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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諫·初放《七諫·初放》是西漢辭賦家東方朔所寫創作的一首辭賦。這首詩表現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忠貞遭棄,無辜被流放的痛苦心情。抨擊楚王昏庸,群小營私,斥逐鴻鵠,近習鴟梟的黑暗政治,表現詩人獨立、堅定的節操,寧可獨抱忠信而死,也絕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節操。[1]

楚辭·七諫·初放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

言語訥譅兮,又無強輔。

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

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

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

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

群眾成朋兮,上浸以惑。

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

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

高山崔巍兮,流水湯湯。

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塊兮鞠,當道宿。

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

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

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

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

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

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

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

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翻譯

我屈原從小生活在國都,而今長大卻在原野居住。

我的口齒笨拙不善言辭,又無有勢力的朋友幫助。

我的才智疏淺能力微薄,而又孤陋寡聞無甚長處。

有利君國的話屢次進上,便把君王手下親信惹怒。

君王也不明察話的好處,終於聽信讒言把我放逐。

我暗自反省自己的行為,卻沒什麼要改正的錯誤。

群小們總是在結黨營私,君王越來越受他們迷惑。

佞臣取巧出入君王之前,忠貞賢臣有話難以說出。

堯舜似的賢君早已不見,又忠貞正直地為誰服務?

崇山峻岭永遠巍峨聳立,流水浩浩蕩蕩東流不住。

人已衰老死期就要來到,只能在荒野與禽獸為伍。

而今塊然獨處孤獨無偶,無所歸依在道路上露宿。

整個世道都是這樣渾濁,我的衷情又能向誰傾訴?

他們趕走了鴻雁和天鵝,卻把惡禽鴟梟親近保護。

他們把甜甜的橘柚砍掉,到處栽種苦桃這種樹木。

那些婆娑搖曳的美竹啊,卻只能在江邊潭畔獨處。

它上有茂盛的葉片禦寒,下邊陣陣涼爽清風送出。

誰能了解我與君王不合,不同心就像竹子與柏樹。

逝去的聖王我追趕不上,卻又等不到以後的明主。

高遠的蒼天啊高遠的天,你為何不解救我的冤屈。

我怨恨君王他終不覺悟,唯有獨抱忠信一死結束。

(黃壽祺、梅桐生譯,略有改動)

注釋

(1)平:屈原之名。(2)訥:遲鈍。譅:艱難。此指拙於辭令。(3)褊(biǎn):狹,此處引申為微薄。(4)數(shuò):屢次。便事:有利的事。(5)門下:國君親近之人。(6)群眾:群小。成朋:結黨。(7)浸:漸漸。(8)滅息:消聲無言。(9)湯(shāng)湯:大水急流貌。(10)坑:陂池,此指陷阱。(11)塊:獨處貌。鞠:匍匐。(12)近習:親近。鴟梟:貓頭鷹,古人以為惡鳥。(13)便(pián)娟:輕盈美麗貌。(14)葳蕤(wēi ruí):繁盛的樣子。(15)泠(líng)泠:清涼爽快貌。(16)竹柏異心:王逸《楚辭章句》:「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柏心實,以喻君暗塞也。」(17)振:解救。理:答理。

原文翻譯賞析注釋

賞析

中國早期封建社會,有一類文人,他們滿腹經綸,博聞善辯,關注國事,渴求功名,文辭甚高,自視也甚高,然而卻因種種原因,終不為朝廷所用。進不能取卿相,退又不甘隱山林,這種尷尬處境,使他們轉而抑聖為狂,諧謔放蕩。他們常常通過滑稽奇特的言行,去曲折地表達自己的失意之悲和對朝廷政治的諷諫。然而在君王眼中,他們終不過是調笑取樂的工具。[2]

東方朔正是這類文人的代表,所謂「滑稽之雄」(《漢書·東方朔傳》)。

不過,在總題為《七諫》的七首詩歌里,東方朔並沒有擺出玩世不恭的面孔,他換了一種同樣曲折的方式——借屈原之口,代屈原抒情來表達上述特定心態。用王逸《楚辭章句》的話說,就是「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即一方面結合屈原身世,運用屈原騷賦的形式,去表達屈原的政治、人生態度;一方面也表達出自己對當朝的勸諫,發泄出自己的沉淪之悲。這種含義的二層性,應當是我們理解《七諫》的門徑。

《初放》是《七諫》的首篇,寫屈原初被放逐時對楚國黑暗政治的抨擊,表現屈原寧可孤獨而死也絕不改變自己人格情操的高潔精神。詩歌可分為三段。

首段從頭至「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本段用賦的手法,簡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身世遭遇以及無可改悔的堅定立身態度。詩歌頭兩句寫出一種似乎矛盾的現象:出生在國都,卻生活在山野。這本是屈原遭遇的總述,這兩句置於全詩之首,暗中提出了一個問題,讓人去思索其究竟。以下便是作者對此問題的簡單回答:原來是自己天資駑鈍,拙於辭令,加之勢單力薄,遂以直諫不被君王理解而遭放逐。「言語訥譅」幾句,王逸《楚辭章句》認為「是其謙也」。確實,當年的屈原是「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寫本詩的作者也「博聞辯智」(《漢書·東方朔傳》),才思敏捷,都絕非「言語訥譅」「淺智褊能」之輩。因此,這與其說是自謙,不如說是一種憤激的反語。「言語訥譅」是說自己沒有巧言佞舌,「淺智褊能」是說自己不善逢迎鑽營,所以屢次忠言直諫,既為君王親信所怨,又為君王本人所惱,終於被棄。下面「伏念思過」,是被逐後的深沉反思,「無可改者」是思索的結論。它看似平常,語氣卻是斬釘截鐵的決斷,使人想到《離騷》中「雖九死其猶未悔」。

第二段從「群眾成朋兮」到「下泠泠而來風」。本段以議論為主,對朝廷不肖居上、大賢處下、諂佞得志、忠直孤獨的黑暗腐敗現象,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細味此段,又可分為兩層。第一層至「余將誰告」。它採用直接論政的手法,使作品鋒芒畢露。「群眾成朋」與前之「又無強輔」呼應對比,寫出小人充斥朝廷的驚心現實。「上浸以惑」與「堯舜聖已沒」則直刺國君昏昧。「高山崔巍」四句,從內容上講是用自然之永恆反襯人生之短暫,這種濃厚的生命意識與被放逐處境的結合,便寫出一種深沉悲痛;從詩歌形象講,無論巍巍高山還是浩蕩流水,都帶有一種崇高闊大的氣魄,挾着一股浩然正氣,這又使詩歌在悲傷中具有了崇高的意境與悲壯的氣氛。「塊兮鞠」四句則進而寫出了黑暗政治下正直之士的孤獨感和悲悽處境。第二層是第一層的藝術形象化,它沿用《離騷》「香草美人」手法,以被斥逐的鴻鵠、被斬伐的橘柚象徵賢才直士的遭遇,以被保護的鴟梟、被栽培的苦桃象徵奸佞之輩的得意處境,形象地描繪出了朝廷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的現實。「便娟之脩竹」四句,則通過婆娑修竹生於郊野江潭的描繪,進一步寫出這種現實,同時用修竹上防寒露、下送清風的美好品質,象徵地寫出了自己頂邪惡、惠下民的美德。

第三段為詩歌最後八句。本段轉以抒情的筆調,表達被放逐後的深沉孤獨與悲哀,並再次表明了自己正道直行、死而後已的決心。「孰知其不合兮」兩句,寫自己與君王政見根本不同,分歧是無法彌合的。這裡用了一個形象的譬喻,「若竹柏之異心」。王逸《楚辭章句》說:「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柏心實,以喻君暗塞也。」這樣講是很準確的。「往者」兩句,寫出了屈原作為一個頭腦睿智、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在那樣一個特定時代的強烈孤獨感。本來,一切超凡出眾的人都難免有一種落落寡合、眼空無物的孤獨,更何況屈原又有那樣悲劇性的遭遇呢。這兩句使我們想起後來陳子昂那「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的悲愴浩嘆。應該說,東方朔代屈原所抒發的這種感慨,與古往今來一切難為人知、不為世用的志士仁人的感慨都是相通的。緊接這種感慨,是對天的呼號,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它將絕望悲愴的情緒,推到了一個高潮。最後兩句,則又是從高潮的大跌落,情緒由高亢轉向深沉,而唯其深沉,詩人那無邊的幽憤、那崇高的人格,才獲得了更為感人的力量。從內容上講,這兩句正與《離騷》中哲王不寤「懷清白以死直」同,表達了屈原決心以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

前面談到,東方朔這組作品具有兩重內涵,既是代屈原立言,又為自己寄慨。但由於詩歌是代言體,所以我們對它首先要結合屈原的身世去理解。至於東方朔本人的感慨和諷諫,則可從詩歌的基本內容與情緒基調上去作總體把握,而不必非要將詩句與東方朔的具體經歷一一比附不可,否則便易流於穿鑿,違背鑑賞規律。

本詩既是代言體,所以與屈原諸作相比,沒有多少獨創性,例如四句一轉的章法,香草美人的比興等等都是沿襲屈原的。不過,詩歌在寫作上 也有一些特點。例如從手法上講,它大體按照敘事—議論—抒情的順序寫作,但三者又常常是融混難辨的。與此相應,從情緒基調講,則大體是平靜—激烈—深沉,而每段之中又自有跌宕起伏(例如末段),但總的說來全詩是悲愴熾烈的。此外,它的句法較靈活,「塊兮鞠」兩句,引入三字句,使詩歌在節奏上奇崛而富於變化。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簡介

東方朔(生卒年不詳),本姓張,字曼倩,西漢平原郡厭次縣(今山東省德州市陵縣)人。西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漢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東方朔上書自薦,詔拜為郎。後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職。他性格詼諧,言詞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談笑取樂,他曾言政治得失,陳農戰強國之計,但當時的皇帝始終把他當俳優看待,不以重用。[3]

參考文獻

  1. 七諫·初放 百度
  2. 《楚辭·七諫·初放》原文翻譯賞析注釋 李白詩歌網
  3. [《漢書·東方朔傳》: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