年11月11日，滿載戰利品的4艘法國軍艦離開江華島，途中曾遭到朝鮮李基祖部隊的短暫炮擊，但很快就駛入芍藥島，與停泊在那裡的其他3艘軍艦會合。 在接下來的一周里，法軍對朝鮮海岸進行了測量，然後羅茲於11月18日（農曆十月十二日）正式宣布解除對漢江口的封鎖，法國艦隊中2艘撤回日本，1艘撤回芝罘，4艘撤回上海。 為期兩個月的「丙寅洋擾」遂告結束。
戰役影響
1866年11月24日，朝鮮軍隊凱旋，11月26日，國王高宗在春塘台設宴犒勞凱旋將士，同日撤銷畿輔沿海巡撫營，結束戰爭狀態。大院君故意迴避和淡化江華島被法軍焚掠一空的事實，將丙寅洋擾宣傳為朝鮮的勝利以及自己斥和攘夷路線的勝利，從而使其政權更加鞏固。朝鮮民眾的排外情緒也因法軍的撤退而逐漸壓倒第二次鴉片戰爭所造成的恐外情緒。大院君重賞了有功將士，懲罰了李寅夔等失職人員，同時朝鮮的天主教徒在丙寅洋擾期間與法軍頻繁往來，更加坐實其「通敵賣國」的罪行，所以大院君升級了對「邪教」的鎮壓，天主教徒一批接一批地被押送到漢城西郊的切頭山刑場處決。此外。大院君還下令在德津要塞樹立起刻有「海門防守，他國船慎勿過」字樣的石碑，在沿海各地尤其是江華島大力加緊軍備建設，以丙寅洋擾為契機在江華島確立鎮撫營體制，以江華留守兼任鎮撫使，實行半軍事化的管理。然而，越南阮朝的如清使阮思僴在聽說此事後，冷眼看待朝鮮的此次「勝利」。1869年，阮思僴在北京邂逅了朝鮮使臣金有淵、南廷順、趙秉鎬，詢問朝鮮是否有洋船騷擾，朝鮮使臣回答說：「丙寅秋，洋船來侵，隨即捍禦，渠不能肆毒，自此以後，渠反畏縮。」阮思僴又問及捍禦之道，朝鮮使臣只泛泛而談「制敵之道，以其國之伎倆，臨辰（即「時」，越使避阮朝嗣德帝諱）處變，要在當場用幾何如耳」云云。阮思僴在與朝鮮使臣交流後，私下感慨道：「大抵洋人之於朝鮮是初來，彼相幾未可大得志，故暫退耳。我國未與洋約和之前，他亦屢來屢退，其情蓋亦類此，所謂他反畏縮，不無張大其辭。忸小安而忽遠圖，他日之患，正未可逆睹也。」 果然，朝鮮又在1871年遭遇美國入侵的「辛未洋擾」，直到1875年日本入侵的「雲揚號事件」後被轟開了國門。 法國對丙寅洋擾評價不一。羅茲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遠征，有力膺懲了朝鮮人；李福明則認為這次遠征是失敗的，朝鮮的天主教徒迎來更加殘酷而悲慘的命運。法國政府也對此次遠征持偏否定的評價。 伯洛內在丙寅洋擾期間指責清政府包庇朝鮮，是朝鮮作惡的共犯，與總理衙門打起了口水仗；清政府則預估朝鮮將會失敗、不得不同法國締約賠款，決定繼續採取只調停、不干預的消極方針。 當然，丙寅洋擾的結局出乎清政府意料，伯洛內也在丙寅洋擾不久後被法國政府調去瑞挪聯邦，中法的朝鮮交涉便告一段落。法國雖然掠奪了很多戰利品，但連區區一個朝鮮都沒能拿下，在歐美列強中頗失面子，而朝鮮則給歐美輿論留下了頑強勇敢的印象，「隱士王國」的名聲更加遠揚。法國海軍軍官亨利·絮貝爾（Jean Henri Zuber）在中國上海逗留期間對這些輿論及法國將來的對朝政策分析道：「遠東各家報紙對我國遠征朝鮮發表了許多文章。大部分連普通常識也沒有，有的文章則異常精闢。《上海紀事報》敘事準確，十全十美，評論之正確令人驚異，給我們每個人留下深刻印象。大概有一位不願披露姓名的軍官為這家報紙提供材料，它對此次遠征的看法與我們大家的看法完全一致：從政治效果來說，是一塌糊塗；從水文和地理方面所獲結果來說，是了不起的。這家報紙希望我們能很快報仇雪恨，以維護歐洲在遠東的利益。但我認為歐洲當前的形勢不允許法國考慮新的遠征問題。」 果然不出他所料，1867年美國邀約法國一起出兵侵略朝鮮時，法國藉口自己已經對丙寅邪獄進行了充分報復而沒有同意。 後來法國後來發生了普法戰爭、巴黎公社等大事，之後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印度支那的擴張上，再也無暇東顧朝鮮。1886年，朝鮮和法國簽訂了修好通商條約，兩國終於建交。在這個條約中，朝鮮承認了天主教的合法性，法國也最終獲得了在朝鮮自由傳教的權利。 這次反侵略戰爭以朝鮮勝利告終，充分顯示了朝鮮人民不畏強暴、奮勇抗敵的愛國主義精神，書寫下朝鮮近代史上光輝的一頁。但它並沒能使朝鮮有所覺醒，從此跟上世界潮流，對內實行近代化改革，對外主動開放，反而使大院君更加堅定了實行鎖國政策的決心，進一步緊閉國門，使朝鮮更加孤立於世界舞台、落後於時代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