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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元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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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元九書是一篇散文。此文第一段是開場白,簡要地交代寫作目的和背景;第二段和第三段,從詩歌的發生學談起,對什麼是詩歌的本質提出見解;第四段至第七段列舉文學史上的作家和作品,用十分簡潔的語句,敘述歷代詩歌發展變化的概況,闡明《詩經》以來反映現實的優良傳統;剩下的十二段,作者從自己的勤學苦讀,談到仕宦之後潛心詩歌創作,以及作品的巨大影響,在總結創作經驗時,着重談到文學創作與現實的關係,得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結論。全文平易流暢,洋洋灑灑,思想感情坦露無遺,語言文字通俗淺白,內容豐富,頗堪品讀。

原文

白居易〔唐代〕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江陵至於今,凡枉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敘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仆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並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

  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泄,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浸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仆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仆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

  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

  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仆《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仆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仆之才又不迨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百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仆詩者,知仆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遠征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

  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游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仆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為《元白往還集》。眾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仆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太息矣!

  仆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仆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

  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創作背景

  這封書信寫於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當時四十四歲的白居易正在江州司馬任上。從二十九歲進士及第後,經過十多年的宦海風波,被貶到江州當一名有職無權的司馬,經歷了他人生中最沉重的打擊,內心充滿憤慨和憂傷,思想上也不免矛盾和彷徨,這時收到時任通州司馬的好友元稹寄來的《敘詩寄樂天書》,乃思前想後,有感而發,在寒冬臘月的偏僻小城裡,寫下這封長信。

簡析

  《與元九書》是一篇散文。此文第一段是開場白,簡要地交代寫作目的和背景;第二段和第三段,從詩歌的發生學談起,對什麼是詩歌的本質提出見解;第四段至第七段列舉文學史上的作家和作品,用十分簡潔的語句,敘述歷代詩歌發展變化的概況,闡明《詩經》以來反映現實的優良傳統;剩下的十二段,作者從自己的勤學苦讀,談到仕宦之後潛心詩歌創作,以及作品的巨大影響,在總結創作經驗時,着重談到文學創作與現實的關係,得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結論。全文平易流暢,洋洋灑灑,思想感情坦露無遺,語言文字通俗淺白,內容豐富,頗堪品讀。

賞析

  白居易作文和他寫詩一樣,思想感情袒露無遺,語言務求通俗淺白,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這篇文章是在吸取前代和同時代作家所提出的詩歌創作理論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形成自己的詩歌理論的綱領,總結他創作政治諷諭詩的經驗,觀點鮮明,文字生動流暢,有較強的說服力,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這篇散文在簡要地敘述他寫作這封信的目的之後,以大量篇幅,列舉文學史上大量作家和作品,用十分簡潔的語句,敘述歷代詩歌發展變化的概況,闡明《詩經》以來反映現實的優良文學傳統。他從「六義」着眼,強調「風、雅、比、興」是「六義」的精髓,並從「六義」的興起、削弱,以至逐漸衰微、消失,評價不同時期的詩歌創作,雖然還不能概括從上古到中古詩歌發展的全貌,但基本上能自圓其說,成一家之言。他還提出詩歌的內容必須做到「根情」、「實義」,就是說詩歌所體現的感情和意義,正像植物的根和果實一樣;而形式上的「苗言」、「華聲」,是指詩歌的語言和聲韻只是苗和花。只有根深,才能葉茂,開出鮮艷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這個比喻十分形象地說明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即內容是詩歌的根本,形式必須為內容服務,只有內容與形式相統一,才能發揮它的社會功能。按照這個觀點,他在《詩經》之後,特別推崇杜甫的作品。肯定《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等名篇,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名句,而對六朝以來出現的脫離現實、綺靡頹廢的文風,「嘲風雪,弄花草」的形式主義作品加以批判和否定,態度明確,褒貶基本得當,為他提倡的新樂府運動揭示有力的理論根據。

  白居易從自己的勤學苦讀,談到仕宦之後潛心詩歌創作,以及作品的巨大影響,在總結創作經驗時,着重談到文學創作與現實的關係,得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結論。他談到自己「苦學力文」的過程,說從二十歲以後,「晝課賦,夜瀆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描寫具體生動,讀後令人感動。他還談到,在創作《賀雨》《哭孔戡》《秦中吟》等詩篇時,由於緊密聯繫當時的政治鬥爭和社會現實,貫徹自己提出的創作主張,卻被達官貴人切齒痛恨,但他毫無反悔之意:「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相反,他對自己的詩文得到各階層人民的歡迎,感到由衷的高興:「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此減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詩歌無論是在當時或是後世,影響是很大的,正是由於他用詩歌作武器,揭露社會矛盾,反映現實生活,具有進步意義。他特地把自己詩歌創作中有關「美刺興比」的篇章,編為《新樂府》一百五十首,稱為「諷諭詩」,體現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成果。

  白居易以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說教為準則,說明他寫「諷諭詩」是表達「兼濟之志」,其目的還是「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他寫「閒適詩」是表現「獨善之義」,特別是貶謫江州之後,他在政治思想上由積極轉入消極,寫了大量的「閒適詩」。所謂「志在兼濟,行在獨善」的人生觀,正是反映他思想上的矛盾,也正是這種思想矛盾,使他的晚年創作走上消極頹放的道路。此外,本文在評價作家作品時,對陶淵明、李白等的詩歌創作的批評也有不當之處,這也是必須加以指出的。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1]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