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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釋例》是中國古代文字學著作。清王筠撰,成書於道光十七年(1837)。主要版本有清山東刊本、清四川刊本、滬上石印本等,較為通行的是《萬有文庫》本。[1]

  王筠 (1784—1854),字貫山,號菉友,山東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舉人,曾任山西鄉寧知縣,博通經史,尤長於《說文》。所著尚有《說文句讀》30卷、《說文系傳校錄》30卷、《文字蒙求》4卷、《毛詩重言》1卷附《毛詩雙聲疊韻說》1卷、《正字略》2卷等多種。

  本書共20卷,着重闡發《說文》全書的體例。全書內容包括以下九個方面: (1)對指事(卷一)、象形(卷二)、形聲(卷三)、會意(卷四)、轉注(卷四)、假借(卷五)等「六書」體例的闡釋,力圖解說許書分別部居的原因及部首次序安排的內涵;(2)對《說文》中亦聲 (卷三)、省聲 (卷三)、一全一省 (卷三)、以雙聲字為聲(卷三)、兩借(卷三)、一字數音(卷三)、形聲之失(卷四)等有關字音部分加以闡釋;(3)對《說文》中字形體例進行了總結、分類,如彣飾(卷五)、籀文好重疊(卷五)、或體(卷五)、俗體(卷五)、同部重文 (卷六)、異部重文 (卷七)、分別文累增文 (卷八)、疊文同異(卷八)、體同音義異 (卷八)、展轉相從 (卷九)、母從子 (卷九)、《說文》與經典互易字(卷九)、列文次第(卷九)、列文變例(卷九)等項,皆是; (4) 對 《說文》 中說解正例 (卷十)、說解變例(卷十)、一曰 (卷十)等說解之體例進行了歸納; (5)對 《說文》中非字者不出於說解(卷十一)、同意(卷十一)、闕 (卷十一) 等用字問題作了說明; (6) 對《說文》中有關挩文(卷十二)、衍文(卷十二)、誤字(卷十三)、補篆(卷十三)、刪篆(卷十四)、迻篆(卷十四)、改篆(卷十四)、觀文(卷十四)、鈔存(卷十四)等版本校勘問題,進行了詳盡的歸納;(7)對《說文》中的一些疑點,提出了自己的存疑意見,如卷十五至卷二十二的 「存疑」部分; (8) 對 《說文》 中有關「六書」的定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主要表現在卷一的 「大書總說」部分; (9) 對 《說文》中讀若直指(卷十一)、讀若本義(卷十一)、讀同(卷十一)、讀若引經(卷十一)、讀若引諺(卷十二)、聲讀同字(卷十二)、雙聲迭韻(卷十二)等有關讀音問題,進行了細緻地鈎沉。這九個方面幾乎涉及到了《說文解字》的體例及相關問題的各個方面,且自成一家之言。誠如他自己所說,能 「明許君之奧旨,補茂堂所未備」 ( 《自序》)。

《說文釋例》主要內容簡介及賞析

  本書之所以在清代《說文》研究中自成一體系,主要是因其有三個方面的顯著特點。第一,本書首次系統地論述了「六書」的名稱涵義與次序排列問題,在中國文字研究理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許慎的 《說文解字敘》中 「六書」的名稱和排列次序是: (1)指事,(2)象形,(3)形聲,(4)會意,(5)轉注,(6)假借。從表面看來,「六書」名稱如何,排列次序誰先誰後,似乎無關緊要,但是歷代對此爭論卻頗多,因為它關係到對文字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的認識問題。所以王筠對此也十分重視,經過反覆研核前賢之說,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六書次第,似班書首象形為是。《通志》曰: 『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能,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許君首指事,似不可解。楊錫觀曰:『文字之作,因事而起。』其說似未確。」在批評了許慎「六書」排列次序不當的同時,又對班固 「六書」的名稱提法提出了糾正意見,從而把自來混亂的「六書」名稱與次序劃歸一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第二,本書首次系統地分析了「六書」中形聲字的次範疇分類問題,把形聲字分析、歸納為以下六種情況: (1) 「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2) 「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3) 「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4) 「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5) 「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6)「闤闠衡銜之類,是外聲內形」。這種規律性的總結,是前此的《說文》研究著作所未曾有過,可謂是本書的發明。第三,本書對《說文》體例的闡發較之他書更為全面、透徹,不僅總結出其說解正例,而且還指出了其變例。如卷十 《說解正例》說: 「許君說解,必先字義而後字形。其說形也,或此字形屬會意,則先舉本部首而後及別部之字。如天在一部,雲從一、大,先一後大是也。如字義重大,即必入大部,而說曰從大從一矣。……蓋並峙為義,則先一義為主,字當入主義之部也。此類往往小徐得之,大徐多言兩從,非也。或此字之形為形聲之正例也,則曰從某某聲而已。如其變也,則聲兼意,意兼聲,其詞並同。曰從某、從某,某亦聲,或曰從某、某,某亦聲。如 『胖』下雲: 『從半,從肉,半亦聲。』 『珥』下雲: 『從玉、耳,耳亦聲是也。』 ……」。又如卷十《說解變例》說:「說解之例,必先說字義,再說字形,即不待說而自明者,亦必說之,體例固然也。如: 『天,顛也』; 『帝,啼也。』天、帝人所共知,故說以雙聲疊韻之法,而非字之正義,不似解說正例。……」如此之類的總結,對於了解、掌握《說文》的體例,領會許君之奧旨,具有重要的啟迪與幫助。

  由於本書「獨辟門徑,折衷一是,不依傍於人」,故在清代《說文》研究中自成一家,被學術界推為「許氏之功臣,桂、段之勁敵。」(《清史稿》)本書梓行後,原來研究較為薄弱的《說文》體例問題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重視。踵繼本書之後,相繼有江沅的 《說文釋例》、王煦的 《說文五翼》、董詔的《說文測議》、張行孚的 《說文發疑》、葉德輝的《六書古微》、陳瑑的《說文舉例》、王宗誠的 《說文義例》等多種問世,雖皆本書的同類,但無有出本書之右者。直至今日,本書仍是研究 《說文》 者的重要參考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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