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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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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人》中國台灣作家柏楊。該書1985年出版於中國台灣,當年即評為台灣年度暢銷書。 該書結集作者的數十篇雜文,主要內容是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作者以「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將傳統文化種種弊端喻之為「醬缸文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濾過性疾病,子孫後輩永遠受感染,且持續不斷。 該書一版再版,還有日文、德文、英文等譯本行世。

作品欣賞

本文是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根據記錄稿整理。

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作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做一個口頭報告,請教於全國各階層朋友。不過做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台北,請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到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大學請我演講,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做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着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就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之後,把錄音帶寄來,只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十九世紀的南洋群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群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民族固然是長遠的,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台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

在馬來西亞,華人占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裡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明,馬來人的心胸不夠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

這種種事情,使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把對方當做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候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羨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蕩,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台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念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柄的人認為:只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地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子?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註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為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問他們:「你為什麼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就是這樣。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的是對的。我也會那樣做,因為我認為我做的是對的,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別人之手。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里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己。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鬆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我到愛荷華,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闆,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使我感動。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面指教。」

斐竹章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准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哪裡都是中國人。」我說:「好,我不講。」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覺得怎麼樣?」我說:「還是不准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哪裡都是中國人。」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干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並沒有變。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這不是自我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係?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麼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有人說:「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先。」這話有一個大漏洞。記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劇(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都要吃藥。有一次,兒子憤怒地說:「我不要這個藥,我寧願死,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體?」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爭、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難以自拔。我看到別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心裡充滿了羨慕。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

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台北曾經一度反髒亂,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我們的廚房髒亂,我們的家庭髒亂。有很多地方,中國人一去,別人就搬走了。我有一個小朋友,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嫁給一個法國人,住在巴黎,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打過地鋪。她跟我說:「她住的那棟樓里,法國人都搬走了,東方人都搬來了。」(東方人的意思,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有時候專指中國人。)我聽了很難過,可是隨便看看,到處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處跑,到處亂畫,空氣里有潮濕的霉味。我問:「你們不能弄乾淨嗎?」她說:「不能。」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我們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我們亂。至於吵,中國人的嗓門之大,真是天下無雙,尤以廣東老鄉的嗓門最為叫座。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兩個廣東人在那裡講悄悄話,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急撥電話報案。警察來了,問他們在幹什麼,他們說:「我們正耳語。」

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只要聲音大、嗓門高,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我想這幾點足夠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因為吵、髒、亂,自然會影響內心,窗明几淨和又髒又亂,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台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蟲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我只好說:「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團結起來,萬眾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憐你們,才教中國人不團結。」我一面講,一面痛徹心腑。

中國人不但不團結,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任何一個華人社會,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中國有一句話:「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人多有什麼用?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說他不了解,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年)來美國,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裡,談得頭頭是道,天文地理,怎麼樣救國等等,第二天我說:「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他一聽是張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說:「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說:「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國學校教書,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還講什麼理性?所以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一項嚴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也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嚴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一塊從中國來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那人說:「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你現在高樓大廈,我現在搞得沒辦法,我不告你告誰?」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譬如說,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滄海一粟,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麼!誰告你?就是你身邊的朋友,就是中國人告你。

有許多朋友同我說: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你可要特別注意,特別小心,他不但不會提升你,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因為他要「表示」他大公無私,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我常聽人說:「我們同猶太人一樣,那麼勤勞。」像報紙上說的: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不得了啦,三個人有三個意見。但是,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一旦決定了之後,卻是一個方向,雖然吵得一塌糊塗,外面還在打仗,敵人四面包圍,仍照舊舉行選舉!在我們中國,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後,卻是三個方向。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有人提議到舊金山,表決決定到紐約。如果是以色列人,他們會去紐約。如果是中國人,哼,你們去紐約,我有我的自由,我還是去舊金山。我在英國影片中,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有的要爬樹,有的要游泳,鬧了一陣子之後決定表決,表決通過爬樹,於是大家都去爬樹。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時候,大官還要照個相,表示他降貴紆尊,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國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夠好,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們到時候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這是窩裡鬥,還是要窩裡鬥。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這件事我錯了。」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我女兒小的時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結果是我錯怪了她,她哭得很厲害,我心裡很難過,我覺得她是幼小無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翻臉,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來,我說:「對不起,爸爸錯了,爸爸錯了,我保證以後不再犯,好女兒,原諒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後才不哭。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我教書的時候,學生寫周記,檢討一周的行為,檢討的結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騙了,騙我的那個人,我對他這麼好,那麼好,只因為我太忠厚。」看了對方的檢討,也是說他太忠厚。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那麼誰不忠厚呢?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惡毒的話。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弘揚世界。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暱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下流?

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後來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他說:「發什麼財?現在就要上吊!」我問他為什麼賠了,他說:「你不曉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講了半天,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和中國人交往很難,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我說:「這有什麼稀奇,不要說你們洋人,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要察言觀色,轉彎抹角,問他說:「吃過飯沒有?」他說:「吃了!」其實沒有吃,肚子還在叫。譬如說選舉,洋人的作風是:「我覺得我合適,請大家選我。」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請他,他也一再推辭:「唉!我不行啊!我哪裡夠資格?」其實你不請他的話,他恨你一輩子。好比這次請我講演,我說:「不行吧!我不善於講話呀!」可是真不請我的話,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跑來看我,他說:「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我說:「對不起,我還有約。」他說:「不行,一定要來!」我說:「好吧!到時候再說。」他說:「一定來,再見!」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可是洋人不明白,辦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要回去了!」英國教授說:「哎!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要到他家去啊!」我說:「哪有這回事?」他說:「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

這種種情形,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輩朋友,還沒有關係。如果他有權勢,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錢,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都是精神浪費。所以說,有句俗話:「在中國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就是軟件文化,各位在國外住久了,回國之後就會體會到這句話的壓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難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為你講了實話,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打轉。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開任何會議時,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睡醒一覺之後,會也就結束。為什麼呢?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聽不聽都一樣。今年(一九八四年)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一位大陸著名女作家諶容,寫了一篇小說《真真假假》,推薦給各位,務請拜讀。環境使我們說謊,使我們不能誠實。我們至少應該覺得,壞事是一件壞事,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這個民族的軟件文化就開始下降。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不是不光榮的事,甚至是光榮的事,這就造成一個危機,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

因為中國人不斷地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地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中國的面積這麼大,文化這麼久遠,泱泱大國,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只能在書上看到,只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馬上動刀子。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蹟很容易,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績。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蹟,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會走了,因為他開始發燒。寫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這些都是自我膨脹。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車掌小姐說:「我們這位司機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機,英俊、年輕。」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向大家拱手致意。這就是自我膨脹,他認為他技術高明,使他雖不扶方向盤,照樣可以開車。若干年前,看過一部電影。有一次,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當他上塔之前,展示給大家看,全場掌聲雷動。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覺得偉大起來,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接着就順着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說:「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他說:「你懂什麼?」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蓋子一蓋,偉大加三級,再往下一跳,撲通一聲就沒有了。觀眾大發脾氣,我們出錢是看飛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飛。他太太淒涼地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你膨脹的結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只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係,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貴,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大吃一驚說:「你這個人太衝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怕什麼?他只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只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讚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願意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是一個中國人被搶,捉到強盜後,他不敢去指認。每個人都恐懼得不得了,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利,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里———各位在《資治通鑑》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最燦爛的時代,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東漢,政府有個規定,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條。這樣下來之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腦上一套,滴水不進。一位朋友說:「怎麼沒有思考力?我看報還會發牢騷。」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僅有一面,不僅有兩面,甚至有很多面。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有一個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說它是個白球,另一邊的人,則說它是個黑球,他們都沒有錯,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而跑到另一邊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當我們思考問題時,應該是多方面的。

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給學生一個氣壓計,叫他用「氣壓計」量出樓房的高度──意思當然是指用「氣壓」測量高度,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氣壓」,老師很生氣,就給他不及格。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回答,他說:「老師要我用那個氣壓計來量樓有多高,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氣壓,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委員會的人問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學生說:「還有很多,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再量繩子,就知道樓有多高了。」「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學生說:「還有,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他所顯示的意義,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腦筋嚇死。

還有一種「買西瓜學」。老闆對夥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裡,就有賣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夥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來。老闆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闆問他:「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闆又罵他混蛋。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夥計老實,服從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夥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闆會誇獎他說:「你太聰明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傢伙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險,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乏鑑賞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以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裡批註孔丘的學說,或批註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致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別人有法制,我們也有法制,別人有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

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只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鑑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鑑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他當場拒絕,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並不一樣。我聽了很慚愧,他就是一個鑑賞家。

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不能靠別人賞賜。自由、權利是我們的,你付給我,我有,你不付給我,我也有。我們如果有鑑賞能力,就一定要爭取選舉,嚴格選擇對象;我們沒有鑑賞的能力,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能夠怪誰?好比說畫畫,假使我畫了畢加索的假畫,有人看到說:「這真好!」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是你瞎了眼!是你沒有鑑賞能力。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真的畢加索的畫就不會有人買下,假畫出籠,真畫家只好餓死。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結果把門裝顛倒了,主人說:「你瞎了眼?」裁縫師傅說:「誰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錯人!」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沒有鑑賞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1]

內容介紹

《醜陋的中國人》收集的都是以20世紀80年代初期,柏楊在各個學校所做的演講文章為主。而該書所有文章,都圍繞一個相同的中心主題,即是作者序言所說的:「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為此,作者他以"恨鐵不成鋼"的態度,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濾過性疾病,使子子孫孫受感染,不能痊癒。這也是全書核心及全部內容。

在文中,柏楊對被保守觀念禁錮的中國人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大膽剖析中國國民的「劣根性」,自揭家醜,曝露惡習。

創作背景

《醜陋的中國人》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書,在那個時代是非常受歡迎的。此篇講稿和另外兩場演講的記錄《中國人與醬缸》、《人生文學與歷史》,一篇訪問稿《正視自己的醜陋面》,以及柏楊的三十幾篇雜文、近二十篇的回應文章結集出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醜陋的中國人》。

柏楊自言:「中國人是一個受傷很深的民族,沒有培養出讚美和欣賞別人的能力,卻發展成自斗或阿諛別人的兩極化動物。更由於在醬缸里醬得太久,思想和判斷以及視野都受到醬缸的污染,很難跳出醬缸的範疇。」 因此作者要寫《醜陋的中國人》一書,讓中國人知道自己的缺點。痛心中國的「醬缸文化」,反省中國人的「醜陋」,就是要中國人活得有尊嚴。

作品鑑賞

作者以「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強烈批判中國人劣根性,並一針見血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的諸多糟粕。[2]

該書揭示了我們民族「種種『醜陋』」的性格或心理狀態。通觀全書,柏楊對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有一個總的看法,那就是:中華民族文化是一個「醬缸」,一個「發酸發臭」的醬缸,而中華民族的成員(即柏楊筆下的「中國人」)則「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大多數中國人」就是生活在這個「發酸發臭」的醬缸里的「醬缸蛆」。「中國人在這個醬缸里醬得太久,我們的思想和判斷,以及視野都受醬缸的污染,跳不出醬缸的範圍。」「在這種長期醬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們中國人變得自私、猜忌。」以至「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故中國人概而言之曰:「醜陋的中國人」云云。在柏楊先生眼裡,中國文化傳統應該統統拋棄,因為「中國文化的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

作品評價

馮驥才在《中國人醜陋嗎》認為「這是本令人深省的書」,並且將作者與魯迅相提並論:魯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對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楊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所激烈批評的也是中國人國民性的負面。應該說,他們的方式皆非學者的方式,不是嚴謹而邏輯的理性剖析,而是憑着作家的敏感與尖銳,隨感式卻一針見血地刺中國民性格中的痼疾。他在寫這些文字時,沒有遮攔,實話實說,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飾,像把一張亮光光的鏡子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兒髒哪兒丑,想想該怎麼辦。應該說,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優良的根性。一個真正的文明的民族,總要不斷自我批評和自我完善,不管是窮是富。貧富不是文明的標準。我們希望明天的中國能夠無愧地成為未來人類文明的脊樑,那就不要忘記去不斷清洗歷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時站在自省的鏡子裡檢點自己,寬容和直面一切批評,並從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堅實的自信來。

謝璽璋強調對作者的認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溝通——所謂壯懷激烈的情感,他認為:柏楊是一個鬥士型人物,語言帶有挑戰性和攻擊性。但很難擺脫那個時代,那個反對獨裁大體制下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他過度誇張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的角度過於絕對。

李敖則著《醜陋的中國人研究》一書,多篇文章中,對柏楊及其《醜陋的中國人》進行嚴厲批判。李敖認為,所謂醜陋的中國人只是一種刻板印象而已,柏楊將一部分中國人的醜陋加諸於所有中國人之上,是懦夫的行為;李敖並稱,作為國民黨「文學侍從之臣」的柏楊才真正是醜陋的中國人。[3]

作者簡介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中國當代作家,出生於河南通許縣,祖籍河南輝縣常村鎮常北村 ,漢族,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1949年後前往台灣,曾任台灣《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為海峽兩岸的人熟知。柏楊在很多所學校念過書,但從沒有拿到過一張文憑,為上大學數次使用假學歷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他的言論和書籍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爭議。 柏楊主要寫小說、雜文,後者成就更高,曾被列為台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他的雜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夢閒話》(10集)《西窗隨筆》(10集)《牽腸掛肚集》《雲遊記》等 。代表作有《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等。[4]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